上海证券报 乐嘉春

　　目前中国已步入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阶段。此时，恰逢制订＂十一五＂计划(2006年－2010年)之际，而这一计划将构成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依据。那么，如何寻求适当的理论来指导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一五＂计划？这一问题值得关注。

　　纵观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年增长率平均高达9%，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也给整个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是，持续高速增长也带来了不少挑战，包括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利用缺乏可持续性等等。观察往往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对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则显示了我们的未来发展战略。

　　因而，在我们制订＂十一五＂计划时，要从解决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入手。不回避问题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也不能深陷于具体的问题中，否则就会落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尴尬境地，从如何解决经济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具体问题上升到抽象或概括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恰恰是一个异常关键的问题。从目前看，＂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倡导，事实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科学发展观对于指导＂十一五＂计划意义尤为重要，将使我们从过去单一追求GDP增长目标转向增进经济增长与其他人类发展指标改善的协同发展目标上。这一变化会对未来经济增长方式及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产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理论如何指导实践，又涉及到如何将科学发展观化作一种具体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恰恰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我们可以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但切忌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万能钥匙。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只有经一国文化、历史和社会的具体情况的＂过滤＂而发生变形之后才能形成它的实践价值，这是一种理论与具体的实践(或言尊重一国国情)相互融合的有机表现。它表明一种理论的解释力与其实践价值是有区别的。如何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中国具体的经济问题相互融合，是形成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关键所在，也是目前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

　　其实，这一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国经济周期变动往往是主要由投资需求变化引起的，投资需求的宽幅波动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所少见的。而我们这里根本原因是由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引起的，这往往又与地方政府考核GDP指标密切相关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政府需要加强宏观调控来烫平经济周期波动。类似的还有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体制性问题，这些隐藏在诸多经济现象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我们很难在短期内予以解决。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理论对目前诸多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无法形成解决这些制度性问题的实践价值，这一现象恰恰预示了我们需要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扬弃＂，使之与中国的具体经济问题及经济发展阶段相互符合，发展出一种符合我们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理论。

　　在我们看来，这种经济发展理论应立足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不仅要观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更要尊重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下，通过推进和深化市场化改革，分阶段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去实践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说明，当科学发展观已成为制订＂十一五＂计划的最高理论指导时，如何去发展一种适合于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经济发展理论也就变得更加迫切了。因为，在制订＂十一五＂计划过程中，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及如何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理论依据与路径，发展这一理论就显得非常有价值了。

　　当然，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尽管目前代表中国声音的经济发展理论还＂羽毛未丰＂，但改革开放使我们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认识，完全可以为制订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