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 赵晓雷 教授

　　内容提要：经济理论研究包括纯理论研究和现实经济研究。前者是对经济理论体系的修正、改进和完善，对原有的命题或定理进行深入地研究，使得根据这一命题或定理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体系更为合理和完善。后者是对经济实际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作理论研究，对有关经济现象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并发展出新的理论。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功能是对各种经济现象作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解释，并进行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创新。根据这一定义，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后(1979年起)经济理论的发展阶段、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并给出一个基本的概述。

　　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理论的发展阶段及发展特征

　　经济理论的发展阶段必然受到历史背景的影响，因此划分理论发展的阶段应当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的状况。考虑到既能基本反映理论经济学的发展特征，又具有鲜明的历史印记，我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1979年—1991年的学术繁荣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998年的理论深化阶段。

　　1、1979年—1991年经济理论繁荣发展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思想学术界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经济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从发展特征上看，这一阶段的经济理论大体上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条线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并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在基本理论的建设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以斯大林理论和苏联范式为核心的所谓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线索，随着“文革”的结束已基本湮灭(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是基本湮灭了，但其积习的消除则是旷日持久的)，而代之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这后一条发展线索虽从80年代初开始呈现，却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到80年代末，已与第一条发展线索互相交会、互相融合，初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交融会通的主流趋势。例如，8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突破与创新，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因素而提出和创立的。又如，80年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经济现象，如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劳动力转移、失业、非国有经济的成长、要素市场尤其是金融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育等等，这些经济现象由于是发生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这个转轨目标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环境中，所以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还是纯粹的西方经济理论、都不可能单独适用。必然要将上述理论相互补充、互相交融，才能对特殊社会环境、特殊经济条件中出现的经济现象作出准确合理的解释；再如，从经济学研究人员的构成看，当时大多数经济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兼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训练。他们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判断，认识到墨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成结论不足以解决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故必须创新；又认识到仅靠西方经济学亦不能准确地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故须对其作科学的分析与借鉴。

　　另外，这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条发展线索的交融还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上。80年代以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侧重于依靠逻辑推理构造抽象的理论和规律，而疏于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解释和分析。进入80年代，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随着新一代经济学者的成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逐渐推广采用。这种研究方法不掺入研究者的主观偏好和价值评价，旨在说明现实经济运行“到底是什么样”。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学者的思维习惯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变革特征，真正的实证分析尚不多见，大量的研究仍具有很强的规范分析色彩。然而实证分析方法日益被重视，与规范分析方法相互交叉、迭代，逐渐融入主流。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发展经济学的结构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广泛采用。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由于其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论特征，以及符合中国经济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需要，因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这一时期之所以称为中国经济理论的繁荣发展阶段，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经济改革和发展对经济理论的迫切需求以及经济学界的空前活跃，经济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学术观点的层出不穷。根据《全国新书目》及《全国经济科学总书目》中所收录的经济学著作目录，从1949年—1979年的30年间，中国共出版经济学理论著作692部(其中著述469部，翻译223部)；而1980年—1989年的10年间，中国共出版经济学理论著作4040部(其中著述3463部，翻译577部)。至于在8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期刊和所发表的经济学论文，则更是叠卷浩帙，汗牛充栋。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外经济学术交流也是空前活跃，与欧美、东欧、国际组织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学方面的学术交流全方位展开，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理论走向世界。

　　2、1992年—1998年经济理论深化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线索仍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阐发和某些方面的创新以及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而且这两条发展线索进一步交会、融合，分野虽可辩析，但绝不是泾渭分明。

　　在80年代发展的基础上，90年代的中国经济理论是逐渐深化了。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就不仅是对经典著作的解读以及运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和概念对“苏联范式”进行批判，而主要是力求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并努力将这一开放性理论体系向前推进，使其对现实经济(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些理论要素上，概念范畴上乃至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又如，对西方经济学的转述和应用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对理论的引进不再是零散的，而是整个理论体系、整个学派的引进介绍；对基本理论把握得更准确，对基本分析工具也运用得比较娴熟，而且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前沿也有一定的介绍和了解；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应用也更理性、更求实效。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态势下，西方经济学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力、预测力等应用价值将愈益明显。再如，90年代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也有一番新气象，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基本假设、理论框架上力求简洁、力求严密的特点以及力图使每一个经济范畴都可作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学界。在对现实经济的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确实富有魅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高度的抽象力、强大的逻辑推理以及对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利益关系的透彻分析又是西方经济学所不及的。从这一层次看，90年代这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就不仅仅是若干范畴、概念上的交叉和吸纳(如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加进均衡价格、机会成会、效用函数、消费函数、乘数原理、市场均衡等范畴)，而是在基本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基本范畴体系方面的互相借鉴、互相交叉和相互融合。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理论范式，虽然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问题，但由于理论视角不同，其基本范畴体系、理论框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同一理论体系中不同流派的差异，而是两种理论体系的差异。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两大理论体系最终能否溶为一体，目前尚无法作出定论。但至少在90年代的中国，这两大理论体系虽然有交会、有融合，但并未整合于同一框架中。

　　总之，在9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者以更扎实的专业训练、更冷静的思考、更深入的研究，把中国的经济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理论研究概况

　　所谓经济理论研究概况，是指经济学界在这一时期所研究的一些主要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主要理论观点。2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是与改革开放的历程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作为一种环境和氛围影响经济理论的发展，而且还作为一种“内生交量”，直接提出问题并提供研究素材，以决定经济理论的时代性、致用性特征。

　　1、1979年—1991年经济理论研究概况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对原理、概念、定义的讨论仍比较多，但与现实经济的联系日益扩展。从研究方法看，规范分析仍是主要的方法，但由于现实经济研究的需要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注重统计数据乃至实证分析的方法逐渐受重视。从学术风气上看，空泛、教条、诠释政策的作风有所克服，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科学态度逐渐得到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也因之而更具有真正经济科学的性质。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大体上可以分为几类。一是对历史上一些老问题的继续和延伸研究，这一类问题主要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二是从新的角度、新的内涵对一些原有的理论和概念作新的研究和表述，这一类问题主要有：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等。三是对一些新的经济问题、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并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这一类问题主要有：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通货膨胀，经济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知识价值论，股份制经济，企业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

　　从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和修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80年代初叶，我国相继出版了一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论著，但在体系和内容上仍未能摆脱苏联教科书的理论影响和框架束缚。198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召开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讨论会”，探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问题。会议认为，从已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看，在体系、结构、内容上突破了一些传统范式，但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认识以及研究方法的变革上仍未有大的创新。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不断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命题要求经济学界论证、解释，因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要将这些重大的新问题纳入自己的体系，以全面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比如，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命题提出后，理论界普遍认为，必须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基本观点贯彻到社会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全部经济过程的理论分析中去，彻底抛弃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的观点，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以及现阶段的经济特征。又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是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发展的，而经济体制又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只了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而不研究这一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就不能全面深入地把握社会主义经济的时代特征。再如，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中的一个重大变革。但如果在观念和范式上不作根本的变换，则难以科学地说明这一问题。

　　综观80年代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论著，一个共同的理论主线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主线构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在理论范畴、内容结构、分析方法等方面进行科学的探索、研究和创新。如果最终真能形成这样一种理论体系，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点上提出若干具有公理性质的人性基本假设和人类行为基本假设，在这些假设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和人们的经济行为展开实证分析，发展出一整套相应的概念、范畴以及由此构筑的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可以说明公有制经济中人们的利益关系以及为追求利益而生成的行为关系和行为机制，并进而说明这种行为关系和行为机制与资源配置及收入分配的关系。那么，这将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在80年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传播、研究、应用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为了大规模地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学，1979年9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北京成立。1980年，在北京大学开办了“国外经济学讲座”，课题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论、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投入产出分析、经济预测理论和方法等。讲座共约60讲，时间为2年。学员有各大专院校教师、研究机关人员和国家各部委高层干部。讲座结束后，教程集辑出版，同时出版了一批普及性读物。

　　80年代上半期，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和研究主要是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主。其中最多的是对后凯恩斯主流学派一些重要著作的介绍和研究。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的《经济学》是当代后凯恩斯主流学派的代表作，在我国广为流行，大多数大专院校将其作为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这一时期，其他一些非主流理论如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的著作也有翻译进来，对它们也展开研究。但这些学派作为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其理论和政策主张对于当时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改革目标的中国是不甚适宜的，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学派的理论较贫乏，政策较单一，根本无力取代凯恩斯学派。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些理论弥补了凯恩斯理论的不足，有可能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

　　在80年代下半期，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和研究转变为以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为主，同时对国民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亦成为一个重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以其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现状的理论特点，以及在分析方法上极强的实证性和比较分析的特色，而对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另外，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基本上是由政府启动的，加之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低，现代性因素积累缓慢，所以要使经济快速发展，必须经历一个国家干预强化阶段。这一政策主张也是符合了我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偏好。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引入和研究的特征表现为以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为重点。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国家也是从20世纪20、30年代兴起，60、70年代才渐趋成熟，属于经济学前沿学科。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不仅在理论和分析方法上有重要的价值，而且也缩短了我国经济学研究与世界经济学发展的距离，表明我国在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研究、运用方面在原来的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

　　2、1992年—1998年经济理论研究概述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时期，经济学界所讨论研究的问题主要是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环境和道路等。1992年邓小平同志作南巡讲话，激发了中国经济学界再度活跃。从经济理论自身看，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所释放的思想能量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二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整个9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学界主要围绕这两大问题以及由此派出的其他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大讨论，作了许多研究工作，发表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成果。

　　这一时期讨论和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生产力标准，所有制及公有制主体地位，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姓“资”姓“社”，私有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经济改革的道路等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议题，但由于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受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色彩的制约，因此在不同的思想政治环境下，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就会反复被提出来讨论。多次的讨论虽然难以使不同或对立的观点趋于一致，甚至会发生意气用事的攻讦，但总能有助于消除一些观念上、思想上的障碍，推动经济理论研究向前发展。

　　除了上述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经济学界还对现实经济运行展开深入研究。9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连续的高增长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2年GDP增长率14.2%、1993年13.5%，1994年11.8%，1995年10.2%。1994年通货膨胀率为21.7%，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峰。1995年虽有所下降，但仍处在14.8%的高位。1994年6月24日，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开始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在这一经济背景下，经济学界就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泡沫经济、宏观调控手段等论题各抒已见，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政策咨询价值，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90年代下半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也更趋成熟，更趋理性。这一时期，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凭借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作了冷静的思考，从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关经济理论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如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中国经济学寻根，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等等。有论者将构成中国经济理论主流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成是“传统经济学”，认为传统经济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缺陷使其丧失了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传统理论的危机为经济学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需要对传统理论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批判，借以开拓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和发展新的理论。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综合了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经济学应当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价值，有为中国经济服务的“经世致用”价值。在中国市场化改革深化之际，有些经济学者提出了“过渡经济学”的思考。所谓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可视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分支。国外一些学者对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变革进行研究，试图归纳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般框架。以此为启发，一些中国学者(包括境外的中国学者)也将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轨迹及特征。由于中国的改革道路与俄罗斯、东欧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改革以来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又引起了国外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因此中国的“过渡经济学”被认为是极有前途的，不少人甚至断言，如能用标准的经济学语言和方法给出一个理论框架，对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作深入研究，其成果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

　　90年代中叶以来经济学界的另一重要景观是对经济学说史研究的重视以及对中国经济思想的文化特质及人文意蕴的回溯。这一现象是与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史研究蓬勃兴起这一学术思潮相联系的。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不单单是因为“世纪末”的文化反省，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向成熟的趋势，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价值、学术本质的严肃思考和对学术的人文底蕴、文化传统的理性探索。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些学者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这一背景下考察中国经济理论的思维特质，探究其历史文化传统脉络；有学者从世界经济学说史这一视角审视中西学术文化的历史交融，力图证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中的应有地位；也有学者致力于纠正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偏颇，使其归复于古典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学术规范，旨在将经济学从经验主义和工具理性形态提升到“意识形态”(Ideolgoy)——科学理性逻辑形态，或至少能够涵摄人文学科。学术史研究的张扬也说明中国的学术研究在学术规范、学科分类、知识体系、学术语言、分析方法等学术本质和学术表现方式方面正在逐渐与世界学术接轨，表达了进一步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及世界学术一体化的时代要求。

　　90年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研究和应用也有一番新的景象。第一，在整个9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引进、研究中长盛不衰的热点。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在我国引起大的重视，从方法论角度看是有其特定原因的。西方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将经济增长看作是资本投入及技术进步的函数。在这类模型中，产权制度、经济制度被视为是一种既定因素或外生变量。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创新对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现代社会依靠产权机制或产权制度，能够提供某种有效的激励或减少浪费的约束，使稀缺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这一学说认为制度变迁(而不是技术变迁)是收入增长的更本质的源泉，并将制度变迁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种理论对于处在制度变革过程中的中国是具有相当启迪意义和应用价值的。第二，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非常注重引入西方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信息经济学及激励理论，博奕论，公共选择理论，资源经济学，企业资本结构理论，期权定价理论，资本市场效率理论，拍卖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其他一些前沿理论。当然，与国外经济学的发展相比，我国在西方经济学前沿学科的引入、研究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与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钟情于凯恩斯主流学派的情况不同，90年代以来，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起了中国经济学者的很大兴趣，尤其是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更是得到一些中青年经济学者的推崇，引用哈耶克的言论几乎成了一种时髦。这种情况既与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经济学或称保守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国家的“复兴”这一背景有联系，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一些经济学者主张加速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在理论研究中的反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走红，暗示着一种观念倾向开始产生，即人们怀疑依靠政府的管理和干预能否实现经济现代化。集中决策与民主化进程是否相违背。从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这倒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变化。第三，9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经济学的应用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许多经济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研究中国经济，在大部分研究中国经济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中，都体现了这种“西学化”倾向。在一些研究文献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同时使用、相安无事的情况。经济学研究中的这种状况与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这两大理论体系在中国融合、会通的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

　　当然，在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学术界还是有不同看法的。90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大论争。针对不少中青年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全盘肯定”、“全盘照搬”的态度和“西方化”情结；一些中老年经济学者，尤其是一些专业从事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教学研究的经济学家从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和立场出发，运用阶级分析的工具，批判了西方经济学的阶级辩护性以及一些假设、范畴、理论上的缺陷，指出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不能走西方经济学化的道路，还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认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解释现实经济运行上苍白无力，所揭示的“规律”与社会经济活动无甚相关性。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从对该体系的修正转向批判与重建。他们主张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甚至干脆反对“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提法。论争双方的观点结论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学术界有争论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学术自由繁荣的一种表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两派理论从不同的价值判断乃至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偏好出发，使用不同的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也许永远也争论不出一个结果。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其主要症结之一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欧洲中心论”观念。由于近代以来欧洲对全世界的征服，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遂形成了“欧洲中心”的观念。这种观念在经济学中尤甚，因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纯思维性的科学，它有较强的实验性，被认为有更广泛的普适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和文化理解的深入，西方世界也已开始改变那种偏狭和狂妄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开始以公正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其他文明。然而中国的一些(为数还不少)学者仍以西方学术视为标准或经典形态，并以此为参照来评判和指摘中国的学术，同时显示自己的“西方化”优越感。这其实是一种浅薄的心态。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取方式不同以及社会结构不同，从发生学角度看，每个民族或每种文明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有差异的，或者说他们的思维形态是有差异的。例如，同样是配置土地资源，古代西方由于土地贫瘠，为保持地力，便发展出了休耕制。这种休耕制的性质是草田轮作，休耕期间让耕地长草，发展畜牧业，以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即使到了中世纪，欧洲发展了三圃轮作制，其中仍有一圃是休耕。而古代东方由于土地肥沃，所考虑的便不是休耕轮作，而是农作物轮作，以充分利用地力，提高粮食产量。所以，发源于大河流域的古代东方文明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不是保持地力以及寻找粮食以外的其他食物来源，而是灌溉和治水。由于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不同，因此知识背景、思维形态也就不同。只要有文明的独立形态，也就有思维的独立形态和学术的独立形态。当然，不同的文明形态之间会普遍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元素——思维中的同异律和相关律，哲学中的本体论，经济学中的资源稀缺和选择，等等。科学的研究就是要揭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于这些元素的刺激或影响，由此引致不同的思维形态和学术体裁。这些最基本元素构成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基础，也为追求科学普适性提供了路径。要开展交流对话，必须要有一种可通约的思维框架和规范的话语系统，这是一种技术手段，一种文化学术交流的工具。在掌握这种手段或工具方面，中国的学者可能比较落后，但这不应导致对中国文化学术的自卑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在对等的位置上与别人开展交流，是因为中国学人对交流的技术手段掌握上的落后，并不是中国文化学术的落后。而且，交流和对话为的是吸纳和互补，而不是依附。一味的依附不仅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也让别人看不起自己。总之，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实质上是一种学术交流。西方经济学也许提供了一种通约的分析框架和规范的话语系统(比如最基本的市场模型和数学语言的成功运用)，但它不可能淹没中国的学术传统，也不可能全面改变中国的思维形态和学术体裁。在美国和英国，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传统、思维习惯和学术体裁也许没有大的差异，因为它们同属西方文明。但中国和欧美分属不同的文明形态，上述差异就难以消除(即使是宣称“脱亚入欧”的日本，其公司形态和公司经济学也并未与西方完全一致)。只要经济学还没有变成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这种差异就会一直正常存在。有差异并不妨碍交流，只要能掌握交流的技术手段。但交流的目的是发展自己而不是依附别人。科学的普适性是一种包容，天然排斥地理上、种族上、文化形态上的偏狭。这才是睿智的科学精神。三、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理论创新分析

　　对于“经济理论创新”这个题目，要作几点谨慎的说明。首先，这一考察仅限于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其参照系是纵向历史地，并不涉及世界范围经济学的发展；其次，所谓创新，既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也不是指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而是特指中国的经济学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时所提出的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和经济学命题。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不严格地属于经济理论，但对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其主要内涵也是指对社会经济，因而将其列为经济理论创新。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又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再次提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此后，理论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逐步趋向高潮，并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和基本任务的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应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分配应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应当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作了新的认识和研究。它不仅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也为国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健康顺利发展。

　　2、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确定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提出这一体制在运行上应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视作为一种理论创新，必须与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相联系。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就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进行研究，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创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有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商品生产相联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也只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极其有限的商品交换关系。而中国的理论研究突破了这些框框，广泛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范畴、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交换的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价值规律的关系等理论问题，提出了一些卓越的观点。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种理论研究难以正常发展。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的研究才有可能产生重要的成果，并一度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基础。应当说，在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关系的深入探讨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最初是在70年代末提出的。1979年，理论界已有这方面的观点。同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发表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论述，1985年又进一步表述了这一思想。中共十三大以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讨论曾一度活跃。但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成为理论界讨论研究的热点，人们对这一论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并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另一方面，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市场经济因素已有相当大的发展，商品与市场、开放与竞争、激励与效率、民主与法制等观念已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市场取向的改革已渗入全社会的经济生活，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定已具备了成熟的条件。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及改革目标的确立昭示着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改革必然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以与国际接轨为契机，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归入世界发展的主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历史性的制度创新，它不仅仅是经济运行层面上的转轨，更是涉及生产关系、观念形态、经济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题开展研究，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有效结合，这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融合交会的时代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制度创新要求中国经济学界在诸多方面作深入地、创造性地研究，从而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大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