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询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者的思忽获得了解放，经济理论研究的体制基拙岌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引入了各种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内容有所深入，研究方法也有所改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得到更多的重视。但本丈主要不是歌硕成绩，而在于从促进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指出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在土述各个才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并指出在茱些才面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既表现为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文献的增多，也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质量的提高。可以说，如果将经济学划入社会范踌，则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中最大的学科，经济学界集中了社会科学界中最庞大的研究队伍，而且也是近+余年中最活跃的学科之一。但是，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甚至可以说。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相比，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存在着更多的间题。要在一篇文章中全面论述我国经济理论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是困难的。因此，本文只想就几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粗陋的看法，以供大家讨论。

　　一、思想的解放

　　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最重要的成就是研究者思想的解放。改革前，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政治服务，为“革命的”意识形态服务，理论研究就更是红此。因此，经济学理论研究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并且相当一部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染上左的色彩。由于在1949年以前，中国并不存在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多少中国本身的传统保留下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理论也便更多地、更直接地移植了原苏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与其他学科比较，经济学界的理论研究具有更大的同质性。改革前我国经济学界在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习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所争论的问题多为一种理论的不同表述，或对同一概念及词句的不同理解。当然，经济学理论界井不是一无所成，但毕竟是成果甚微。此外，就经济政策方面而言。争论、分歧是经常存在的，但多存在于高层领导人之间，缺乏公开的讨论。争论的结果则多通过政治斗争的形式决定。经济学界的一般人士只能为已经出台的政策寻找理论上的依据，或对新政策进行宣传解释，至多只能对政策作一些不出大格的事后评价。

　　改革开放后，政治环境得到了改善，重新确立了真理的检验标准。在这方面，主要是打破了唯书唯上的真理检验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树立了实事求是，唯真理是依的精神。从而，经济理论研究不再只是“我注六经”，相应地，政策研究也不再只是政策让释，产生了大量富有独立精神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并在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出现了真正的、比较平等和具有学术意义的争论。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极左思想长期压制下所产生的思维惯性依然存在，思想解放的任务尚未完成。具体表现在：经济学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文献中，主导性观点随政治形势的变化幅度仍然过大，领导认可、与“文件”相符合仍在一部分人心目中占有过份重要的意义，某些不正确的意识形态倾向对经济学理论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干扰作用。我们相信，今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思想解放将进一步进行下去，经济学研究者相对独立的学术人格将进一步树立起来。

　　二、体制基础的转换

　　虽然有很多经济学理论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但毕竟不同的经济体制会对经济理论设定不同的限制条件，提出不同的要求。换言之，经济学研究必然地是以一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因此，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另一重大发展趋向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体制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并且，这种转换过程还将继续下去。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一套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渐渐失去了意义，也失去了“市场”。

　　目前，我国经济学界正在为确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努力。但是，一方面，由于旧的体制基础尚#:。彻底清除，限制性因素尚存，:日的思维定式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在目前的经济学文献中，仍然存在计划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学的影子。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人对现实和理论上的根本性的变革缺乏深入的理解，只具有浅层次的认识，只从文字上作文章的文章和作法也大量存在，例如，一些以“市场经济学”为题的文章和所谓“专著”，一些为迎合所谓“市场需要”而新设立的所谓“市场经济系”、“市场经济学院”等。

　　经济体制不仅是经济理论研究的条件，而且。经济体制的运行和变革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进一步说，当经济体制相对稳定时，经济学的主要间题是在既定体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这种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过程之中，因此，经济体制间题也就成了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间题。应该说，十余年来，我国在经济体制及其改革方面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改革以来，经济学界一方面对原有体制的弊端提出了各种批评，进而形成了对计划经济的全面批判；另一方面对改革理论作了渐进式的创新，即先是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承认了市场调节的作用；继而将“市场”从一种调节手段，提高到一种体制或机制，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最后全面否定了计划经济，确立了改革的市场取向，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在清算旧体制和旧理论方面，罗列弊端者多，真正从逻辑上、学理上的清算尚不够深入彻底；在建立新体制新理论方面，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任务更是任重道远。

　　三、西方经济学的引人与借鉴

　　如前所述，1949年以前，中国并不存在内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外生的”，当时西方的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存，但无论是研究深度和普及程度均相当低下。改革前的中国则基本杜绝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少量翻译书籍仅仅是供批判之用。改革开放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创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打开了引入的渠道，同时也提出了迫切的需要。可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来源。

　　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和接受程度从横向看是因人而异的：有人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从主观上仍然抱有对西方经济学的拒斥态度，有人则出于原有知识结构和更新知识的能力而客观上放弃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有人盲目地信从所学到的任何一种西方理论，有人对西方经济学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并有选择地接受了某些西方理论。从纵向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有一个从全面排斥到全面引入，从简单地引入到有选择地接受并在运用中加以创新的过程。

　　就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状况看，在引入、借鉴西方经济学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从引入的角度看，由于空间上、语言上及其他方面障碍，存在严重的时滞问题，大部分理论研究者还不能跟上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不能站在世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从接受的角度看，对西方经济理论盲目拒斥和盲目照搬的态度曲解了中国经济的现实，有些情况下也对政策的制定产生了误导。在纯理论研究中，还出现了由于西方经济学派众多、各人接触和接受的理论不同，帮助西方学者打架的现象。

　　在引入西方经济学的过程，有一部分经济学者正进行着两种努力：一是试图将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结合起来，创立一种新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二是在运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现实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其缺陷和与中国实际的偏差，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使之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经济问题更具解释力和指导意义。前一种努力的前景目前尚不明朗，也有人对这种努力提出了怀疑。后种努力则可以肯定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丰硕的成果。

　　四、研究内容的拓宽与深入

　　近十余年来，随着原有的理论禁区被不断打破，改革和发展中的新经济问题不断产生，新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在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问题也在逐渐深入。目前，从内容上看，经济学理论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包括大量分枝学科、内容极为庞杂的体系。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内容体系上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在新创立的分枝学科中，有很多并没有真正的理论体系和经得起检验的理论模型，一些研究者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便急于宣布新学科的建立，给人一种为获取声名。急迫地“跑马圈地”式的浮燥感；甚至给人以为标新立异而故弄悬虚之感。由此可以认为，完善

　　经济学的分枝学科体系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内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中国学术界，经济学范畴内的研究内容拓展与经济学界的相对封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超出经济学学科范畴的跨学科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界无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学界相比，还是与国内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都是相当差的。例如，近二十年间，国际上跨越传统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如在英国的五十来所大学中，有十多个大学设有这种发展研究系、中心或学院，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有这样的专门机构。再如，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所列的各学科选题可以看出，其他学科一般总有一些跨学科的选题，而经济学科这种选题则付诸网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一、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不合理，特别是专业院校较多，而综合性大学较少，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结构单一；二、我国目前经济学研究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受人们重视，经济学界的人士缺乏向外开拓的动力；三、一些经济学者“学科的偏见”较为严重。实际上，很多现实的经济问题是不能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明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联系更为紧密，更有发展跨学科研究的必要。可以预期，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学界在这方面将有所改进。

　　在十余年中，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主旋律一直是改革与发展，但随着发展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理论界所关注的重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过程是大家所亲身经历过的，在此不必一一列举。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在前些年，每出现一个新的“热点”问题便几乎经济学界全体出动，人人献言，而近两年这种局面已不复存在，至少是很少出现。应该说，这实在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大进步，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界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的同时，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内容也是逐渐深化的。这种深化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由旧体制框架内的“完善”到彻底改革原有体制，建立新体制的变化；从以原苏联东欧国家为参照系到以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参照系的变化；从注重宏观运行机制到深入研究微观基础；从分配体制的研究到组织形式、市场发育和产权制度的研究；从对目标模式的设计到注重改革过程；在经济运行和发展间题的研究中，由一股性发展战略目标和对策的研究到发展的深层原因的探讨；从对政策失误的批评到对体制性根源的寻究；从内向发展到外向发展，再向重新重视内源发展过程的变化等等。然而，应该看到，我国这种研究的深入还只是纵向比较上的深入，与国际上比较，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当然，从发展的趋势看，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可以预期，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理论研究最有希望达到世界前沿水平的领域是有关制度变迁的研究和从制度变迁角度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因为中国对这种研究的需要是极为迫切的，吸引了国内一批最优秀的人才，中国正在进行制度变迁和急速发展的实践，中国的学者可以占有西方学者不易得到的实际经验材料，而且，这两个领域在国际上也是较新的领域，中国的研究者比较容易直接走到前列。

　　五、研究方法问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器”就是研究的方法。近年来，随着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研究方法也开始引起了一部分经济理论研究者的注意。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理论研究者没有对方法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经济学界专门甚至附带讨论方法论的论文甚少，而且很少引起普遍的关注。有人将方法问题仅仅理解为定量与定性分析、历史分析与现实分析、纵横的比较，乃至文章的结构安排等一些浅层次上的间题。而且，即使这些浅层次的方法也未能被经济学界普遍了解和掌握。大多数经济学者实际上对较深层次上的具有哲学意义的方法论向题采取了漠视的态度，将其留给了哲学界，很多经济学界的研究者甚至不了解有关方法论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有些人简单地使用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前曾经流行，但早已被国际学术界抛弃的生物学类比、功能主义的分析等方法，自己却根本不知道有生物学类比法及功能主义这些概念。

　　从目前情况看，研究方法特别是方法论上的薄弱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人。例如，由于过去经济学界只注意定性分析，大部分经济理论研究者未能掌握定量分析方法，稍稍涉及一些定量分析方法的论文就只有少数学者才看得懂，从而影响了我国经济学定量分析的发展。有些研究者不理解理论研究可以在与现实有一定差距的假设基础上建立模型，对任何稍稍偏离现实的假设都加以抨击，影响了对经济学理论模型的研究。有的研究者不重视实证研究，不懂得真正的学术研究可以甚至应该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却沿用过去政论文的模式，特别注重表明“立场”、“态度”，以致提出的观点多，切实的论证少，使经济学界缺乏有根基的理论体系，却到处都是漂移不定的观点。有些经济学论文的作者，明显地是将微观分析方法直接套用于宏观问题的研究，犯了“合成的谬误”而不自觉，反而根据这种错误的分析提出政策建议，甚至在个别情况下引致了一些决策者的决定失误。作为对唯书唯上，引经据典、“我注六经”式研究的反动，一些研究者在强调独立思考的旗帜下，忽视了对前人成果的继承(且不谈对前人成果的到窃)，走上了“六经注我”的道路，从而造成了经济学理论研究不能累积性发展，研究成果“旋开旋落旋成空”的现象。

　　可以想象，如果这种不重视研究方法的现状继续下去，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只能在空前篮荣的表象之下低层次地发展。近年来，虽然已有少数有识之士指出了这个间题，但要真正解决研究方法薄弱的问题，使大多数经济学者在研究方法上有根本上的提高尚禽要相当长的时间。

　　六、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

　　所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都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似乎已是人们的共识。然而，“理论”上的共识，在“实践”中却分歧百出。与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者相比，我国经济学界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但却陷人了更严重的困境。

　　分而言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可分为两层次：一是致知，二是致用。换个说法就是真理从何而来，作何而用。目前经济学界在这两个方面均出现了一些偏差：

　　在“致知”问题上，人们的共识是：理论像于实践，真知出自实践。但是，一些研究者对实践的理解太过狭溢，实际上所抱有的是一种将实践理解为物必亲尝，事必亲躬的小农式实践观，而未能树立起社会化、间接性、迂迥生产式的实践观。与“致知”相联系的是真理的检脸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普遍的说法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应该符合现实。间睡是有些人将这一要求推向了极端，即要求理论象实践一样具体，使之与现实同一。实际上，任何理论都是对现实的抽象，都不可能与现实完全相符，要求理论完全彻底地、精确入微地反映现实，就等于不要理论。而且，正是由于理论对现实世界作了抽象，使其简单化，才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正是由于理论不是完全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对现实提出一种更为完善化的要求，适度地超越了现实，才能为改造现实提供社会动力。在“致知”问题上的上述偏差，浪费了一些研究者的时间和精力，限制了一些理论研究，使一部分研究成果不能得到普遍的承认，影响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在“致用”问题上，一个共识是：理论应该用于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的引导。但是，要判定理论的实用价值是非常困难的，从纵向上看，一种理论产生之初可能看不出什么实用价值，只是当在其基础上的应用研究发展之后，才会展现出实用价值。从横向上看，知识是具有共用品性质的产品，而且，越是具有理论性、宏观性的知识，其共用性就越强。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普遏存在的偏差是：判定理论价值的标准过于急功近利、过于狭陇，从而低估了理论的价值。影响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实用，但理论研究值得在研究过程中却不必抱着具体的实用目的，研究者本身可以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对理论价值的低估，但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尚缺乏这种精神。与致用相联系的是操作性问题。在西方文献中，“操作性”一词原本是一个方法论惫义上的概念，其含义主要是能够实证，而非实用。“创造性”地改造“舶来品”似无不可，但在当前国内的有些文献中，这个词似乎过于狭窄，常常单指可由某个行为主体特别是某政府机构“操作”的具体行动方案。显然，对理论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对经济学的庸俗化，以致在经济学界，所谓“学术性刊物”充满了工作总结加工作计划式的“论文”，到处都是“工程师，、“技术员”、乃至“熟练工人”，却缺乏真正的经济学家或学者。

　　总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是要求理论与实践同一，经济学界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的烦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为地追求理论与实践合一造成的。无论在“致知”，还是在“致用”的问题上，今后的发展趋势是使理论与实践在结合中保持适度距离，相应地，在应用经济学家与理论经济学家之间应该有某种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