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武 

　　海南大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所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伟大成果分别是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其经济方面的基本内容构成新中国的主流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不断完善，与新阶段科学发展观的系统阐述共同构成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成为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主流经济理论的新贡献。

　　主流经济理论是指意识形态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经济思想体系，在中国，主流经济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体系。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与扩大，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逐步确立，对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及经济发展内外环境的认识日趋深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现形式———邓小平理论有了新发展、新内容。概括而言，新时期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与新阶段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中国主流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

　　一

　　在吸收一百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几百年的经验与教训，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做出了科学的概括，从而构成新时期主流经济理论的新发展、新内容、新形式、新体现。如果说在党的十四大及以前，还只能勾画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轮廓与架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从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主流经济理论的概括与阐述中，把握其逻辑结构和科学体系。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这一科学理论的哲学基础。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往往惊人的一致。回顾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过程，正是在理论上拨乱反正、否定“两个凡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实践中确立市场取向改革的每一个阶段性进步，都伴随着一次思想上的进步与解放，都伴随着实事求是精神的恢复与发扬。正是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人们逐步摆脱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基本制度等同起来的“左”的思想束缚与理论僵化，实现了认识上从传统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进步。现在，我们又面临着如何在实践上通过市场经济道路与平台实现新型工业化及新农村建设的更加艰巨的任务。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更大胆地冲破旧框框、旧习惯势力、旧体制及旧理念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方针和战略更加符合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这个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样渗透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的每一个方面，同样是这一科学理论的灵魂，是构造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这一科学理论的历史基础。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它科学地概括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历史定位、基本特征、发展方向、主要矛盾、中心任务等，认为我国已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能走苏式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能“全盘西化”。既然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决不能陷入空想，硬要去干那些现在不应该干、也不可能做到的事；也不要干那些拖泥带水、连老百姓都认为落后的事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要把发展生产力置于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与实际的理论概括，为我们解决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确立了根本的立足点，为在这个历史阶段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真正突破了过去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的思想和政策的束缚，从理论上摆脱了盲目追求“纯粹”社会主义的经济浪漫主义的空想论和认为中国正在“补资本主义课”的机械论，同时也克服了教条主义以及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人为的“附加”与“强加”。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历史背景和运行平台，是在马克思的理论指导下产生与发展的，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形式。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这一科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键是要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证明，什么时候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我国的经济建设就顺利发展，反之就遭受挫折。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使有国家宏观约束的市场活动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市场经济活动既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又具有透明度与可调性；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加强与改善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手段、方式和方法的把握与应用，既适当、有效，又控制力度与把握时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经过了一个认识不断完善与深化的过程。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之后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提出“正确把握与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1993年春，市场经济体制被载入宪法。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逐步深化过程中，得以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是这一科学理论的基本目标和本质内容。实践赋予理论活力，实践呼唤理论并指导其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解放、保护和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具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的共性，即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受基本国情、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和民族文化特点等若干因素的影响。如果缺乏对国情环境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我们的改革实践就会陷入极大的盲目性或浪漫性，就可能迷失方向。同样，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如果脱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运行目标和客观载体，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建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所在，也是新中国真正独立于世界的本质要求。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更深的层次讲，正是紧紧围绕解放、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任务发展起来的。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过程中概括和升华出的一系列观点、理念与理论是否科学，能否被纳入这个理论体系，也是以这个根本问题为取舍标准的。换言之，这一理论的任务、前提和要素，都是为实现现代化这个根本目的服务的，都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展开的。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在理论上的集中反映。离开这个根本问题，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科学理论，不可能把握其理论内涵的实质。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是这一科学理论的基本特征。我国进行的改革，是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把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是我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特征。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联系与区别，一方面，明确无论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从而大胆运用、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政治环境等方面的重大特征，要看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1)在所有制结构上，是以公有制为主导，允许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的发展，各自发挥优势，平等竞争。(2)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基本要求，以其它分配形式为特点与补充，既讲求效率，又坚持公平正义，允许收入存在合理差距，同时防止贫富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在宏观调控上，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与控制在有雄厚物质基础保证的条件下，充分发挥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的作用。概括而言，即以民生为基本。总之，要在把握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特殊性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形式、方式、体制与机制，自觉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从其主要任务和内容来看，它是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以其基本特征以及诸方面基本内容的有机配置形成了自身的科学体系。这个科学体系，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系统地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一系列资源配置方面的基本问题。用这一理论自觉地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自己宏伟的经济发展目标当有坦途。

　　二

　　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总体目标，其关键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都适合、有效、促进的富民强国之路，实现经济发展的科学化，这就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逐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的理论与理论的科学是互相关联的，理论的科学是科学理论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灵活而不死板、发展而不背离、创新而不浪漫、遵循而不教条地分析与解决中国富民强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而显现出生动的中国风格及中国气派。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发展过程中，以市场经济理论为前提与基础的科学发展观的逐步发展、丰富与完善，构成新时期中国主流经济理论的崭新内容。

　　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贯彻和落实，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时，也直接体现着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旗帜和形象。科学发展观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建设与实现现代化的崭新理论成就。应当认识到，科学发展观不但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健康、稳定、协调、均衡发展的整体思路，而且是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科学发展的理论体系。概括而言，其所包含的要旨与原则集中表现为：

　　1.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一原则的大讨论，成为现代中国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科学发展观的全部内容，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一方面，没有真理标准原则的实际落实，就没有今天的科学发展观；另一方面，没有真理标准原则的进一步贯彻，也就没有科学发展观的发展与完善。应当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确定是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也经受着真理标准原则的检验。因此，实践和理论都告诉我们，十六大以来关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思路与战略是科学的，因而称之为科学发展观。当然，科学发展观也有丰富与发展的问题，也有实践过程中的再检验问题。

　　2.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形式———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与灵魂。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更是实事求是的产物，即从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客观而又科学地体现中国富民强国、努力在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内在趋势与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基本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又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的结晶与升华。没有实事求是，也就没有新时期的科学发展观。必须强调实事求是的两个基本点，从实际出发和按规律办事，如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缺了哪个方面都要出问题。人们有时往往强调从实际出发，而忽略按规律办事，因此也会偏离科学发展观。

　　3.以人为本。中世纪的黑暗过后，西方的启蒙运动就已经开启了“以人为本”的闸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实际上无一不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共产主义，应当是一个全面的以人为本的理想社会。以人为本，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宗旨)———为人民服务，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执政为民。认真体会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其前提就是以人为本，过程贯彻以人为本，归宿实现以人为本。可见，科学发展观直接体现着以人为本这一基本原则。毛泽东曾说：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利益是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让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为自己的利益团结奋斗。既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那么，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人民的利益，亦即百姓利益无小事，从大处说，也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可以说，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关注人民的利益，追求人民的利益，实现人民的利益，提升人民的利益。“民生”概念的提出，直接体现了以人为本，实质上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宗旨，从而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

　　4.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但是在阐述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已相当清楚地概括了社会再生产的计划原则、按比例原则，并且就社会总产品实现的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进行了详细而又具体的说明，有图表，有公式，有模型，实际上已经蕴含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总结并概括出了一整套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统一的理论，并且更加主张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这就是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中国共产党还从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和教训中提炼出了“全面、协调”四个字。全面者，即不仅东部沿海要继续迅速发展，而且还要统筹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加中部崛起；协调者，即抓紧并强化农业、交通运输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以及公共事业等薄弱环节与落后事业的发展。从而“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共同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5.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而产生的一个新问题。不仅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没有具体涉及，而且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也没有碰到，只是到了电子与信息化时代，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新认识就有了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既不拘泥于传统的经典，也不局限于自身的经验，而是迅速依据客观实际调整自己的理念与思路，把中国工业化道路果断地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转移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实现信息化”的轨道上来了。相对于英美等国的古典工业化道路、苏式工业化道路、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道路，中国这一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不仅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而且更加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特点。

　　6.新农村建设。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崭新社会经济制度，其经济基础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其上层建筑是以民主政治为核心，在“两个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母体是“两个汪洋大海”，在农村是小农的汪洋大海，城镇是小手工者的汪洋大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特殊社会经济制度。社会化大生产的全面确立，对于新中国而言，是2050年左右的事情，因而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就是要用100年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去完成本来应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这里，自然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显然有所涉及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的极为特殊的问题，即农民、农村及土地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特殊性，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一块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客观而又科学地处理好了农民与土地问题，因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从而上升为执政党。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以来，“三农”问题则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具体方略和基本举措，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内容。

　　7.科教兴国。科技与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虽有论及，但在邓小平理论中却更加重视和强调，被认定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随后逐步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科学与技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点与内力，教育则是科技的基础与动力，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是国家富强的保障。只有依靠科教，发展科教，我们才能从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发展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强国，巨大的人口压力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经济动力，民族才能富裕，国家才能强盛。科学发展观认同并强化了这一战略，强化了经济发展的内动力，确定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基本路径，从而使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得到了丰富与发展。

　　8.统筹兼顾。任何经济发展战略都应该有具体的落实与部署的方式与方法。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始不久，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曾提出了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统筹兼顾问题。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与逐步深入，各方面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经济方面的问题或波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主体之间利益的相关性及排他性，统筹兼顾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就更为重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要讲道理，利益要兼顾，方法是统筹，“治大国如烹小鲜”，丝毫都马虎不得。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包括节能、降耗、减排、增效(效能、效果、效率、效益)等等一系列方面和环节都必须认真安排，统筹兼顾。否则，科学发展观这一全方位、各环节、多层级的联动性系统工程的贯彻与落实就会无从下手，失去可行性及可操作性。

　　9.市场经济。科学发展观与市场经济理论是紧密关联的，市场经济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平台，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市场经济理论顺畅发展的基本战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里，社会主义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新贡献。一方面，从经济体制来看，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方式来看，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国生产力发展走向商品化、产业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选择市场经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现形式与发展模式，既是改革开放的巨大理论成果，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亮点”所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终于驶上了“快车道”。

　　新时期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邓小平理论的新内容，亦是中国主流经济理论的新发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上明确并正确地概括与规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原则、标准、要旨、内涵、重点、道路、战略、要求、方法及实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认真理解并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极为重要，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为重要。

　　三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经济运行模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实现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程度以及它能给这个国家创造多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各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与条件的特殊性以及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多样性，不仅决定了相应的经济运行模式与资源配置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产生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而且决定了其发展过程中的创新程度与实践层次。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在中国的确立，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与科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也是新时期中国主流经济理论发展的实质性内容，都是与中国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的基本属性密切相关的。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若干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特点：

　　1.不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而来的，反封建的任务相当沉重。

　　2.不是经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与同盟者的团结极为重要。

　　3.不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经济基础，而是普遍地存在着小生产。当时中国的近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因而要艰苦创业，长期奋斗，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约一百年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努力完成本来应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历史任务。

　　4.不是全社会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并存，非公有制经济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多元化态势。

　　5.不是全社会范围内统一的按劳分配，而是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允许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按贡献参加分配。

　　6.不是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是仍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市场经济，劳动力仍是商品。

　　7.不是教育已经高度普及，而是文盲半文盲仍占有一定比例，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实属当务之急。

　　8.不是科技已经高度发达，而是科技相对落后，科教兴国、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并可持续发展甚为重要。

　　9.不是精神文明已经高度发展，而是必须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一体化发展。

　　10.不是民主已经普及化、社会化，而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仍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考虑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国情及环境特点，综观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属性及时代特征，就不难理解邓小平理论新发展的基本内容了。

　　中国是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来，我国经济逐步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与资源配置方式已经是完善和成熟的了，更不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可以一路顺风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怎样才能走得好，发展的道理怎样才是科学的，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及其总体战略怎样才能切实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如此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都亟须回答。科学发展观则立足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平台，客观、系统、科学、简要概括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战略，从中国的基本现实出发，科学地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核心、实质、道路、过程、特征及其方法。科学发展观之所以科学，根本在于其前提与基础的客观性。

　　首先，中国的基本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客观条件差异颇大，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或模式，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的经验与模式是不行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在沿海一带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从总体看并没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农村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在城市是小手工业者的汪洋大海，具有浓重的后封建性质。由此所决定，推翻旧制度的革命不是打倒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领导民众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背景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与可能，而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模式与道路也不现实。新中国所面临的基本任务先是如何尽快实现现代化，建立起自己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然后是如何在“大国小生产”的条件下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资源配置方式，这是必须自行破解的首要课题。正是这一特定现实为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规定了基本任务与运行方式。

　　其次，中国革命的进程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诉求。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特点，中国革命的卓越先驱们认识是清楚的。孙中山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个“穷”字，私有资本的存在与发展有益于治穷。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进行了分析，指出：私人经济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1948年9月，张闻天在科学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允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文中指出：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应是发展国营经济为主，普遍建立合作经济，并使之与前者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向合作社经济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允许的范围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总的认识是： (1)中国的经济不但十分落后，而且在民众素质、科技文化、民主法制诸方面都面临着紧迫的提升任务； (2)与浓重的封建、自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当然是一种进步的经济形态； (3)在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而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 (4)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中国不但不怕资本主义，而且提倡它的发展，因为它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与稳固。这就是说，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其革命胜利后的历史任务决定了新中国的经济结构只能是多元化的，经济现代化必然是长期的艰巨任务，从而为新时期经济多元化奠定了客观基础与组织形式。

　　再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铸就了其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式。历史与实践都证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不只在于理论，更重要的是在于实践。本来，按照中国革命先驱者们的正确认识组织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我们的事业估计要顺畅得多。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左”的思想逐步占据上风，并形成了长期性的主体错误，因而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又重新开始认识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亦即按照中国的基本国情重新进行历史定位。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市场经济是一个必然阶段。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仍是主体，市场经济乃是世界通行与通用的资源配置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教训的基本总结，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定，一方面是重新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关于社会主义模式多元化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则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与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形式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当时的正确认识并上升到了理论的新高度。因而，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大思路与总战略也就随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越来越清楚了，这就是：十六大以来逐步发展与完善、十七大给予科学总结与概括的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