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沛

　　摘要：经济理论的学术体系从形成之初就不断地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人本主义以及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催生的科学主义的交替影响，并在其发展、演变的历史维度上，反复表现为两者之间持久的纷争和不可调和的对立。关于经济学“科学化”还是“人本化”走向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对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及其运用后果的理解上。虽然最近几十年现代经济学对数学大规模的应用赋予了经济理论以崭新的面貌，但同时却日益傲慢地表现出忽视甚至无视人的价值判断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等规范性内涵的趋势，其“科学化”的后果似乎是在加速向混淆目的与手段关系方向的轨道上发展。由于经济学本身的社会科学属性，决定了其人本化走向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化”仅仅是手段，而“人本化”才是真正目的，两者涵盖的不同层域的“话语域”，注定了它们之间的健康关系决不应是竞争性的替代，而应是一种互补性的会通。那种将“科学”作为目的的思想是犯了会错意和用错对象的错误。

　　经济学发展的走向问题，从形成之初就不停地困扰着经济学家。这一问题在研究实践的历史维度上反复以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争论的严重后果是，经济理论日益被撕裂和分割，经济学家日益被划分和对立。正确回答这一问题不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学本身，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分歧性”争辩。

　　一、经济学发展走向的工具性思想与方法论手段

　　就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的加速发展与健康成长也极其依赖恰当工具的合适运用。可惜的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两大基础性工具思想——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似乎不仅未能给予经济学以“好运”，相反，两者的尖锐对立还强制性地割裂了经济理论本身。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不能不追问实证主义思想与规范主义思想在历史上以及在逻辑上是如何影响经济学的。

　　(一)经济学研究的工具性思想

　　经济学研究中的所谓实证主义方法与规范主义方法是随着人类经济规模的迅速增大、经济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各种经济利益矛盾的相互交织以及人类对经济现象认识的逐步加深，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人本主义以及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催生的科学主义影响下被逐渐提出来了。

　　第一次以理论化形式提出实证与规范关系的是大卫。休谟。休谟认为，人们不能从“是”推断“应该是”，因为纯事实的描述性说明只能引起或包含其他事实的描述性说明，而决不是做什么事的标准或道德准则——事实领域与评价领域之间存在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分。并且，在休谟看来，伦理道德纯属发自情绪的个人想法，而非推理的结果，否认伦理学的任何客观性。休谟的这种道德怀疑主义思想在经济学中直接导致了对经验重要性的单方面强调，而对规范主义思想的压制以及此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长期分离局面。

　　承继休谟的思想，现代经济学进一步认为，所谓的实证经济学是要解决的“是什么”的问题，而规范经济学是解决的“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由于规范经济学所涉及人的价值判断和伦理倾向是无法证明其稳定性存在的，因此，经济学研究的首要甚至惟一的任务应该被理所当然的摆到“是什么”的问题上。可以看出，现代经济学对实证方法的推崇和依赖，实际上是对休谟道德怀疑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反映。经济学研究中对规范思想的驱逐和隔离，哲学渊源具有深刻和持久的影响。

　　不过，要在经济学研究中将实证性内容与规范性内容进行严格区分在实践上是困难的，二者之间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①尽管如此，许多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在对价值判断进行分类和限定的基础上，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仍然是可以进行划分的。经济史学家熊彼特曾经对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那场有名的“正统学派”与“历史学派”之间的方法论争论进行评论时说，这场“方法论之争”使不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意识到，区分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是相当重要的。②马克。布劳格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实证和规范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它将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阐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从而进一步对经济学命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凯恩斯对此也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仅以道德来判断的科学，虽然“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之间的混淆不能完全避免，但总还是有个程度问题，区分还是能够做到的。

　　(二)经济学实证主义标准的确立

　　将经济学区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本身并没有过错，错误的是将这种区分的目的用在了驱逐和隔离规范经济学之上，粗暴而固执地企图去建立和维护实证经济学的霸权地位。并使得相关争论在并未终结的情况下，以“科学主义”的招牌、霸权式不予置评的方式对规范经济学边缘化——似乎未来的经济学发展将只是一条通向不断排除价值规范内容的“科学大道”。然而，最终的结果是，悲剧性的导致经济理论整体性的严重断裂，并难以挽回的迟滞了经济学应有的发展步伐。

　　长期以来，占据科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家们坚信，以理性和逻辑为特征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是人类获得真理性知识的惟一可靠的方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不仅应该是自然科学研究遵循的惟一正确的方法，而且也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惟一正确的方法。

　　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使用首先起始于自然科学领域，随后大规模地进入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不少经济学家认同这样的看法：社会科学是可以摆脱估价问题的缠绕而保持价值中立的，科学实证方法的纯技术性手段是完全可以满足经济学研究需要的，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规范方法应该被驱逐出去，并且这种对伦理价值的驱逐并不妨碍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提供有意义的指导。事前的科学性(因果关系体系)是使经济学彻底摆脱道德学和社会学的束缚而独立发展，并使经济学获得尊重和支持的前提。在这一点上，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原则表现最为彻底——在坚持知识与行为的完全分离、经验事实与伦理规范的绝对对立中赋予科学以特权，并贴上实证主义的标签。波普坚持认为，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所有的理论或归纳科学都应该遵循相同的实证研究方法，只有逻辑推演上的缜密性才是惟一确保结论具有正确性的可靠保证。

　　实证主义思想进入经济学领域的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为经济学确立了可证实性的检验标准。特别是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出现，不仅引发了一场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争论，而且促进了经济学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数据检验的风尚，并最终促使计量经济学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证主义标准的确立对经济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实证方法特别是数理逻辑推演以及定量化进入经济学的程度，被认为是经济学“科学化”的重要量度，甚至是“惟一”量度，数学在其中被赋予了决定性的角色。实证主义方法论家始终坚持，经济学是科学主义的产物，经济学研究没有为规范方法预留位置，经济学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那样成熟起来。

　　显然，经济学中对实证和规范方法的区别看待，并将实证经济学确定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是导致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最终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两者之间似乎不可妥协和无法挽回的分离直接对经济理论以及经济学研究带来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并促使经济学进一步向着抛弃规范主义、确立实证主义目标迈进。

　　二、实证经济学主流地位的逻辑后果与历史遗产

　　在当今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已经被广泛的当作“科学”的方法而拥有“无可争辩”的垄断地位，大量的“科学研究”不断涌现。按理，人类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已经变得更为自信，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已经变得更为精准——经济理论更是已经获得重大的进展并将继续获得重大的进展。可惜的是，事实表明，我们不仅高估了“科学”的理论，而且更高估了“狂妄”的自己。

　　(一)实证经济学演进历程与主要标准

　　19世纪的西方进入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时期，同时在方法论上也进入了一个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为中心的时代。以强调“实证”为中心的早期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不仅对当代自然科学，同时也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早期实证主义把科学方法明确规定为实证方法，强调经验是科学的惟一可靠来源，归纳实证机制法是获取知识的惟一可靠方法，并拒斥经验以外的事物；作为第二代的马赫主义把思维经济性原则作为其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基础，通过对假设主义的约定化，认为科学理论原则上是一种共同约定的假设，科学发展的实质是约定或假说被推翻的过程；作为适应现代物理学和数理逻辑要求而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已从以前信奉事实的实证主义转为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在科学划界上强调意义标准和可证实性原则，反对没有可能通过经验事实的直接证实或者进行逻辑分析间接证实的命题，认为都是些无意义的行而上学，应该从科学领域中驱逐出去。或许最为重要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对数理逻辑的引入，精确了经济变量间在逻辑上的严格关系，实现了数理逻辑与经验主义的结合，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判断标准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最终推动经济学方法论从古典经验主义向现代证明主义的转变。

　　归结起来，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标准主要体现为：(1)科学是具体的，只能提出和解决现实对象的有限问题；(2)科学是经验的，经验是科学起点以及内容和检验标准所不能超越的基础；(3)科学是精确的，科学结论必须通过方程以及数据等量化方式来表示；(4)科学是可检验的，科学结论必须具有能够接受检验的可能性。在这四点中，可检验性原则居于中心地位，是具体性的体现、经验性的基础和精确性的保证，其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1)可检验性是依靠实验来获取科学结论的；(2)可检验性为具有猜测性质的假说转化为科学提供方法论途径；(3)可检验性意味着结论在可控条件下的可重复性，而可重复性为检验的客观性和现实可行性提供保证。

　　总的来说，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方法论思想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同时，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本身也广泛整合了包括证伪主义在内的许多方法论思想的合理元素，产生了大量的变种，发展出诸如实验经济学方法论、行为经济学方法论等所谓的哈佛实证主义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实证主义、芝加哥实证主义、伦敦实证主义等——似乎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性”由实证主义来“立法”③。

　　(二)实证经济学的逻辑贫困

　　实证主义方法论思想的经济学运用是在继承西方哲学思想中企图将科学与文化相分离、强调理性和逻辑的中心作用、进而突出科学的独立地位和特殊功能的科学主义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过这种分离似乎正在使经济学研究不恰当的局限在了理性分析和逻辑演绎之中而无法自拔，并不可挽回地形成一种在逻辑上自我循环论证、在经验上相互冲突矛盾的杂乱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实证主义标榜的“科学性”直指经验现象的“可重复性”及其论证上的“实证性”，但对不同学科来说，“科学性”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数学家来说，“科学性”是必然性的真理，是从形式有效的逻辑前提出发，通过分析而不是通过综合或经验描述得到的具有同义反复形式的真理；而对于归纳或经验科学家——涉及主客体关系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来说，由于“科学性”往往涉及那些既不为真也不为假的命题，比如价值判断，因此，一些经验性学科又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思辩性的推理而不是证明性的推理——这必然决定了实证经济学是不可能完全消除自身在逻辑上和经验上固有的缺陷。

　　首先，在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看来，任何科学理论都可由观察的经验证据给予验证，即证实或证伪。

　　只有可证实或证伪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才是科学的命题。照此观点，经济学理论命题之所以正确，是由于它们是由可观察的经验证据所证实的。但是，由于理论陈述是全称命题，而观察陈述是单称命题，从逻辑上看，显然不能从单称陈述(不管它们有多少)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是否正确，因而，由经验例举来进行理论归纳是不可靠的，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泥潭。④

　　其次，虽然严格的全称陈述有一个显著的逻辑特征是，只能证伪，不能证实，但是，只能证伪不等于实际能够证伪。因为经验证据对理论的检验，并不是经验证据和孤立的被检验理论之间的两者一一对应关系，而是经验证据、被检验理论和背景知识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

　　再次，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不存在着客观独立的经验证据。经验证据的性质实际上是由理论对证据的解释来决定的。一切经验证据都是受评价者的背景知识或世界观的影响而渗透理论的。不存在客观独立的经验证据。没有纯粹的观察，观察总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⑤

　　就像实证主义所强调的那样，实证方法本身并不产生理论假说，只是强调对理论假说的检验，实证方法并不是像实证方法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科学”和“客观”。理论假说并不能靠实证方法来获得。很明显，实证方法依然只是“辩护”的逻辑，而非“发现”的逻辑。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实证主义的方法企图掩盖最不可能掩盖的事实——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在现实的利益冲突面前，事前的“科学性”往往盖不过事后的“道德性”，在面对不同利益群体的时候，经济学其实并不能掩盖它的阶级立场和价值标准，科学和价值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⑥正如琼。罗宾逊所说的那样，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商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是卫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相信资本家(他们赚取利润，为的是进行再投资，扩大再生产)；马克思把他们的论点倒转来为工人辩护；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财富所有者，他们借款给生意人并从贷款利息中获得他们的收入)的战士。

　　(三)经济学的“数学拜物教”

　　在自然科学那里，科学标准是按照实证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认可，通过可重复的实验来获取值得信赖的数据和观察结果作为标准，并把这种标准几乎看作为一种信仰。自然科学在近现代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这种信仰也迅速上升为了社会科学的信仰——如何装填数据使经济学成为“硬科学”似乎是经济学家的头等大事。可以说，现代经济学已经“把‘数学化’和‘科学化’当成同义词似乎是一种趋势，……即一个没有被数学化的学科不是一门严密的科学。”⑦即使在波普看来也是如此——“数理经济学的兴起是经济学进入牛顿革命的前夜”。在经济学的形式化方面，实证主义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为所推崇的逻辑演绎的“缜密性”摇旗呐喊。

　　在当今“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一门学科要能被承认就得按照“科学主义”标准进行所谓的“科学化”，而“科学化”说到底就是数学化与模型化。数学化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⑧据认为数学模型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可以将假定前提表述得简洁明了和清楚无误；(2)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减少无用的争论，有利于后续研究的开拓；(3)利用数学可以超越现实的特点，通过数学推理的方式推导出新结果，发现那些表面无关，但在深层次上有关的、潜在的相关性，得到直觉无法获得的关联；(4)证据的数量化可以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5)可以从数据中最大程度地吸取有用信息，减少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⑨不可否认，数学在促进现代经济学发展中在过去已经起到并将在未来继续起到的重要作用，数学向经济学的渗透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挽回的事实。但正如像以往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历程中所争论过的那样，数学化迄今依然没能成功地回答和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疑问和难题，数学的优势以及数学大规模运用依然不足以消解经济学学科属性上的困惑。

　　首先，严格说，经济学是一门问题导向的学科，问题的惟一来源只能是现实的经济运行，新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往往是由一场经济危机催生的，而不是一场数学革命催生的。经济学家对大量经济现象进行总结并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这其中借助数学方法进行推演和对数据进行挖掘、处理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但毕竟是手段，不是经济理论本身；而自然科学除了可以通过大量观察实际自然现象以及进行实验之外，还可以纯粹通过数学推演对那些无法被感官感知的纯逻辑变动以及无法观察到的事物变化进行模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自然科学能够实现手段与目的、理论与方法的融合。

　　其次，尽管从表面上看，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求助于数学模型，但二者在理论形成的途径上存在重大差别。经济学往往是先形成对某类经济现象的较全面认识并有着初步结论后才进行模型化，其目的在于使理论更加符合精致化的要求，计量分析则是对这种精致化的进一步确证，这同时意味着在模型化之前，一个可用语言表述的理论框架已经大致形成；而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以及理论物理学)则完全可以抛开经验世界，仅从数理模型的推演中去揣测尚未触及的未知，也就是完全可以从模型中推演出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因此，有充分理由相信，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实验科学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是如此的巨大，以致于成为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不可逾越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寻觅到像自然科学那样容易受控制的实验对象，如果按照自然科学的要求强行进行所谓实验的话，那么往往某些实验由于过于昂贵或在道德、伦理上不可接受而受到限制。事实上，经济学既没有物理学或天文学的认识论结构又没有硬科学的实验检验标准，经济研究往往依靠复杂的统计技术替代实验室来获取数据，由实验测定转为现象统计。因此，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方法的使用往往是“现象后”，而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实验中可以实现控制的“现象前”。不可能在满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实验上的证实，经济学在科学性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满足科学性要求的可重复I生标准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要求，而对于经济学来说或许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强加。

　　最后，或许最为重要的在于经济学无法做到价值判断上的超然。事实上，这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征”。数学进入经济学的程度再深，都不可能因此而消解掉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标界性特征，除非经济学不是社会科学。尽管从最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歇尔经济学对政治两字的剥离、再到当代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许多经济学家似乎都在不遗余力地企图建立一种超越价值观的理论体系。但事实证明这些既是徒劳的，更是虚伪的。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拥有“科学化”的特征，确切地说，经济学方法论特征兼具科学化和非科学化，而非科学化并非反科学化，它不是“不合理”的组成部分。

　　显然，经济学无法做到像数学那样，只要推理服从于逻辑法则，那么真理就具有可重复性，不存在内在的矛盾。“使得经济学与硬科学最相似的东西——即，数学模型——也是明显地妨碍它成为硬科学的因素：模型是实验的替代品的观点产生了这样一种幻觉，即这是惟一的方式来理解经济现实。”⑩并且经济学的科学性的主张之所以遭到怀疑是因为经济学不具有不证自明性。那种企图使用“科学化”标准来对经济学进行评判或许正是一种武断的、粗暴的和反科学的“信仰异化”。

　　尽管经济学的数学化和形式化可以为确保经济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提供可靠的保证，进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精确的了解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属性，但不能因此将数学化和形式化拔高到取代经济理论本身的高度，以致于喧宾夺主。一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家对此表达了深深的忧虑。马克。布劳格曾经不无担忧地说：“经济学正在变得越来越技术化，这与经济学正在变得越来越抽象、不现实和脱离政策完全是两码事。然而，我认为，……在最近的15～10年内，经济学家已经将技术和技术性本身作为研究的目标。……更加关注理论计量学而不是运用计量学。……令人吃惊的是，现在经济计量学已经从经济学系中分离出来，这真是个可怕的发展。”⑾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正式的经济计量学对经济知识增长的影响力几乎为零，而像弗里德曼和施瓦兹等人的非正式的实证研究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萨缪尔森在这一点上也流露出对经济学深深的失望——“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和优化非但没有帮助经济学家在竞争性的理论中做出选择，反而使选择更加困难，这一点真是令人失望。但这也并不意味我们应该否认经济计量学，相反，经济学家掌握经济计量学极其重要。令人困惑的是，经济计量学家明显地将我们从花园小路引入了越来越深的沼泽——用计量学的结果来支持或驳斥经济理论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剑桥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琼。罗宾逊与其合作者约翰。伊特韦尔在《现代经济学导论》中也强调，数学模型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化，有利于把握经济问题中最根本的矛盾，但模型与其反映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决不是清楚的，同一件事情往往可以有多种解释，并且模型在检验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不能把经济学等同于科学。日益数学化的经济学现在的确需要实现“形式理性的骗局到对实质理性的需要”转变了。

　　三、规范经济学的基础性地位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日益傲慢地表现出忽视甚至无视人的价值判断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等规范性内涵的趋势，其“科学化”的后果似乎是在加速向混淆目的与手段关系方向的轨道上发展，并假以“科学”的名义来颠覆人的基础性地位——以“科学”取代真理本身终将悲剧性地导致以物取代人。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大量事实清楚无误地表明，经济理论形成的前提以及构成的主要内容显而易见是人，是关于人的经济交易和交易后果的学说，那种以任何名义和任何借口企图来消解这一属性的行为注定是荒谬、无用和无耻的。

　　(一)规范经济学的学理基础

　　规范经济学的产生不仅在于它具有价值判断中人类行为内在主观倾向的发生学基础，而且也有其产生的深刻的认识论基础。规范主义是影响这一重要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哲学派别——它是功利主义发展的产物，重视价值观和行为倾向的伦理基础，认为关于条件、状况、事物和行为的好与坏的判断对产生规则性知识是有效的，甚至是必要的。对好与坏这一内在价值的描述性知识是可能存在的，这种知识可以用来得出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或什么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规则。在对策研究中，规范主义更是显示了其巨大的作用，没有理由认为规范主义是低层次的。在经济学研究中，“规范”至少包括以下几种不同含义：(1)主要与经济政策相关的部分有关；(2)在微观经济学中，可以暗示习惯的规定；(3)更一般的情况下，规范可以指经济理论中某一部分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特征；(4)相当明确的有关社会伦理道德的范畴等。⒀显然，对于经济学来说，规范意义不仅具有像实证意义那样具有普适性的内在含义，而且研究中所使用的规范方法也像实证方法那样拥有广阔的适用范围。

　　事实上，在经济学研究中强调伦理道德和价值规范的传统由来已久。西斯蒙第是第一位明确攻击所谓主流正统经济学的杰出经济学家，他对由竞争驱动的工业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拒绝承认个人利益是工业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作为传承了西斯蒙第思想的伟大学者约翰。霍布森，也在断然否定事实可与价值分离、存在与价值无关的经济学的论断的基础上，强调人类社会发展必须依赖于社会环境。总的说来，在经济学规范性研究中，在西斯蒙第创立的理论基础上，先后产生了三大分支，即天主教的物质学派、人道主义传统以及澳大利亚经济学派。它们都强调人的尊严的社会价值观，明确反对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⒁

　　不过，在关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实证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坚持“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规范经济学及经济学的技术也不可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人们在‘正确的’经济政策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较少地取决于规范经济学的进步，而更多地取决于这样一种实证经济学的发展。”⒂最终“经济学所企求的神圣目标是科学本身的方法。”规范经济学从属于实证经济学，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决定着整个经济学的发展。但另外一些规范主义经济学家却坚持认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在一定伦理规范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伦理规范是决定实证经济学发展的基础，不仅如此，它更是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基础。不过规范主义经济学家的上述看法在实证经济学家看来却是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规范经济学所强调的伦理规范缺乏可靠的证据和可重复的检验，无法证明那些影响人们经济行为的伦理道德是稳定的和可靠的，更无法证明这些伦理道德在学理上是可以超越证明本身而怎样先验存在的，因而规范经济学是不可能形成像实证经济学那样在逻辑上严密、在方法上可行、在辩术上信服的方法论体系的。因此，对规范方法的使用将不可避免地降低对经济规律理解的能力，并最终阻碍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二)规范主义研究方法的操作性运用

　　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学的发展与科学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经济学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实证方法的运用，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依赖于科学方法，甚至乞灵于科学方法。事实上，即使实证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这种地位也在遭受不断的挑战。

　　就那些发起挑战的经济学家来说，大致可以把实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1)不能把物理学“运行机制”中的内在逻辑引入到经济学中去，经济学中没有与物理学中的基本原理相对应的东西，即那些适合用方程组形式表达的东西。(2)形式化在经济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是最重要的作用。经济学中语言的多元性暗示了方法的多元性，形式化不是最根本的要素。(3)经济学的科学性质是建立在研究方法之间的特定联系和研究领域之间的特定联系基础上的——一种既非独特的也非包罗万象的“非结构式的”方法论。(4)把经济学发展史解释为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即从前科学和教条阶段到形式化了的当代科学的正统理论阶段，是不正确的。在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中，有人更为激进地认为，实证主义除了为经济学发展了一套更为完善、圆滑的自我辩护的技巧之外，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步。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不过是科学主义的一场“春梦”。很显然，对经济学研究中实证方法寡占地位的不满和质疑，必然导致对规范方法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并重新给予规范经济学应有的地位——强调实证科学的重要性，绝决不等于贬低规范方法的重要性。

　　比如，奥地利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哈耶克对“唯科学主义”的经济学排斥规范方法就相当不以为然，他认为经济学的规范化根源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研究从来不是对社会现象为什么是这样而怀有的纯智力上的好奇心的产品，而是对迫切需要重建一个产生严重不满的社会所进行思考的结果”⒃。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更是明确指出，对实证性和规范性进行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必需的，不过将经验事实与伦理道德完全隔离开来的做法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规范方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抹杀的。马克斯。韦伯对此也说：“发展对政治经济状况进行可靠测量的价值判断是我们学科目前的目标，而且这也是我们的学科最初的和惟一的目标。”⒄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质疑显示，规范经济学不一定非得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实证模式，而且，要彻底澄清对全社会发挥作用的那些价值判断也是不可能的。规范性的规律只依赖于人类的意志，并且始终处在完善过程之中——“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好的或不好的，公正的或不公正的，但是永远不能被说成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因为它们不是来自对经验现象的观察结果，而是对行为规范所进行的倡导。”⒅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将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规范性决不是一个低劣的标志。

　　四、回归“人”的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人在其中居于核心和基础的地位，不能以“抽象人”、“假设人”甚至“虚无人”的前提来研究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能以依附式和标榜式的形式化来“为科学而科学”。

　　(一)破除“科学”的神话

　　如果说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存在着大量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会错意和用错对象的错误，那么可以判断，原因多半在于我们将“科学”进行了神话般的理解。毋庸置疑，我们现在的确是到了一个正确认识科学以及科学与经济学关系的时候了。

　　在经济学研究中对规范和实证思想及其方法的运用，不能行而上学地把二者看成是一个你强我弱、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关系，而应该坚持这样一种理念，即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肯定，绝不意味对另一方的排斥和取代。在对那些涉及不同研究领域、具有不同研究目的的对象时应该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实证经济学将为自己开辟更为广阔的天空、获得更大的成功，但同时对规范思想及其方法的运用也会随之变得更为迫切和需要。因为，在我们能够更为娴熟和精确地获得所需数据以及量化指标的同时，我们将发现，那些来自证据背后的规范力量或许正是导致这一切的原因。

　　经济学在过去没有、在未来也不可能发展出完全按照科学主义标准要求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研究模式来。实证经济学不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惟一选项。规范性仍然是经济学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它不会随着实证经济学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而趋于终结。相反，那些来自人类社会长期积累并被积淀下来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制度的、价值的、心理的因素在逐渐被认识过程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不可替代性，它们在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正越来越代表一种不可抗拒的方法论趋势。人本主义的发展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合乎逻辑的走向，它不会因为科学化走向的强大而趋于脆弱。

　　(二)回归“人”才能真正寻找到“科学”

　　经济理论演进的历史事实和逻辑过程提醒我们，实证与规范之所以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巨大的分歧，与西方哲学思潮中的两大分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各走两端不无关系，再加上两者之间缺乏彼此融合和相互渗透的“第三方”学说和机制，互相排斥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随着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以及新兴社会科学理论的大量涌现，已经对实证经济学的“垄断”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经验事实和理论发展表明，实证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辩护性特点不仅是突出的，而且是固有的，忽视这一关键性问题将导致理论上的致命缺陷。

　　研究“人的现象”但却没有人本主义灵魂的实证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正在显示出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不仅表现在对现实世界解释方面的窘迫上，而且也表现在促进经济理论进步方面的贫困上。在最近半个世纪出现的一系列新理论——哈耶克的“演化理性主义”、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格兰诺维特的“嵌人理论”、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以及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的兴起，都在提示着实证经济学的这种明显而自负的不足。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规范经济学方法论地位的经济学注定不是完整的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对于规范经济学再也不可能抱有以前那样的敌视态度了——由休谟开创的、凯恩斯进一步发展的实证与规范之间的严格二分法，正在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渐趋消弭之势，回归现实关系中的人本主义或许正是代表了它的方向。经济学本身的社会科学属性决定了其人本化走向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化”仅仅是手段，而“人本化”才是真正目的，两者涵盖的不同层域的“话语域”，注定了它们之间的健康关系绝不应是竞争性的替代，而应是一种互补性的会通。

　　注释：

　　①关于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马克。布劳格在其著作《经济学方法论》中有较详尽的阐述，参见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139～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②熊彼特对这场争论的详细评论，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文版，第3卷，95～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③这种所谓的“科学立法”意识主要体现为，反对科学研究的禁区，不允许对科学做科学话语之外的批评和制约。

　　④在方法论著作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是白天鹅命题，也就是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它给人们的启示是，经验归纳是无法证实一个全称性命题的。

　　⑤在这一点上，可以用科学史上著名的“塔的问题”来说明。

　　⑥事实上，从科学的整体来看，科学毫无疑问地承载着价值，并历史地反映着不同的价值层面。并且，科学的发展并非仅由科学本身构成，正如美国科学家巴罗指出的那样：科学的进展是由科学本身、规范、兴趣以及现实世界这四个方面共同推动的。即使在今天，工具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的科学也是无法排斥伦理以及人文的规范和制约的，因为当代科学成就是来自于人类历史的文化积淀，而非凭空而降。

　　⑦⑩⒅参见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129、200、5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⑧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研究的起始之处是资源、偏好以及生产技术的给定，认为由于这些给定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社会-治学研究范畴，无法用数量对那些决定资源供给以及技术因素进行表示，因而理所当然地应该被逐出严格的经济学研究视野。这实际上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做了一个划界，而这个划界标准是，所要进行的研究领域是否适用于数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是否适合定量的数学表示。这样的后果必然是，使得经济学边界的变化和拓展由数学的推进及其在经济学中的运用领域来确定，不过这同时也方便地为一些经济学家在关乎那些需要做出价值判断的领域提供了推卸责任的借口。

　　⑨参见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⑾⑿参见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文版，376、37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⒀参见韩永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方法论变革研究》，159～16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5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⒁参见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溯源与发展》，中文版，18～22、158～162页，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⒂参见《弗里德曼文萃》，中文版，192。194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⒃Hayek,F.A.,1933.“The Tirnd of Economic Thinking。”Economy,Vol.Ⅲ,p.122.

　　⒄Webber,Max,1949.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The Flee Press。转引自安托万。多迪默、让。卡尔特里耶：《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中文版，51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