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荣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摘 要：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者历来重视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和研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始终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与创新联系在一起，经济学研究方法经历了从拒斥到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从较为单一的分析方法到多元分析方法的发展，逐渐与国际经济学界接轨和开展对话交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仍然要继续解放思想，把继承与创新高度地统一起来，使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经济学方法论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学者在研究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所形成的方法体系。或者说，经济学方法论是对经济学方法进行理论探讨而形成的一门学说。它既要研究一般经济学方法的功能和特点，也要研究其在总体上的相互联系。它不仅仅是对经济学方法的概括和总结，还应该对这些方法进行反思。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学派都有其代表人物所创立或论证、概述的方法论。因此，经济学发展史上各学派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的根据就在于其方法论之间的联系。没有其方法论上的联系和区别，就没有各学派之间的继承和创新。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历史阶段，基本上是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历史阶段相一致的。可以说，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学理论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从古希腊到现当代，经济学家一贯重视对方法论的探讨与运用，经济学方法论始终没有放弃探索与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古希腊时期“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专门撰写了探讨方法论问题的专著《工具论》，开方法论研究之先河。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演绎法、重商主义的经验总结法、配第的归纳法、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方法、亚当·斯密的二重方法论、大卫·李嘉图对斯密抽象法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确立、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方法、罗雪尔对“历史的方法”的发展；马歇尔建立的新古典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其学生庇古和罗宾逊对他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新古典学派不再进行经济发展问题的全面研究，关心的是在既定的人口和技术水平下，有关收入分配、价值理论和一般均衡等短期问题。但马歇尔的发展观对经济因素的分析，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论；“两个剑桥”的方法论、新经济自由主义方法论；历史学派到制度学派的方法论；费里德曼、柯尔内、哈耶克等经济学家的思想也无不渗透着鲜明的方法论特点。

　　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理论利用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价格分析传统，是对以收入为中心的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一种发展。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汉森、希克斯、萨缪尔森、托宾和索洛等。《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中阐述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韦伯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经济学的基础性方法论原则；他所阐述的自发秩序理论则被哈耶克发扬光大了。

　　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影响，其一是实证方法的影响；其二是结构分析方法的影响；其三是制度分析方法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石。因此，在21世纪，创建与时俱进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为指导，同时也要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珍贵遗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效力。然而，正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①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总体把握上更有价值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从19世纪40年代到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研究和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的学问，也是在不断的历史演进中形成和发展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阶段，对以往的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批判、总结，并明确阐述自己的方法。如前所述，《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已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基本形成，而《资本论》的方法则主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作为一个辩证法体系而成为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史上的一块“瑰宝”。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科学体系。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它贯穿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各个方面。作为分析方法和叙述方法的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包括了具体与抽象统一的方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统一的方法等等。马克思经济学包含着丰富的规范分析方法，如制度分析方法、人的本质分析及公平与效率分析。马克思不仅是制度分析的先驱，同时也是实证分析的典范，如数量分析、统计分析方法、案例分析，等等。马克思经济学没有明确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分，但包含着丰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思想。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分工演进分析和经济场理论等，都是后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所进行的诠释，是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深入研究的新进展。

　　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中，唯物史观是核心、是灵魂，辩证方法是主体，它们与形式逻辑和数学方法以及具体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一起构成了《资本论》方法的有机整体。完整地说，这一方法整体叫做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辩证法体系，简言之，就是唯物辩证法体系。这里所说的“唯物”，就是指作为整个方法论基础的唯物史观；这里所说的“体系”，就是指《资本论》方法具有多个层次，包含以辩证法为主体的十分丰富的内容。在明确了以上两种含意后，也可以简要地把《资本论》方法称为

　　“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提到《资本论》方法是“辩证方法”或“辩证法”，笔者认为就是潜在地包含了以上两层意思。因此，对《资本论》方法乃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整体理解要力求深入、全面和正确。

　　二、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始终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相联系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始终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必须把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放在改革开放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全面考察。著名学者邹东涛教授认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这就是第一阶段： 1978年12月至1984年9月，改革的起步阶段。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进行了扩大自主权试点；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提出了“两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二阶段： 1984年10月至1992年1月，改革全面展开阶段。中共中央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全面转向城市。开放长三角、珠三角和闽南三角洲地带，建立了海南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区。第三阶段： 1992年2月至2003年10月，改革的制度创新阶段。中共十四大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宏观体制与外汇、外贸体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入WTO;推进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第四阶段： 2003年10月至今，改革攻坚阶段。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①。在这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研究花繁果硕，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学学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向纵深推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交相辉映的三大理论，其一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该理论明确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地片面强调“一大二公”，搞“穷过渡”，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并非水火不相容，计划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目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应该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其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该理论以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形态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我们所搞的社会主义，虽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就总体而言，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人们的收入不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较低，还是一个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目前和今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仍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本质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世界新兴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的建立与成长贯穿于中国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的“转型”时期，也就是：第一是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第二是在经济结构上从二元经济转向现代化工业经济；第三是在增长方式上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特别是转向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型。该理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基础性的作用，“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这个以“结合”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提出的。从经济制度上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再也不是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诞生、成长与发展从来都是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融合在一起的；经济学说史也告诉我们，不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者虽然立场对立、立论各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都否认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结合的可能性，而且都把这一点奉为信条。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发生过一次历时数年的社会主义大论战，当时西方经济学界的主要代表米塞斯及哈耶克断言，只有私人企业才能构成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微观经济基础，断言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只能搞计划经济，只能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与此同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断言，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水火不相容，把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正是邓小平同志力排众议，高瞻远瞩，解放思想，深刻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毅然采取改革开放政策，并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针，打破了来自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左右两个方面的同一把思想枷锁———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相容的教条。邓小平同志带领着中国人民，开始了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历史性长征，这是亘古未有的伟大制度创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又开始重新活跃起来，这个时期经济学者沿着20世纪50、60年代的研究思路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汤在新、刘涤源、赵洪、陈征、胡培兆、洪远朋、张薰华、田光、郭继严、马健行、李建平、刘永佶等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就总体而言，这些成果可以看作是对前期研究成果的修复和发展。随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介绍，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有了很大拓展，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视角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对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由于我国体制转型的特殊背景，西方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后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从中找到了答案，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了反思，提出要认真发掘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如：吴易风、黄少安、林岗和张宇、程恩富教授等的研究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第二，对马克思宏观与微观经济分析方法的研究，这些研究分别涉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思想，马克思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和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方法。如：汤在新、傅英才等学者的研究。第三，对经济人本质的分析。第四，对均衡分析方法的研究。提出马克思经济学中存在均衡思想的是西方经济学家，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也对马克思均衡分析进行了研究。

　　经济学研究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经济学界名家和新人辈出。前有经济学界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吴敬琏先生，人送绰号“吴市场”；厉以宁教授，人称“厉股份”；后有所谓“京城四少”，如：刘伟、钟朋荣、樊刚、魏杰等著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他们力挺市场经济的改革趋向。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经济学界又掀起了一股回顾和反思已故著名经济学者顾准的热潮。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一批在欧美大学里学有所成、谋得教职的学者也非常关注国内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受聘担任了国内知名大学的特聘教授，如：陈志武、钱颖一、许成钢、田国强等经济学者，也很重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与此同时，林毅夫、周其仁、汪丁丁等学者更是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开展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理论专题研究，其中包括股份制经济和承包制的研究，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关于所有制改革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研究，关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等。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讨论涉及：一、所有制理论研究。这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所有制改革；民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研究；中共“十五大”以后的所有制理论研究。二、按劳分配与劳动力商品理论。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这其中包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道路选择；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四、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研究，涉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讨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改革研究；股份制经济理论研究等。此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等。

　　由于经济学研究的渗透性很强，几乎能与各有关学科嫁接，以至被人指摘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推进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方法论功不可没；从批判介绍到引进、吸收和借鉴；从大学教科书的一般介绍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运用和实行(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从单一分析方法到多元分析方法；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从规范分析到实证分析。当时我国经济学界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出发，主要从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分配理论方面对西方古典经济学作了研究。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掌握程度，胡寄窗教授在其《187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的序言中指出：建国30余年来基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除马克思分析过的古典经济学和早期庸俗经济学尚能基本掌握外，对19世纪末期以来大量涌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有少数涉及它们的著作问世，大都语焉不详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无疑客观地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前经济学研究的真实境况。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理论突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遇到了挑战。当前，我国应当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上下功夫，创造性地运用、发展和变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以适应揭示和阐述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丰硕，但经济学界在方法论研究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是片面倚赖和强调抽象法。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如果舍弃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而一味地用一些抽象范畴来演绎未知，进行所谓的规范研究，是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结论的。其二是不能合理而科学地使用实证分析法。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出现了对实证分析法的种种误解和偏差，导致了未能合理、有效地运用实证法来分析中国的具体问题。有的认为实证法就是搞实际调查研究，否定必要的理论指导，更有甚者，忽视、否定价值判断，片面强调 “操作性”。这种方法论认识上的偏差，与我国长期不合理地使用和轻视实证法有着密切联系。其三是轻视或者滥用数学方法。某些学者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一方面片面依赖抽象法，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轻视和滥用教学方法的倾向并存，前者主要是缘于在经济研究中基本将数学工具拒之门外，后者主要是由片面追求西方经济学中的分析范式，把数学公式、模型作为炫耀，没有揭示出数学分析背后所反映的经济规律。轻视或者滥用数学的方法是对待数学方法的两种极端的态度，但二者殊途同归，都不利于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同一般西方经济学理论一样，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既有科学的一面，也有非科学的一面。在深化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有分析地借鉴前者，恰如其分地扬弃后者，通过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科学因素，以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有所阐释和总结。其中，我们应特别注意以下方法，其一是经济分析中的数学和模型化方法。数学和模型化分析方法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最为明显、也最富有成果的基本趋势和特征。进入20世纪后，经济学数学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也由此出现了数理方法与计量方法。借助数学和模型化的分析范式，可以准确地计算不同变量之间精确的规律性关系，对于具有典型意义的经济状态做出严格的不可辩驳的证明，体现经济学的数学解的有效性、合理性和现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发展到可以应用数学时才算是真正发展了。”①这无疑是对现代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一种判断。其二是制度分析与创新的方法。其实，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独创，马克思实际上就是一位杰出的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其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本质上进行制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这种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方法，具有客观的实用性，能够解决传统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外部性经济问题，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此外，我们还应学习和借鉴逻辑经验主义与证伪主义的方法以及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

　　可以预见，上述西方经济学的这些科学而合理的方法必将进一步影响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也必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三、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早在1938年，我国学者刘洁敖先生就撰著了《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他在书中不乏真知灼见地明确指出：“科学之发达，端在一种对象之纯理论的研究，今国人既如此崇尚实利而鄙弃理论，故其足以阻碍发达之前途，而致我国经济学永远停止于‘经济常识大全’之境”；“我国今日正病方法论研究之缺乏，而致吾人之经济学入于歧途，故著者甚愿国人充分了解方法论研究之重要性，然后期以三年五年或十年八年的功夫，起而在方法上奠定一个深固的基础，以谋我国理论经济学之独立的发展”②。新中国成立后，前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学传入我国，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思想受到严重束缚，对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并没有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除了有一些关于《资本论》方法的研究成果外，其他相关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成果凤毛麟角。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在我国有了一定发展，不少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探索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崔昌杰撰文呼吁建立经济研究学，吕益民发表了《应当建立一门经济科学学》一文，提出了该学科应该研究的六个方面的内容。杨德明著《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方法论和微观理论》和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等著作的问世，使刘洁敖先生半个世纪前的期望有了依托。廖士祥主编的《经济学方法论》出版，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问世。此外， 199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马克·布格的《经济学方法论》和艾克纳主编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等译著。其后，黄河主编的《经济科学学》和陈宪主编的《经济学方法通览》等也相继出版。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界和哲学界就经济哲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出版了一批相关的学术论著，这些都对推动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经济学方法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经济学方法论作为理论经济学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在我国迄今尚未得到完全的确认。以至我国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在解释“经济学方法论”词条时，竟然写道：“指西方经济学界在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时所采取的各种方法的理论。”①这种解释从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还处于较低水平的状况。陈志武教授有感而发：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已八十多年，今天我们还在为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谁是主流、谁是非主流以及什么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展开争论，这本身说明经济学在中国还在初步形成，并没有成熟，更谈不上中国经济学家不久要主导经济学世界。而其根本症结正象林毅夫教授指出的那样：“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经济学理论被介绍给国内，经济学从以前单纯的“苏联范式”向 “欧美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被逐步边缘化的趋向，从而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新的危机。为此，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就成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界一个紧迫的任务。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我们应站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高度来分析问题。做到继承与创新的结合；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一方面，更多地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更多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具体结论。

　　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国自近代开始，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国家的落后，开始向外国学习，追求现代化。我们开始学习的榜样是日本，后来向欧美学习，可是这段时间不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主要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可前苏联解体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大家又逐渐地把目光转方西方，认为需要向西方学习。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认识到，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迄今也不能说完全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如果把我们向西方学习的所得与所失进行比较，应该说所得大于所失。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的是怎么在主流的思想方面发扬中国自己的优秀文化与方法。反思中国的问题，现在的瓶颈就是政府体制改革。计划经济的这些残余不改，其他领域里的很多东西都难以改革，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把改革的整个过程联系起来看，其实中国也是在向一个已知的东西转轨，也许一开始比较模糊，后来才逐步清晰。就其本质而言，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

　　象陈岱孙先生那样，始终以开放的心胸对待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同时坚持我们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使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经济学研究方法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表现就是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正本清源工作。

　　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并且这些研究取得一系列新成果和新认识，具体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所有制、按劳分配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了热烈讨论，加深了理解)；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新认识的研究；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新认识的研究；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研究；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注重对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协调发展思想的研究。目前，上述研究呈现出三种趋势，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取得新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五卷本今年将问世。到201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将出版过半，达30部左右。其二是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将从目前的良好开局阶段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一些新发现的经典文献译文将面世，对原有译文的修改，以及随着新文献的不断引进、翻译、介绍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加，广泛而深入的文本研究将会全面展开。其三是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研究将进入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也将深入展开；在一些基本观点上将取得新的一致认识并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经济学的发展和提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方法论上的进步，运用各种传统的和最新的经济学方法对经济实践作出理论总结和概括，是建构新世纪中国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1、加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育与研究工作就我国的大学生来说，有一种追求“前沿”

　　而忽视基础理论学习的倾向，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重西方经济学而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经济说史的学习和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他们对经济学理论的透彻理解和对经济学基本分析工具的正确把握。学习经济学，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经济学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因此，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2、深刻理解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建立和形成我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样要坚持以这一方法论为指导，才能进一步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本质等方面来全面剖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因此，我们在探讨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同时，必须考虑其方法论的复归与创新问题，否则，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积极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科学因素，推进方法论创新

　　自1836年纳索·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约翰·穆勒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首倡经济学方法论探讨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几乎从未中断过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探索和争论。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中，方法论要先行，因为理论的建构必须接受方法论的指导，否则，我们的理论思考就可能陷入盲目之中。因此，在面对中国经济转型实践而进行的理论创新中，方法论方面的探索与创新是一个必要的环节，而正确对待和积极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新观点和新趋势，可以直接促进经济科学的健康发展并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经济理论的革命首先是方法论的革命，而经济学的发展也首先取决于方法论的创新。在我国近年来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实践中，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当然，在方法论方面也必须兼收并蓄，与时俱进。基于这种理解，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学方法论的前提下，大胆吸收和借鉴经验的、实证的方法，以把握正在发展变化的经济现实；理论的、规范的方法，以认识和预见过渡和发展的趋势；历史与归纳的方法，以克服照搬照抄解决中国问题；逻辑的、数理的、统计的方法，以探求经济发展的真实面目。可以说，方法论的创新，是推进我国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4、兼容并包，经济学方法论的横向借鉴与变革

　　立足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来把握经济规律，这一原则无论在一般意义或在特殊意义上都适用于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进行经济学研究，依靠的是一系列经济学的范畴、原理、规律体系来反映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变动的客观规律。上述经济学的范畴、原理和规律的揭示，不是借助于科学实验，而是要通过人类的思维活动，进行理论的抽象。首先，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科学抽象。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抽象法，是研究经济科学的科学方法，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状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这说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详细占有材料作为科学抽象的依据，从现象到本质，从而再从本质上把握现实的经济运动。其次，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现实的经济矛盾是历史的发展和继续，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利于正确理解现实的经济矛盾。针对现实经济矛盾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中国经济史所揭示的规律和对历史的系统认识。最后，引入和正确地使用数学分析方法。对中国的经济现象的分析，采用各种定量的数学方法和工具，设计出各种经济模型，借助精确的数学语言，来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填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把理论分析和数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地运用到中国的经济现实中去。

　　5、加强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和探讨，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中国的知识界是如此，经济学界也不能免俗。为了发展经济科学，新时期的经济学者应当同这种不良的传统决裂，形成学者之间，特别是具有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探讨问题的良好风气。

　　一般而言，在国外接受教育的经济学者可能存在对国内的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多和不够具体的缺点，但是他们一般受过系统的、较为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又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长期生活，他们由此取得的知识和经验无疑是建设我国市场经济的宝贵财富。

　　另一方面，植根于本土的经济学者常常难以超脱现实的政治社会条件钻研学术和吸取新的知识。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贬低这些对历史和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理解的经济学家的作用。有时，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评论，说某一位学者学术上没有贡献，甚至于因此而否定他的历史价值。这也是有失偏颇的。至于目前某些人动辄把经济学家划分为某门某派也是为学养深厚的学者所不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