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6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首届商亦载道精神启示论坛在上海举行。图为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演讲。(来源：新浪财经 康亮摄)

　　2009年10月16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首届商亦载道精神启示论坛在上海举行。新浪财经全程图文直播本次活动。图为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演讲。

　　赵晓：今天很高兴，因为我见到许多的老朋友，一进到这个屋子就感觉氛围特别好。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非常有意义的题目——商亦载道，过去我们经历了30年的改革，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无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构建总觉得还缺了一点什么。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可能就是探讨了它最缺乏的这个部分，我们要探讨商业里面“道”这个东西，中国现在很多东西都已经过剩了，但是在“道”这个问题上是我们企业家最短缺的，也是我们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最短缺的一个部分。

　　第一，我们知道经济学是很强调“速”，强调分析方法，经常谈论的GDP，一般来说没有经济学家会关心道德这个问题，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期，那个时候有一些经济学家在讨论，偶尔可能会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会说所有中国谈不清楚的东西就是中国文化，所以是没有经济学家能够正二八经的去谈，这个是谈不清楚的，所以这个是重视“速”的一个学问。

　　我本人怎么会关注到这个道的问题呢？非常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2002年有一个机会，那个时候中国上海经济已经改革了20多年，一开始我们认为这个市场是最好的东西，我们总算找到了中国富国强兵的道路，这是市场经济。通过这个市场改革去找到的，可以说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代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也包括精英的公司。但是到了2000年之后，因为我们发现了太多的市场的问题，市场的确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好处，但是市场本身也伴随着一些新的问题的出现，特别是不讲诚信，假冒伪劣，民营企业家财富榜就成了杀猪榜。这个现象也引起了大家的重视，突然我们迷失了道路，市场经济能够救中国吗，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光对市场经济的研究是不够的，我们可能还忽略了一些东西，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我在国务院国资委，有一个机会与政协进行研究，就是要研究别国的市场经济跟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一样，实际上在对市场的反思迷茫和未来的道路的探索。到美国我亲眼看到，美国的纳斯达克，美国的金融、市场、制度，我们试图寻找当中有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看见这些不同其实都是量的差异，比如美国有纳斯达克，中国以后也会有。

　　我们在往前进步，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市场经济与别国最本质的差距呢？在美国，这个国家最多的建筑物是教堂，到处是教堂，比我们的银行和米铺还多。我们中国最多的建筑物是澡堂，各种各样的澡堂，或者变了形的澡堂，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中美两国市场经济背后的本质性的差异。我发现美国的市场经济背后有一套商业伦理来支撑，这跟他的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把经济改革单兵突进，这个比较早，也比较快，但是政治化就相对比较滞后，而在商业能力上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根本就是无从谈起。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改革就像一个木桶，某些板打造的是厂，某些板从来意识到要去打造它，大家想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呢？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人从市场能力的角度来比较不同的市场经济，也是从这个角度反思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我也提出了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叫人竞争，不像计划经济的大锅饭，但是并不能教人不撒谎、不害人，希望市场本身产生诚信是不现实的，有一部分是可以的，但是总体来说诚信的供应是落后的，光靠市场本身来承担是不够的，恰恰相反是其它的一些方面来产生诚信和维持市场本身的运行。那时候我也大胆建议国家就我们的改革要注意构建中国的商业立法，在这个建议提出之后我们召开了十五届四中全会，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就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但是在这个文件里面谈到如何在中国构建一个法制社会的诚信体系，讲了三句话，把道德放在第一句话，以道德为支撑，以产权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这三句话应该说讲得非常好。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里面谈到道德我们去看看所有的文件，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一次，所以如何构建社会的诚信体系，要以道德为支撑，以产权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大概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考察受到了启发，后来我就开始更多地探讨伦理和经济的关系，中国伦理的构建和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关系，这是一个交代。就是我们从一个比较关注“速”的领域开始关注一个道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二点，从经济学思考出来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背后形成的动力机制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都很喜欢树上红红的苹果，但是这个苹果是长在苹果树上，如果你不种那个苹果树是长不出来的，一定要种苹果树，另外苹果树是苹果树的种子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光要有一个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果实而不去问背后的行为“种子”是得不到大红的苹果。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上，微观经济学上讲企业做到一定的程度一定会发现企业文化是最重要的，企业的经营背后一定要有企业文化的支撑，所以你们会觉得我们许多的企业家，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优秀的企业家都在讲企业文化。有一个朋友说他发现做企业赚钱的人都在谈文化，所有文化的人都在谈赚钱，大概是文化人都没赚到钱，恰恰企业家赚了很多钱之后，他发现再要赚很多钱的时候就要讲文化了。

　　我们发现，企业的经营发展之后一定是企业文化，一个国家也是，这个也有很多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也认为文化的变革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的理论进一步把这方面的研究深化了。实际上无论是企业微观的发展还是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其实它的背后都有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的重要点是价值观，就是我们的偏好，经济学研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之一就是偏好。就是你把哪些东西看得重要以及把哪些东西看得不重要，经济学和其它学科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把人假设为是理性的，就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个理性的意思是每个人都会追求他的行为和收益的最大化，就是你做一件事不会莫名其妙地做，你总是希望通过这件事获得一个最好的效益，这是经济学对人的假设。经济学整个的体系也是从这样一个假设推出来的，但是很少有人去思考经济学上讲的理性，理性究竟是什么意思？它是生物理性吗？不是。其实它是文化理性，不是说这个人是生物就一定会根据他的最大化做出一个决定来，所有的人都是生物，所有的人最大化的行为都是一样的，不是的，因为每个人背后的文化背景不同。其实他的文化会影响他的价值观和偏好，有些人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另外一些人在他另外一个文化背景下觉得这个东西特别不重要，因此两个人的行为选择就不一样了，虽然都是一个理性最大化的人，大家都在作出决定，希望我这个行为获得最大的好处，但是怎么讲好处，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因为他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他的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行为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其实你的结果也会完全不同了。由此，我想到了老子讲的一句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琢磨这句话，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析一下这句话。道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可以说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道，世界最根本的东西就是道，我们要探寻的最根本就是道。而道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就完完全全知道道是什么，老子自己也说他只知道道太重要了，但是你要我讲清楚什么是道，我讲不清楚，道可道，非常道。这听起来有点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讲的话，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理解我，只有我的一个学生理解我，而我这个学生还把我理解错了。所以，道也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没有人敢说他就是道。从基督教文化来讲，他说上帝就是道，道就是上帝，除了上帝之外，如果说上帝就是道，一般的人谁也不敢说我就是道，我就对道了如指掌，我对道所有的道都知道了，因为你是人不是上帝，你怎么能完全理解道呢？我们只知道道太重要了，这个道是世界最根本的东西，但是没有人能理解。因为没有人理解，我们只能去猜测，各种对道的理解的东西就会形成宗教，所以宗教是什么？就是帮助人们来理解道，而且宗教只能靠相信，而不能靠理性，不见得和你的理性是相违背，但一定是超越理性，因为你靠理性是无法理解道，只能是相信。

　　人类文化的最大智慧就是宗教，宗教就是道。我们这些宗教带给人们的就是对道的理解，所以道就生出一，一生出二，一是宗教，二是什么呢？在不同的宗教人们会形成不同的智慧，这就是二。如果你有不同的宗教，你一定会形成不同的智慧。实际上智慧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显性的智慧，一种是理性的智慧，其实我们看到的一些法律法规，那些只不过是智慧的一端，核心的是宗教。当我们用法律条文，用红头文件来表明的时候，我们是把非正规的制度变成正规的制度，或者我们背出了一些法律条文，但是我们习惯上还在按照那些规范来进行，那么实际上这些非正规的制度或者传统的习俗还在起作用，这是一个制度的形成。所以这个“二”就是法律。“三”就是我们的行为，在不同的制度下我们就有不同的行为，三生万物，万物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为不同的行为就会导致不同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种，各个国家、社会、地区、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一样的，形态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人们的行为背后是什么？就是制度，制度背后一定是文化，特别是宗教对道的影响。所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很有道理的。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看到它背后是什么，背后是行为，背后是制度、文化和宗教，背后是人们对道的理解。

　　我们有一个结论，跟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理念在不断进步。改革开放最初的时候我们改变的一个东西叫做人治，从人治走向以法治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经常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跟谁走，你的路线是什么，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刘少奇走，后来我们发现跟谁走，谁来当领导人其实这个不难，重要的是有一个制度，所以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要依法治国，这一点我们一直在进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突然意识到法律是非万能的，如果你靠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成本会很高，而且人们的文化和你的法律是相抵触的，那么你的法律能否实施下去，所以后来我们提出了以德治国，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德”是什么，德是伦理，德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这个德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做的是道，所以你光讲德是不够的，我们从人治进入到依法治国，再到以德治国，我们是否要再向前走一步，我们要提出一个概念叫“以道治国”，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应该探索道，我们应该有一个道德方法。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般会谈到儒道文化以及佛家的领域，在这个文化之前中国有一个先秦文化，比如我们现在谈到的古代文化的建立者孔子，老子，他们是特别仰慕的。孔子他讲过一句话，朝闻夕死。孔子而且说那个时代非常好，那时候虽然没有民主法制，但是那时候大道行于天下，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道，有一个行为准则，有一个行为约束，后来很可惜孔子说大道遗失了，没有人知道道了，孔子自己也不知道了，所有他到七十的时候修四书五经，给中国人制定了一个德，老子批评孔子说你这个东西没用的，因为你没有道，你只能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没有告诉人们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孔子的东西太深了，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缺的是什么，就是道。老子就比较重视道，就留了这么一个东西在。

　　今天，我们中国的道进入到大国崛起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四大文明古国，只有我们是向前的，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我们其它的文明古国的文化基本上消失了，今天的埃及已经不是埃及了，而是巴比伦。中国这些年的进步是惊人的，我们的经济成长使我们进入了依法治国，再进入到以德治国，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都在重视文化，看似探索道。我有幸参加了第二届世界博鳌论坛，而且在上面也做了一些讲话，过两天我会参加全国第二届穆斯林企业家的大会。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都在看，都在追求，中国的古典文化精髓我个人认为是永远流失不了的。比如说中庸之道，它不偏激、不排斥，很包容，很开放，就像我们讲的海纳百川，比如我们讲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从这里我们也能找到道，在道德文明的基础上有一个很好的背景基础，这大概也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生生惜惜，到今天经历了一段衰落之后还能复兴。

　　我们看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在同济大学说：“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脚踏实地，而不能瞭望星空，这个民族最终是没有希望的。”最后我就讲一下企业家的终极关怀与中国商业伦理构建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我们企业都在注重文化，所有的做企业的人都知道企业文化就是核心，如果老板制定了之后自己都不想执行，那这个文化是没有意义的，企业文化就是靠我们老板，老板不相信我们这个东西，只是写下来，员工是不会理睬的，这是没有用的，目前就存在一些通过文化来欺骗的程度上。今天的企业文化是老板文化，关键不是你怎么说的，而是你怎么做的，你怎么做的就会影响你的企业和你的员工，在老板的文化里面特别重要的一块就是老板的终极关怀，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明白这个世界最本质的是什么，最真最真的价值是什么，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本质的价值是什么，他可能赚很多钱，有时候销售员工是最惨的，销售不好就被淘汰了，在这样一个销售优势下他赚了很多钱，但是员工天天都在担心末位淘汰。我个人认为找老婆是很重要的事情，潘石屹能够有这么好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找了一个好老婆，他老婆是剑桥毕业的，她老婆说：“我们现在赚了这么多，花不完，我们明天可能还会赚很多钱，但是我们赚了这么多，却把员工搞得这么惨，我们究竟要干什么，难道这是我们的人生吗。”她提出了一个终极目标，我做企业我向国家交税了，我帮助就业了，这也是价值，但是人家不问这个价值，人家问的是终极价值，我们一辈子要做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吗？所以企业家开始探讨终极关怀这个话题也是在博鳌论坛上，大概是企业家的信仰，就是潘石屹夫妇在博鳌时产生的。王石说我们这些企业家是不是走的太快了，我们天天忙碌，但是我们的员工却这样。前不久深圳的社区报有一个大讲坛，这个讲坛的就是我的信仰，以前都是民营学的专家，我引用了很多经济学的文献，来分析财富的关系，人们做过很多调查，假如幸福是一个主观，你访问高收入、低收入的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高收入的阶层认为自己的比重都比较高，所以也不要否定财富。财富跟信仰又没有绝对的关系，比如你发现某一个人回答自己的幸福的问题，90年代20世纪70年代都差不多，有些人信仰的比重并没有影响，所以他幸福到一定的程度，财富对你的作用和知识性可能下来了。所以金钱一开始对我们改善生活按，对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也好处，但是到一定的程度你会发现它的作用会变成一种边界效应，钱到一定的程度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有些东西本来你会发现是完全用钱买不到的。如果你对道没有理解，我估计这这些问题你都解决不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死亡。我们在座的很多大企业家都赚了很多的钱，秦始皇也挣了很多钱，不仅挣了很多钱，而且还建立了伟大的基业，但是他想到了人最终会死，如果你想到了这个关系你就知道感受是什么，那天我见到一个企业家，他挣了很多了钱，同时还娶了一个非常年轻的老婆，但是他天天很辛苦的工作，然后我跟他说你老人家千万别辛苦，千万别这么忙碌，你如果再这么辛苦下去，估计你现在所赚得所有的钱、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你老婆的后面的老公打工，他突然觉得好像有点开窍了。所以你会发现人都是会死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不死的，没有一个人说对死亡的概率是99.99%，每个人都会死。所以我们发现这些都没关系，你一死的时候两眼一瞪就没有了，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死亡的问题是唯一没有争论的，我们面对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快乐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折扣，会影响你的幸福。还有一个问题人一定会有苦难，在座的没有一个我相信不会有苦难的，也许你自己一帆风顺，但是你自己的家人也会有。汶川大地震北川现场有很多人要自杀，他受不了，因为他儿子死了。我们都有苦难，所以中国人是多灾多难，我想多难兴邦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早期的苦难，当你有苦难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失败，年轻人在校园利里面很冲动做了很多坏事，后来后悔，后悔没有用了。面对死亡，面对苦难，面对我们自己犯下的罪行，我们没有办法后悔，所以我们虽然是一个企业家在别人看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好像是强者。商业伦理的构建最终是建立在企业家的终极关怀，因为我们前面讲了企业文化很重要，如果老板是没有道他只有速那没有用，但是如果有人觉得我不用这个企业文化，不用商业伦理，不用诚信我能挣到更多的钱，这是不行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民族有未来，有希望，我们就要这样有一个企业家的终极关怀，我们可能要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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