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宏观管理专家学者访谈录
它关乎经济振兴，它关乎国运民生。它是方向。没有它，质量监管失去目标；它是基础。没有它，质量发展缺乏依据。它，就是质量宏观管理。无论是美国质量史上的定点超越战略，还是日本产品的咸鱼翻身历程，都是一个国家进行质量宏观管理的经典案例。“MadeInJapan”从劣
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
特约撰稿 赵陕雄
一只“看得见的手”
——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石永恒教授
对于很多听熟了六西格玛、零缺陷管理、SPCD等微观质量控制的技术派人士来说，“质量宏观管理”，还是一个新词汇。
什么是质量宏观管理？为什么要加强质量宏观管理？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石永恒教授。
以史为鉴：经济振兴依赖质量革命
质量宏观管理，区别于质量微观管理，是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或一个行业的总体质量状况进行分析和监管，促进质量发展，塑造整体质量形象。这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教授石永恒对质量宏观管理这一概念的理解。
面对记者，石永恒拨动了眼前的地球仪，“你想了解质量宏观管理为什么如此重要？”他指着地图上的日本和美国说道，“质量宏观管理关乎经济振兴，关乎国运民生。有一段历史，经常被质量界提起，却被企业界忘却，它就是日本的质量革命史。”
20世纪初，日本企业的产品质量并不好，在人们心目中简直就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当时日本人崇尚中国的“上海货”。一直到20世纪中叶，这一现象未有任何改观。石永恒依然记得当年在英国留学时，日本产品因为质量低劣而被英国电视小品进行奚落、丑化的节目。那时日本制造的产品，要么不写“Made In Japan”，要么打在不起眼的角落。但当石永恒归国后，在清华大学给学生讲授“零缺陷管理”这门课程时，日本产品已成为世人推崇的高质量的象征。
前后间隔仅几十年，从劣质产品到优质产品，日本产品曾经败走麦城而后咸鱼翻身，产品质量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人们在探讨：日本成功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当时，日本政府提出了“质量救国”口号，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考虑企业产品质量问题，建立健全严格的质量规范体系。法律先行防患于未然，这是日本产品质量发生了质的变化的根本原因。日本系统的质量法规建设最早是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政府为推动全面质量管理，1957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产业合理化运动”，其中将产品质量提升到与产业结构调整并重的高度。
“日本质量管理科学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日本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且带动了系统工程等其他管理学科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走过一段弯路，先搞系统工程，后来发现绕不过去，质量管理是其他管理学科的基础，回头才搞质量管理。”石永恒说。
日本的质量管理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业绩，诞生了松下、东芝等产业巨头。当时，消灭次品、消灭缺陷成为日本产业界各个工序、环节的共同目标。美国的集成电路缺陷率约为1%，而日本却为1‰，这个巨大差距成为美国在日美半导体之战中败北的原因。
日本产品因物美价廉大举进军美国及大量占据美国市场，对美国企业触动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决定设立一个国家质量大奖。1987年，美国颁发马克姆·波里奇国家质量奖，该奖主要适用于3类企业：一是制造业，二是服务业(依据销售额判定)，三是小型企业(雇员小于500人)。评奖标准很严，每类企业每年最多有2个获奖者。
马克姆·波里奇奖的核心是定点超越，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分析本企业与历史同期相比取得了多少进步，它能够激励本企业继续前进。第二步，企业要想获得巨大的进步，就要不断地把本企业的业绩与同行业最好企业的业绩比较，找出差距，然后迎头赶上，这就是定点超越。在这里，评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推动企业追求卓越的工具。
美国的定点超越战略，日本的质量翻身历程，都是一个国家进行质量宏观管理的成功典范。
对于战后日本经济奇迹，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朱兰的评价是：“日本的经济振兴是一次成功的质量革命。”
目前，我国正在推进包括汽车、纺织等在内的十大产业的振兴计划，石永恒说：“我国经济振兴的这十驾马车，离不开质量进步这台发动机。加强质量宏观管理，适逢其时。”
以己为鉴：“看得见的手”要看得见
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质量进步的背后，有两只手。一只手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另一只手就是质量宏观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自下而上“抬高”质量水平，“看得见的手”自上而下“推引”质量水平。
在石永恒教授看来，质量宏观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应是一个融合法律、经济、行政多种手段为一体的宏观调控型的“手”。
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充分利用质量激励政策和各级政府的质量管理规划，完善质量服务体系和市场竞争机制，鼓励、推动和促使企业加强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增加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发展。
在理论界，目前，我国企业的微观质量管理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但是关于质量宏观管理，世界上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各国只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
石永恒认为，推动产业创新和质量进步，只有政府出面才能完成。为企业“护航”，保证企业能有一个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是政府的一项新职能。正如人们看到的，在那些驰骋全球的跨国公司背后，总是闪动着某些大国政府的身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让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质量进步中发挥作用，如何让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工作既不越位，也不缺位，既有所不为，又有所作为，确实是需要认真研究、认真解决的新课题。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管理质量，石永恒认为不能太微观，而应该发挥体制、机制和法制的作用，让社会“看得见”，紧紧围绕宏观经济管理这个中心进行宏观调节。在各级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明确规定本地的质量发展规划，该规划应是一个宏观调控型的发展规划；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长期、中期、短期质量发展规划，使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得以贯彻和实施；应明确各级政府的质量责任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质量责任考核办法和重大质量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应合理设置质量考核指标体系，全面反映和控制产品质量的发展状况，促进质量总体水平的提高。
以邻为鉴：结构重建谨防质量空心化
目前，我国已进入产业结构加速转换期，第三产业作为重点产业之一正加快发展速度。广东地区“腾笼换鸟”，大批基础性产业西迁到落后地区。石永恒认为，在对产业结构进行重新构建的过程中，我国应以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空心化”教训为鉴，谨防“空心化”。
所谓“空心化”，就是指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地迅速地转移到国外，使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国内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
19世纪中期，英国曾经依靠其“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其经济发展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但随后，英国工业资本大举对海外投资，20世纪初，英国海外投资一度超过国内投资的规模，致使英国国内工业生产，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下降，技术进步速度明显放慢，最后被美国和德国超过，从“世界工厂”跌落为工业品进口国。从此以后的半个世纪内，虽然还保持了金融方面的领先地位，但以后也被纽约所取代，随后又被东京超过。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日元升值，日本开始向海外扩张。80年代开始，长期积累的资本过剩、证券价格暴涨、地价和工资上涨使企业成本增加迫使日本企业纷纷向海外投资，日本制造业拉开了大规模转移的序幕。大规模的产业海外转移导致了日本的“空心化”。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错失了“通信和计算机”一代技术的创新，严重的“空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经济萧条的出现就成为了必然。
制造业的萎缩，意味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削弱。而失去了工业基础，不可能有一个繁荣的服务性社会，也不可能有技术进步。因为技术进步，大多数是在高度发达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而不单是在实验室中就能产生的。
长期进行国际战略研究的石永恒为这轮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开出药方：振兴制造业，将发达技术与熟练工人、富有创新的管理结合起来，用调整生产结构、采用高新技术、更新设备等，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率，形成高工资、高生产率的经济。
“东芝不搞高技术，而是转向内容提供商，向娱乐业转型。松下甚至进入家装领域。这是空心化后，设备落后、质量创新能力落后的无奈选择，我国产业结构重建要谨防质量空心化。”
三大支柱鼎足而立
——访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程虹教授
传统质量管理科学，正面临着众多全新质量现象的挑战。于是，便有了质量宏观管理理念的提出。
质量宏观管理的内容是什么？在质量的宏观管理中，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应该如何定位？就此，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程虹教授。
质量宏观管理的三大支柱
“微观质量管理研究个别质量现象，主要是企业(或其他单一组织)对个别质量管理的方法与手段。相对于微观质量管理而言，质量宏观管理研究一个区域内的总体质量现象，主要内容是政府和社会对总体质量管理的方法与手段。”在网上，程虹对记者的采访进行了回答。
程虹于2008年在武大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创性地提出了“质量宏观管理”的研究领域，并就质量宏观管理的科学范式、基本原理、模型体系、指数测评和质监体制改革，进行了基础性、战略性和应用性的系统研究。
程虹认为，质量宏观管理体制由三个体系共同构成：市场质量监管体系、社会质量监管体系和政府质量监管体系。
所谓市场质量监管，就是依靠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主要是指一些市场中的营利性机构，对质量进行的监管。社会质量监管，就是指一些非营利的社会组织，从事的对质量监管的行为。政府质量监管，就是指由政府成立的专业质量机构，对质量进行的监管行为。
程虹说，这三大体系构成了质量宏观管理的三大支柱。无论是市场监管主体的发育，还是社会质量监管的推进，都有赖于政府的制度安排和积极引导。特别是在极少数关键质量安全领域，政府的质量监管更是起着直接的主导作用。因而，质量宏观管理体制就是：以市场质量监管为主体，社会质量监管为基础，政府质量监管为主导。
一个真正有效的质量宏观管理体制，是与以上三个主体作用的共同发挥密切相关的。比如，新闻媒体在质量监管中最大的作用是提供质量问题的线索，然后市场主体基于这一线索进行专业性的检测，政府主体对这一有专业检验结果的质量问题作出最后的处罚。
程虹提出，质量宏观管理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促进区域内总体质量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总体质量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安全的基础，更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核心。
总体质量发展主要取决于三大要素：第一，完善的质量领域的法律、标准、监管、信息和市场制度；第二，充分投入的质量检测、认证、计量、统计和工程技术；第三，以道德追求和信用自律为核心的公民质量文化。在以上三大要素基础上，诸如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受教育人口的比重，以及稳定的政府管理等因素，也都对总体质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质量宏观管理水平的测量
目前，在对经济发展衡量中，多是数量指标，如GDP等。单一的GDP发展指标，已经广为人们所诟病，其主要理由是GDP不能完整地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对福利的影响。人们既需要反映经济发展的GDP等数量指标，又需要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指标。为此，学术界开发了诸如社会发展指数等不同的衡量指标，力求弥补GDP衡量的部分缺陷。
在美国广为应用衡量经济质量的指标是顾客满意度指数，试图通过基于顾客的满意来反映产品的质量程度，从而判断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2009年1月，程虹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对“质量宏观管理”进行计量的专业论文——《我国区域总体质量指数模型体系与测评研究》。在这篇论文中，程虹提出了对既定范围的质量发展水平的衡量的TQI指数。TQI指数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个区域质量发展的现状，不同领域质量发展的差异，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质量发展对策。
程虹认为，随着竞争的不断升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发展为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在区域竞争过程中，既要衡量区域竞争的数量，又要衡量区域竞争的质量。离开了TQI的衡量，必然陷入对区域整体质量发展的模糊性判断，导致对策和决策失灵。
政府质量监管体系的过渡性
质量宏观管理体系中，政府的角色如何定位，程虹结合国内外情况进行了战略性的理论研究。
程虹认为，政府质量监管最重要的职能，是为质量宏观管理体制的建立提供有效的制度平台，这就是政府质量监管发挥主导功能的含义所在。特别是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市场、社会和政府自身这三个质量监管主体，确定相对清晰的监管领域，以及不同的监管职能。
政府的质量监管主要集中在极少数的关键质量安全领域，要配备完整的机构、人员、经费和高水平的检测实验室，确保涉及人的底线的质量安全。政府有限的监管资源，必须投入到有限的关键领域，才能达到有效监管的目标。
政府还可以通过政府质量奖的设立，严格的司法功能的发挥，对质量检验检测的购买等方法，建立起对微观质量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对于我国现有质量宏观管理体制，程虹认为其主要特征是“过渡性”，也就是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监管体制过渡。这种“过渡性”的特征，是我国现有质量监管体制的最基本国情。“过渡性”的质量监管体制，对于近些年来“中国制造”的崛起，也就是对提升我国总体质量的发展水平，发挥了重要的制度性激励和监管功能。同时，“过渡性”的质量监管体制，也面临着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众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全球化条件下的质量宏观管理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化，特别是传统贸易格局的变化，各国政府日益重视质量标准的作用，有些甚至将其作为非贸易壁垒的基本手段。同时伴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方式的变革，各国政府也将标准的竞争提升到国家产业战略的高度，借助对标准的垄断获得国家的竞争能力。
“全球化条件下的不同国家间的标准竞争战略，是质量宏观管理研究的重要对象。”程虹说。
全球产业链的建立，尤其是模块化生产模式的普及，众多关键产品或服务的生产，都是在不同的国家或区域，由不同的生产主体协同完成。程虹认为，在质量宏观管理的研究中，需要建立起面对全球产业链，各国质量监管的协同体制。政府间的国际贸易和经济组织，非政府的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地建立对产品或服务质量，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协议和制度。研究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之间，不同或相同的质量公共政策与管理制度，也是质量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不同国家在质量监管上的充分交流，对具有本国质量监管特点的认同，充分借鉴各自在质量监管上的经验，将有益于全球化条件下的质量宏观管理发展。
撬起发展新杠杆
——访国务院参事、北京理工大学郎志正教授
在国务院参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郎志正先生的眼中，质量宏观管理是政府开展监管工作的基础，是大质量观下撬起发展质量的新杠杆。
“为什么要搞宏观质量及其管理，质检总局王勇局长为什么重视它，就是要找到前进的方向。”郎志正说，“往哪个方向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质量宏观管理管什么？怎么管？郎志正在自己的书房中接受记者的采访，亮出了自己的最新观点。
概念基础上：用“大质量”关注发展质量
“质量宏观管理应该建立在大质量概念的基础上，要关注发展质量。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郎志正说，从范畴角度看，大质量概念不仅仅是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还包括经济运行质量、经济增长质量、环境质量、教育质量、人口质量等等。从过程和结果角度来看，大质量概念，不仅仅是讲过程，还要考虑它的结果。过程决定结果，结果是目的。从组织角度来看，质量和质量管理要渗透到组织所有的部门、从上到下所有的肌体里面去。从系统角度来看，大质量概念要求系统最优，接口可靠。从特性角度看，大质量概念不仅包含了产品的固有的特性，比如说性能、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安全性、环境适应性等等，而且包括人们所赋予的特性，比如经济性、时间性，还有安全、环保、节能等。
郎志正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质量。发展也是一种事物，它也有质量，那就是发展的质量。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发展，怎么样发展，现在是非常明确的，要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发展。发展质量不能只讲GDP，更要讲可持续发展。质量宏观管理，不能光考虑经济，还要考虑社会。在社会发展中，要考虑怎么建立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研究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考虑到发展的质量，有质量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
“质量宏观管理应该关注发展的质量。这一点非常重要。”郎志正说。
路径切点：追求卓越的实体质量
“质量宏观管理首先应从实体质量入手。”
郎志正认为，对质量宏观管理的研究，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从实体质量入手，也就是从一、二、三产，从农产品、工业产品、建筑业产品、服务业产品质量入手进行研究。以实体质量入手，并不是说实体质量就是质量宏观管理的全部，它只是切合实际的、很好的切入点。之所以把研究对象主要限定在这样一个范畴里，从实体质量入手进行研究，是因为比较好操作。假如一开始研究就包括环境、安全、和谐等，这样范围过大，难以控制，难以得到好的结果。
“质量宏观管理的重要任务是对企业的引导。”这是郎志正的又一个重要观点。
郎志正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企业是最基础、最重要的细胞，没有企业，国家和社会就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就造成失业，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企业倒闭和订单流失才出现失业问题。质量宏观管理，就是要引导企业走向优良和卓越。
用什么来引导？我国已经有了GB/T19580《卓越绩效评价准则》，通过在全国推广这个标准，目前已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目前，关于怎么来理解追求卓越，怎么要修订这个标准引起了争论。我认为应结合中国的国情追求卓越，而不是照抄美国的东西。ISO9000是最基础的东西，全世界可以统一，但追求卓越，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文化不一样，追求不一样，制度不一样，不能全盘西化。”郎志正说。
推进《卓越绩效评价准则》标准，对企业就是一种引导。实际上不仅是管理标准，技术标准也有引导作用。比如说，TD-SCDMA，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先有技术，然后形成标准，再用标准引导这个产业的发展，用标准来推动这个产业。
评价模式：数量化与非数量化相结合
中央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轨道，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这个词序的变化，体现了认识的深化：“快”，强调的是发展速度。“好”，强调的是发展质量。“好”字当头，说明质量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转变到质量和效益上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中最大的亮点。
“任何事情总得有评价，评价就要有评价的方法。物价的指标是CPI、PPI，快有GDP，‘好’就是质量，宏观质量用什么指标来评价？可以叫QPI。这个指标怎么样来制定，我们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方案，这个研究刚刚启动。竞争力指数只谈了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比较，没有真正涉及到‘好’的问题，现在我们提出从这里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郎志正说，以后可以用QPI对宏观质量及其管理进行评价。
怎么样研究质量宏观管理？郎志正认为，应该是数量化的方法和非数量的方法相结合。
“为什么有这个提法，因为很多学者对中国实际不了解，只想单纯从数学模型上解决问题，常常与实际脱节。不是说不要建模，也要建模，但要一定从实际抽象出来，应该用数量化方法和非数量化方法，定量和定性的方法结合起来，要结合国情。”
比如说，顾客满意度，怎么数量化，还是要调查每一个顾客，满意不满意？或比较满意，或不满意，或极不满意，等等。这是数量化方法吗，实际也不是，但它又能统计出数字。很难说它是数量化方法或非数量化方法。质量宏观管理要量化和非量化的方法相结合。
实施要则：完善制度，持之以恒
郎志正认为，质量宏观管理及其评价的实施，需要长期坚持。要正确认识质量宏观管理的特点，切忌浮躁和急于求成。由于质量宏观管理研究的探索性、长期性、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非共识性，应当鼓励发扬长期坚持、不断深化和发展。就像股票指数，通过数据的累积，来看趋势。要长期坚持，切忌浮躁和急于求成。不要搞运动式。
同时，要建立在体制和机制改革的基础上，因为体制和机制影响了整个质量宏观管理的走向。
比如说食品监管，现在是五段管理，就容易出现接口问题。一个系统，最容易在接口的地方出问题。接口怎么联系，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来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应有一个制度，有一个清晰的职责。这就是体制性问题，质量宏观管理就是要克服体制上的问题。
除了体制问题，还有一个机制上的问题。宏观质量及其管理，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怎么改善机制，让各方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包括国家，行业，省市区地方，企业，都能发挥作用，这就要建立激励机制。
最后，质量宏观管理要靠法制。关于法制，国务院参事作了很多工作。体制机制由什么来定下来？是由法制。是用法制把它定下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质量宏观管理方向明确，方案可行，能够实施，只有依靠体制机制法制才能做好。”郎志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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