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伟绅律师行高级合伙人Stuart Popham

　　Stuart Popham：你这么说，我们看待问题的方法应该很广泛，G20讲的都是很具体的问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薪酬也会有变化的。开头的时候谈到了基辛格说的一句话，肯定会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已经发生了，情况已经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一样了，所以契约应该比较广泛，内容应该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不应该就是盯住一个薪酬的问题，可能这个契约有不平衡，就业不平衡，教育不平衡等等，应该让政治家、还有公民社会、企业都参与，而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一条法律或者法规。

　　主持人芮成钢：我比较担心别人把这个事情看得狭窄了，高管薪酬问题还是很有意思的。盖茨先生在达沃斯前几年做过一次演讲“创作性的资本主义”，他的意思是由于有资本主义，世界变得更好，由此他获得了奖。他讲了应该对企业有完全新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机制不光是盈利，而是应该有其他的奖励。

　　嘉宾：很多企业正在积极的参与这种塑造未来的事情，前几年有人问我企业界是不是左倾了，我说不是，企业意识到它们不能忽视很多很多社会现象，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企业就要垮台了，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了，现在就在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塑造比较积极的未来。

　　问题到底是应该由盈利驱动还是其他的来驱动？

　　嘉宾：刚才你提到了盖茨说的这个例子，我最近到非洲去看到了盖茨他们的基金运作的情况，这是慈善事业最好的情况，换句话说有一个很大的企业，大家都不去关心高管薪酬，他们付了税，把盈利用来做一些好事情，帮助人类，所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回到这种基本的东西，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有责任感的消费者、更有责任感的管理者、政府，我们不需要的人就是想花钱的这种人，这是不好的。有的人是贷款了，它贷款不应该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不是没有办法才来借钱，好像是上瘾了一样来借钱，这是不行的。

　　嘉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公司文化中一定要有持续长期的眼光，我们现在越来越擅长这个，而且我们的激励机制也应该建立起来了。从一种社会的角度来说大家都应该认识到这种需要，我还是挺乐观的，我觉得将来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所以我觉得这种目标和盈利应该可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长久可持续的企业。

　　嘉宾：关于盖茨的演讲，我可以保证，作为微软最大的股东，盖茨一定会让鲍曼(微软CEO)有盈利，如果巴菲特觉得微软不挣钱，就不会买他的股票，所以换句话说必须要赚钱，慈善基金才会有基础。在公民社会中，我们应该和企业政府建立一种准机构，不完全是企业，又不完全是NGO，也不完全是政府，而是一种联合体，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经济机遇。人们其实不需要另外一种社会福利，它需要一点支持，可以得到培训，可以就业，可以买房子，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现在所有这些部门分开来了，太独立了，我们觉得应该融合在一起，把资源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得更好。

　　Stuart Popham：我做点补充。国际规模企业想找到一些员工之间的共同价值观，我们作为国际规模的企业更加应该做到这一点。

　　主持人芮成钢：如果这是第一个激励的话，换到一家公司的话，它就会承担很多的风险，就会是这样，就会承担一些不必要的风险。所以，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新社会契约呢？

　　嘉宾：这个问题牵扯到一个核心的问题是选民和被选者之间的关系，很多人会提到说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完成，如果能够让选民理解，是否更应该有一些社会精英替这些选民做决定呢？可以保证社会的进步，到目前为止，形成了一种共识，不应该这样做。一人一票，就算是选错了，那就错了，就要自己来承担这个成本。假设社会精英会做正确的决定，也未必是这样，社会精英做了错误的决定，我们就应该问何必有社会精英呢？

　　比如说英国政府储备是多少，回到最基本的道理，我们需要未雨绸缪，需要知识，他们的负责人有知识吗？不一定，我觉得各国政府官员要关注风险，到底能够承受多大的风险。

　　现在消费者和政府都能搞明白，会回到最近的东西去，简单易懂、透明、可追溯的东西上来。我们担心的是基础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今天应该探讨的话题。我们不应该忽略另外一个话题，我们急需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忽略后来可能发生的更严重的问题，核能、转基因产品都存在了非常大的风险，不管我们怎么合作，以后都应该把它应用到其他危机的防范工作中，下一个危机不一定是金融危机，有可能是其他领域的危机。

　　Stuart Popham：我们要保证各国领导之间在共享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方式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政府可以引导全球历程。

　　主持人芮成钢：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任务。刚才说到了我们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因为社会契约就基于一种价值观，但是我们也知道价值观是因社会而宜的，你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应该深有体会，这些价值观是很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在一个国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换一个国家就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么，我们要找出一种全球性的契约，是不是更困难呢？大家有没有想讲讲不同的价值观呢？

　　Stuart Popham：我们也有同样的过程，这个问题不是说一下子把所有的价值观都堆在一起，而是要求大同，找到共同的东西。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尽管描述不一样，但是核心是一样的，一旦大家了解到、认识到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就可以往下走了，我是抱着很积极的态度，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可学习的东西，而且全球化发展得比我们的知识要快、要多，更优先于我们。

　　主持人芮成钢：还有十分钟的时间，下面我们要请与会者提出问题，所以请大家先想想。

　　现在我提最后一个问题，由谁来制定社会契约？谁来负责执行社会契约？尤其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契约，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看起来是G20，因为它好像可以代表所有世界各国的利益，但是同时又不太大，又不那么臃肿，还有工作效率，所以应该可以开展这个工作。

　　现场提问：我来自上海的报界。那么您觉得刚才提到的问题，媒体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媒体应该怎样帮助建立新的社会契约？你认为现在的媒体是怎样来描述现实状况的？

　　Stuart Popham：我本人同意Aron的看法，认为和平、环保、繁荣是共识，另外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我们明白了解决问题需要共同的意志。我倒认为人类爆发危机的时候，才最可能去汲取教训，动员他们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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