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全球智库峰会平行分论坛“可持续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中国能源环境高峰论坛”于7月4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校长助理于鸿君教授出席分论坛时表示，最近北大战略研究所在探讨“一揽子”复苏振兴计划，包括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拉动消费、实行新时期的大学生上山下乡工程等。

　　以下为发言实录：

　　于鸿君：我想给大家汇报关于对当前经济政策的一些研究的思考。大家看到题目，当前经济政策的重心应该转移，那就是说在过去我们应对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虽然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但是因为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从第一季度经济运行的效果来看，我认为政策的投入产出的效率是不很理想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考虑进一步在经济政策重心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过去十个月以来，经济政策的特质大体上，我概括几点，一个是双扩张，扩张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无论用哪一种说法，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另外力度大，这大概是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对经济调整力度最大的时期。

　　第二个特征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的政策。政府主导下的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第三个特征，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加了十大行业的提振。

　　大体上就包括这些内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包括后面的一些预测，我感觉到有这么几个后果比较令人担忧：

　　一、产能过剩，浪费严重。

　　讲产能过剩，我们振兴十大行业，将来产能在什么地方消化，今天的形势和1997年以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了，国内市场能不能消化？国内市场能消化多少？另外，政府主导的大型投资项目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浪费。

　　二、如果市场难以快速膨胀，也就是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如果持续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企业的效益必将大幅下滑。于是，银行的不良资产就会增加，也就意味着我们在2010、2011或者再往后一点，我们会进入新一轮的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繁重工作中去。

　　三、家庭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大项目、大工厂、基础设施建设，从国内的历史情况来看，往往是催生暴富者的平台和载体。

　　四、难以解决就业问题。目前的政策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大项目拉动，就业实际解决不了多少，我们看机场、高速公路，实际上没有多少人，大企业、大项目也是一样，傅总的中海油也就是几十万人。

　　傅成玉：没有，几万人。

　　于鸿君：你的产值那么大，解决不了多少就业，所以就业是当前中国最麻烦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问题。今年现在大概610多万大学毕业生，2000多万农民工，可能部分找到工作了，从目前的各高校统计数字来看，大概40%到50%已经签约了，大家注意签约和最后真正拿到饭碗这是两码事，因为各个高校都要攀比一次性的就业率，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当前十个多月来的经济政策，是不是有点类似一个人萎靡不振的时候，给他吃一点导致兴奋的药，依靠投资拉动，长期来看难以为继。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换一种思考，主要依靠消费来拉动。因为现在来看，问题比较麻烦的是一些主要的原材料的价格在逐步回升，房地产市场在回升，再加上我们过去那么大剂量的货币供给，双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2011年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比较看重，要警惕它。如果2010、2011年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导致消费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乏力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滞胀，这对中国经济来讲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过去的经济政策只是埋头拉动需求，拉动投资，没有兼顾长期问题的解决，比如我们社会运行中的弱势群体，我们的三无问题等等问题，我们在这些政策里没有一揽子给予考虑。

　　我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制定这样的政策，思维惯性大概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1997年以后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就是采用的这种招数，同时新加了一个振兴十大行业，其他的大体差不多，另外就是一次性数额大不大，这次我们拿出4万亿，97年不可能拿出来。97年和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一个是经济增长的瓶颈不一样了，过去是基础设施落后，制约我们发展，现在并不是这个问题或者并不主要是这个问题，另外国际经济形势不一样，97年就是几个小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美国、欧洲基本经济体是好的，现在美国的情况比较糟糕，欧洲的情况可能持续的衰退更长，最近我刚从日本回来，日本学者对日本的经济更悲观，他们先于美国半年进入衰退，到现在没有见底。他们认为，我们遇到了1929年以来最厉害的，也许比1929年更可怕的经济衰退。这样的话，我们将主要依靠什么，中国经济依靠外需拉动，多少年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今后这块恐怕我们要靠不住。

　　另外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程度也不一样，城乡差距，这些看上去有些是社会问题，实际上来讲，对经济运行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所以从过去来看，总结一下，我们制定经济政策总体来讲过于注重计划调节，我们很顺手，投资，把钱花出去，拉动经济，把货币放出去，拉动经济，很顺手的。再加上另外补贴，我们也很顺手，轻车熟路，我财政收入财力比较强，这个地方补一些，那个地方补一些，我补就是了，这个比较容易，但是用市场经济规律，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这个我们需要深入的思考。所以过去太过于注重计划调节，有的时候我想我们是不是有计划经济的复归。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最近在北大战略研究所探讨“一揽子”复苏振兴计划，我们觉得应该围绕三个问题来制定一个“一揽子”复苏振兴计划。我们现在国家的经济实力显著提高了，解决“三农”问题应该被尽快提上议事日程，过去我们也提“三农”问题，往往那个时候感觉雷声大雨点小，或者这个地方响雷那个地方下雨，“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华民族说强大了，说崛起了，这个恐怕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另外我们现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和“三农”问题都有关，比如说消费，如果我们8亿农民分批次地把他的消费启动起来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再持续增长三十年都没有问题，大家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外需不说，内需我们就围绕着四五亿城市居民转，拉动了经济增长二三十年，中间有78年到86年是农村市场改革，农村市场繁荣，之后基本是城市，8亿农民的消费如果分批次启动起来，这个问题，中国再继续增长三十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和“三农”问题，不管怎么讲，都连接上了。就业，将来的大学生，每一年610万，600万以上，后面每年增长5%的招生，20年，我们到2030年的时候，就有1.2到1.5亿的大学毕业生，到哪儿工作？都涌在城市里，几乎相当于一个日本人口，所以恐怕要往农村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通道。

　　针对这些，提一些政策建议：

　　切实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真正享受国民待遇。各位想想过去我们建国以来，农民和城市是两种人，小到各种补贴和政策，大到人命，农民和城里人都不一样，生命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方面都有问题。另外要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要大幅度地。这里可能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粮食，我们不能把粮食价提高到和国际粮价倒挂起来，这里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很好地去研究。目前给农民土地补贴，很少给到手里，只是一部分，所以给补贴不如提价。我们78年改革的时候，就是两招，第一招把土地分下去，第二招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迎来了六七年农村建国以来的黄金时期，这个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另外，补贴农民改善住房，这是应该的。积累农民生产资料，我们现在搞的彩电下乡，这种补贴我认为挺不好的，你把农民的活钱压死了，因为农业的基础是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太少，有一点诱惑，把他的存款压死，变成了消费品，压到某个地方，这个政策不好。另外全面给予涉农企业优惠政策，这是拉动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很重要的动力，还有统筹实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变成国家工程，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能够基本解决我们国家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的长期落后的面貌，奠定了我们农业的基础地位。当然了，农民教育医疗事业的投入需要加大力度，还有农村的金融资源必须盘活，我们要高度重视。我最近指导学生研究农村金融问题，很多地方大概和秦始皇时候的农村金融是一样的，需要钱了借一借，我有钱了你们需要我再借，都是民间借贷行为，甚至不要利息，所以这样发展农村是很难的。

　　另外，实行新时期的上山下乡工程，大学毕业，不一定挤在城市，可以去农村看一看。所以这一块，长期来讲，我们城市社会的运行容纳不了这么多大学生。从这个来讲，能够从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转向启动消费特别是启动中低收入消费，另外增加农业的投资。谢谢大家！

　　赵忠秀：谢谢于教授，时间关系，我们发言时间要缩短，下面有请与会代表发言。

　　嘉宾：关于于教授的发言，我非常赞同，我稍微再补充一点，比如中国的07年公布的数据，我们的经济增长，08年创造了世界6%的GDP，但是消耗了世界15%的能源，27%的石油，32%的煤，更有甚者54%的水泥，我们的增长是效果非常低的增长，我想请于教授谈谈关于最近的保增长政策以及4万亿或者3.5万亿的巨额投资对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所造成的压力。谢谢。

　　于鸿君：据我了解，4万亿的出台，使得过去长期得不到批准的项目，很快就上来了，像一些机场，很密集的机场的布局，港口、码头，还有一些是由于不好解决的项目，4万亿总得找项目往下砸，出重拳，曾经一段时间甚至当前花钱当成任务，所以一定会出现饥不择食的现象，我手头掌握的数据也有，你谈了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各位很关注的问题，我们国家包括人类生产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看过一个资料，全世界60亿人像美国那样生活的话，我们需要5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支撑起来。像英国那样生活的话，我们需要3个地球才能支撑起来，中国讲科学发展观正是时候，如果把科学发展观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能够把这种思想吸收进去的话，对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展是很好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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