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王国斌
2009年5月11日-12日，由上海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2009”隆重召开。图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王国斌。
王国斌：
首先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搞不清今天下午有活动。今天的题目我利用英文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今天我的话题是要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刚才有人讲到东亚模式文化传统影响了企业，但我更多是讲公共事业部门，政府以及公共的支出，我希望能够从历史上面追溯一些中国人对社会支出的看法，这些也许对现实有借鉴意义。
我首先看到当人们讲到历史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时候，人们一般有两种不同意见。首先在我看来，大部分的社会科学文献和理论都是从欧洲的经验里面获得的，就是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变化，还有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总是认为历史其他的教训总是包括失败。之所以会有失败，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有一些局限性，这样一来就很难让我们从非西方的历史经验中取经，所以今天我想换一个视角来讨论一下中国的历史教训，特别是中国的社会支出方面的历史教训。我会讨论目前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也会讨论一般的议题。
我认为跟一般的研究跟学界观察相反，社会福利的需求支出和民主实践之间并不一定有正相关性，而这种论点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家们比较认同的。其实我在这里想提出的就是社会福利的支出跟欧洲那种概念，就是民主越高，公共福利支出就越高，不一样。所以我将来解释一下18世纪封建中国社会的政治问责制，我还会讲到现代的中国也有同样的做法，因为不管是封建社会的中国，还是现代中国，中央政府的成功都是因为他们很关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便促进空间的整合，而这种空间的整合里面就包括公平的问题，我倒不是说中国18世纪的政府，或者现代的政府早就已经克服了中央、地方的矛盾，其实这些矛盾还是存在，但是我认为中央政府一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而且严肃的对待它。特别是政府，不管是18世纪政府，还是当代政府都会公开的宣称说政府一定要注意社会的福利，这是好的政府管制之一，不管是孔子还是共产党都是这样认为的。两种情况下，这种良好公司治理、良好政府治理的愿景都是包括社会福利、公共福利支出的。
讲到民主和社会支出我推荐大家看Peter Linderts的书，他主要的例子都是取自于欧美，他说这些国家如果有更多的投票权的话，社会支出就会大增。他说投票的人越多，那么投票的人就更愿意通过投票表决获得更多的社会支出。一个相关的论点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Amartya Sen，也层析有过相应的论调，这个书是有关饥饿的，1981年出版的。他举了一个例子，194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印度还没有民主，遭了那个之后，印度成了一个民主国家。我们现在在中国也可以看到中印之间对比，就是说中印之间，民主程度在西方是不一样的。印度1948年获得独立以后就不再有饥警(音)。我看来中印之间还有第二个对比，中国在1958年之后有了更多的这种饥警救援，这个时候我们看主要的差别就是政治体系的差别，所以我们必须正式的面对这样中印之间的差别，而且我们还必须对比一下中国的18世纪有一个饥警救灾成功，而50年的时候有饥警救灾失败。我们看中国政府如果要救灾，还会做更多的灌溉工程、稻米储存等等。此外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会强调城市和农村都要提供福利。
如果我们再把中国和欧洲国家进行一个对比的话，一般来说如果我们把欧洲模式作为正态(音)的话，那这其实在18世纪并不是如此。18世纪的时候欧洲也有他们自己的复权(音)意识。他们忙着相互打仗，花了很多钱在军费上面。其实中国18世纪和欧洲之间的差别不是意识形态上面，而是在和平的帝国时代里面，中国这样的大，关注和平。所以中国得以维持古老帝国，而欧洲那些打仗帝国却不能。
我们看一下18世纪总的情况，我们会发现18世纪欧洲各国必须要想出一些方法来维持他们的国家，至少不能用强迫的方法来强迫人民和平，至少要用一些方法来向人民说明，他们是受到爱护的，他们的需求是受到满足的，这在孔子儒家学说中也有体现。
我简单说，18世纪的时候，中国中央政府很成功的建立了一个谷物价格报告系统，对市场进行了密切的检踪。而且谷物运输和交易也非常活跃，政府对谷物供求有非常好的了解，政府也可以基于这种了解决定是否干预，而大跃进的时候没有市场，而且对收成和供求情况没有准确信息，因为中央政府只想听地方官员的大好大空的喜报，因此信息很不准确了。因此中央政府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干预。
所以我们看到18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公共的这种金融不一定跟民主还是不民主有关的，更多的是看当时经济的体制和政府的系统。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还有经济学，就是说要寻求各种方法，使得人民能够进行投票的选择。或者是在私有市场上面进行选择，而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更愿意应对一些社会支出中的一些组织和网络的特性。社会科学家主要是借鉴了发达的工业社会的经验，然后总结出了一套原则，而中国是研究了外国的一些经验，研究了一些外国经验，我是说中国现在的政府，他们现在更强调的是公共融资和社会支出中的技术和科学的这些特点，而不是专注的强调意识形态。
我认为早先中国那种官僚的战略现在还有，今天中国政府之所以乐意允许各地进行各种实验，是因为不断的改变自己的一些规则，而这种做法在18世纪的时候已经存在了。明清朝代，甚至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都有很多地方的模型，比如说梁肃民(音)在农村做过研究，这种研究跟在60年代的时候也类似，尽管所处政治体制是不同的。
我还想说地方政府的融资情况到了中国改革之后，和中国早期历史，又有相似之处。地方政府总是有很多的资金需求，但是资金总是不足，但是中央政府允许各郡县(音)收一些不同的税费，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他们有一些财政方面的分工，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可以做很多预算外的活动，那时候其实还没有现代的通讯设备，而那时候地方政府也没有被要求要提供这么多的公共服务。而今天在我看来，这种战略就算人们不是特别的理解，我们也必须要强调，就是说这种地方政府的主动性。
我已经没有时间来讲地方融资行为变化了，但是地方融资在1920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改革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变化，比如说乡镇企业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多的财政收入。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也变得更为平凡，特别是在1984年的改革之后。
最后一张幻灯片主要是讲，看起来中国政府，不管在18世纪还是目前21世纪都有一些公共开支的强大意愿度。我觉得中国政府这样做实际上在全世界也是比较独特的一种做法，因为从财政转移的角度来讲，在全世界其他政府当中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地域非常的广袤，所以各个地区之间的财政转移规模非常之大。比如说像欧盟等等，如果欧盟的财政转移要进行的话，那么这个规模是没有中国的财政转移规模来得大，尽管欧盟经济总量要比中国来得大一点。所以我的观点，我觉得中国政府相对于，比如说世界其他地方政府来说，再把财富从富有的国家转向贫穷国家，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而且他们这样做的容易程度也比较高。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目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中国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其实中国很多解决问题方法可能跟西方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财政转移等等。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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