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马涛
2009年5月11日-12日，由上海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2009”隆重召开。图为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马涛。
马涛：
请允许我用中文发表我的演讲，我这个题目是讨论关于经济增长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一个关系。第一，有一点可以看到，20世纪中后期，东亚这一块发展非常快，比如说有一个数字，比如以日本为例，49年的时候，日本人均GDP不到100，但是我们发现到50年到70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15.2，到了79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88年的时候人均国民收入基本上有一度和美国持平。这是日本的情况。
还有我们大家知道，韩国、台湾、新加坡这一块，在这个时期他们自然条件都不是很好，但是发展得也都非常的快。我这里有一个数字，65年到80年(需确认)，他们的增长率，新加坡是10.1，台湾9.8，韩国9.5，香港8.6，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增长速度平均也在10%左右。这些国家他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处于东亚地理环境，东亚模式增长最早提出和文化的关系，有一位日本学者山岛通夫(音)写一个书“日本为什么会成功”，它提出一个经济增长模式背后会有一个文化传统的问题。我也注意到美国很多学家，卡恩，也是最早提出东亚奇迹的学者，也提到增长模式的背后有一个文化传统的约束。另外我觉得很多学者，也有人提出市场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有一种西方型的、企业家型，也有一种叫东亚型，有人叫做儒家型的，有这样的提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觉得东亚这一块，我做过一些思考，我发现这一块经济增长确实和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从宏观方面来发现，从文化传统这一块，大家都知道都属于儒家文化圈，我发现一个，宏观方面，东亚模式有一个特点就是国家导向色彩比较浓厚。就是在美国一般企业家不喜欢政府的干预，我发现在东亚，包括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大家知道这个地区国家导向色彩非常明显，这里面有一个文化问题。
企业，像在美国，政府的干预，可能会拒绝。但是东亚这些国家，大家是接受的，接受这种调控，接受这种导向。这样就为一个地区的高增长，我的看法，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政府支持它。这和儒家文化的这个，国家作用的强调，和这个体制、文化观念是有关系的。另外我发现东亚增长还有一个特点，储蓄率非常高，因为储蓄率非常高，所以它的投资就可以做得非常好。国民储蓄率很高，国家导向，形成经济发展。中国发展也走了这样一个路，这个和儒家文化价值观有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
从微观层面来分析，我也觉得非常明显，大家觉得东亚这一块，比如日本很多企业，松下、索尼、丰田，包括韩国的现代，甚至包括台湾的台塑(音)，甚至包括香港的李嘉诚，包括大陆一些成功企业，我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就是管理理念上面，儒家理念非常强调价值观的观念，四书五经，那个开篇说的就是那个，最好的管理就是价值观的管理，这个管理是最高明的。我发现东亚这些，正是因为突出了文化的观念，我发现企业的成本可以控制得非常的低。
第二个比如说我一直研究台塑王永庆先生，他成功秘诀在哪里？他自己说他的观念受中国儒学影响非常深。因为孔子有一个观念叫立人者人恒立之(音)，你首先让别人赚钱，别人才能让你赚钱。王永庆经营就是这样的文化理念，我通过节俭，成本可以控制得比竞争对手、同行低20%。然后它的这个20%成本控制下来以后，他可以降价10%让利给下游企业。这样他的意思是说我把利润挤出来，我让利给下游企业，下游企业跟我合作，赚钱以后，他们收入更多，需要我更多的产品，我就可以做得更大。
一个经济的增长能否保持成功和可持续性，健康与否，关键在于企业，企业是不是有更好的竞争力？我觉得文化的管理、成本的控制和东方文化的这种立人者(音)双赢的局面，实际上为东亚企业家提供非常好的竞争活力。
最后我总结一下，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东亚模式有很多批评，因为出口导向大家认为很难维持，还有政府对企业介入也比较多。我再讲一点，比如说美国企业，我发现非常看中股票价格，不可能做出太长远的规划。日本模式，那个形成长期合作关系，这样企业就可以看中长远，而不在当前，以长期为导向。这也一个很重要方面。
我的结论，我今天演讲结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只要文化背景不发生改变的话，那么东亚模式恐怕还会存在下去，因为一个经济增长模式和它的文化是分不开的，我觉得今后经增长模式也会是，文化是多元的，那么增长模式恐怕也会是多元的，我非常希望在座各位对我的看法提出批评。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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