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谢谢黄校长，谢谢各位，黄校长提了重要的问题，学者本身的社会责任，我自己的观点是，我认为学者的社会责任以理性和温和理性的方式促进社会妥协而不是以煽情的方式加剧社会责任，我发言的主题也是从社会妥协的角度来讲的，我首先说明我并不是经济学家，我也从来不研究房地产，我主要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讨论现代社会如何形成自己的社会妥协机制，确切的说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如何建立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的社会妥协机制和社会信任机制是任何现代社会的基本课题而且是长期的课题。

　　我下面的发言中会介绍香港的房地产的项目，以此为例子，该房地产项目因为社会各方不妥协，僵持了三十年，一直到最近，终于有了突破，被看成是三赢的局面，政府、发展商、市民都比较满意的例子。

　　我举例子的目的并不是想说，香港社会是如何先进和发达的，恰恰相反的是，即使在香港政策、规章制度相对比较健全，做事比较有规矩的社会，社会妥协仍然是相当困难的问题，如果稍微留意一下香港的情况，我们会发现最近这些年，香港的大型房地产项目被迫下马层出不穷，例如前几年有著名的红湾半岛事件，涉及到大的拆迁重建项目，因为社会意见不同，发展商最后被迫退出。

　　更大一点的包括西九龙建设也是非常大的项目，社会讨论了很多年，到现在还是先搁置，无法取得社会的共识，这些是有名的例子，红湾半岛等等，还有知名度不高的项目，都搁置在哪里，无法达成社会妥协，我强调的是，并不是说香港的例子表明社会到了一个点就没有问题，我讲此例子之前，我提出一个看法，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对现代市场经济如何运作有非常多的讨论，有比较多的问题，对现代社会到底怎么样，缺乏充分的讨论，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基本上缺乏充分的认识，这样的情况导致我们出现了认识的误区，经常会听到看到这样的议论，有很多的原因是因为改革开放造成的，因为改革开放不到位，或者是改革开放没有完成，后面有一个潜在的意识，如果改革到位了，所有的问题就会消失，这是非常大的幻觉，对我们解决问题就会出现问题，好象有一个点，到了这个点，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改革到位，这是误区，现代社会的矛盾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今后的10—30年的改革，更多的是关注现代社会本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妥协机制如何形成。

　　现代社会的特点，跟传统的社会不一样，传统社会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传统社会的社会流动性和分化比较低，虽然矛盾很多，但是矛盾基本上是比较简单的，解决矛盾的方式也是比较简单的，一般来说是由习俗、传统和很低的行政手段就可以解决的，现代社会的特点，特别是中国高速发展的转型社会出现的特点是原有的信任机制一定会弱化，甚至会挖掘，社会不信任度会越来越高，解决矛盾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特别是政府和企业对这些方面都要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将很多的问题看成是必然出现而不是不会出现，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同。

　　下面简单的讲一下香港的例子，项目叫做合和中心二期，该项目涉及的企业是合和集团，老板是胡先生，他是非常有迫切的，他的投资理念和管理方式，在商界是有口皆碑的，是非常出名的商人也是香港的名人，担任香港城市大学的主席，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是非常有名的名人，很多的投资，例如港珠澳大桥，最初他想个人承担投资，他的经商理念是非常前卫的，合和二期系他最在乎的项目，但是三十年无法发展，1978年就开始了，该项目是在香港的湾仔，他特别的想盖大楼，1978年就收了楼盘，整个八十年代有无数的方案，一会儿被否决，一会儿被搁置，观点在1994年方案被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批准，也被香港政府批准，建93层高的会议酒店，规模建成后会成为香港最大规模的酒店，涉及的房间有2000多间，1994年因为各种原因，工程暂时没有上马，涉及到资金等问题，拖延到了2003年，提出了新的方案，因为准备工作基本上完成，原想建两栋楼一栋是73层高，一栋是93层高，在此期间市民对居住的环境和要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没有人在意你盖多少高的楼，香港也没有法律规定建筑的高度，今天香港的法律上也没有这样的规定，十年间整个市民，包括城市规划和建筑师学会对所有城市建设的理念都发生了变化，高的楼很难被批准，因为高楼造成废弃无法排放出去，两栋楼的密度都是有碍于环保的，该项目还涉及到300多颗树，因此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都表示不满的，如果1994年上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2003年就不行的，他是香港城市大学消委会主席，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的客座教授，该项目是他所有项目中最在意的，但是该项目还是没有通过，因为社会、空气、环保以及大型公共项目都有所改变，2005年被否决后，该项目就搁置了，如果开工后会创造就业，开工后会创造税收，一直到了2008年，发生了变化，合和集团大规模的裁减了原有的项目，原来是93层，现在减少到55层，房间从2000间减少到1000多间，香港的房屋价格是越高越贵，减少了部分楼层就造成了损失，上个月政府、企业、市民都达成了妥协。

　　政府做了工作，市民也认为这是多年反对的结果，大家认为为什么发展商会这么好，一定是政府给于了承诺，还涉及到交通的问题，基本上来说，社会一片赞成的，小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解决，我个人认为三方的利益体是副渣的，2008年所有的谈判都是由胡家老二，他是出类拔萃的，奠定了他的领导地位，说明他能顺应社会的变化，在房地产的建筑理念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对今后家族的发展更加的有利。

　　我讲的这个例子，是说明香港仍然有很多的项目没有解决，该项目解决后，香港政府发展局希望钙离子成为先例解决其他再压的例子，香港政府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对发展商和市民之间进行沟通，说明香港的规章制度是比较完善的。   

　　我国应该从自己的角度探索这种机制，例如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越健全越好，因为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很大，发展速度很大，不可能一劳永逸，任何的政策法规都有解释，如果太定太死就没有弹性，任何的法律一定有逻辑性，否则就不需要这么多的律师。

　　七十年代末西方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很难量化和具体的要求，目前为止，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多的是企业自己的主观判断，这些都是必要的条件，并不是充分的条件，我认为是要形成社会信任和社会妥协的机制，象我国转变非常快的社会，原有的社会性一定会弱化，社会不信任一定是层出不穷，社会不信任的集中点在房地产上，市民对政府和房地产商双重的不信任，虽然香港已经是相对比较公开有机制可寻的。例如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是由特首任命的，包括城规会也没有指标，市民就会置疑为什么批这个项目，不批那个项目，这就是社会信任机制和妥协机制的形成，下面用几分钟讲我国实际对这些问题已经有很多的探讨，我国30年改革，最重要的经验是地方实践，并不是一刀切将一个模式向全国推开。

　　我国国内有两个例子，而且西方非常的关注，第一个例子是浙江省温岭市的哲国模式，哲国有西方(美国教授)非常先进的民主理论，因为从八十年代开始，他的理论只是纸上谈兵，现在最大的实践地反而是浙江省，现在大多数公共政策都是比较复杂的，民众搞不清楚公共政策的复杂性，如果简单的发问卷民众是搞不清楚，如果问专家，专家代表学者，不一定代表民众，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

　　哲国大型的公共项目涉及到很多的利益团体，就会采取随机的方式从市民中抽出千分之几的人，用公款支付他们薪水，同样的供款支付公共交通费请他们过来，让他们作为名誉代表来反复权衡，这些民意代表来了以后跟公共政策专家进行讨论，公共政策可以将方案讲给民意代表，晚上民意代表开始投票，选择出几套方案，之后将几套方案提供给人大代表讨论，哲国的模式刚刚开始，中国政府虽然不需要政党竞争，但是达到了民众普遍的参与和权衡，可以建立社会信任机制，因为社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政府和企业要面对的并不是无分化的公众而是公信力不同的公众，让比较多的人参与讨论，有助于政府和企业摆脱被人不信任的情况，这是哲国的经验。

　　还有一种就是重庆市的模式，法制办公室负责一件事情就是大型的公众听证会，所有重庆市大的项目都要听证会，有电视和网络的模式，实际上地方已经在开始摸索这方面的经验，以公开性和公共性的原则建立我国的公共咨询和民主协商的机制，虽然很多的地方都会探讨这些问题，以上的两个例子是已经开始的，对现代社会有了基本的认识，现代社会的问题一定会越来越多，不要看成是很不正常和反常，应该看成是很正常，需要不断公共职能来解决问题，今后在涉及公共问题上会寻找好的方式，达成共识，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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