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1日-23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发言。（来源：新浪财经 白鹏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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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2009年3月21日-23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发展和改革”。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发言。

　　郑永年：首先，谢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跟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我参加这次重要的会议。

　　我要讲的题目是《金融危机与中国发展模式》。

　　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在海外就讨论哪个发展模式更好的问题。甚至我参加几次国际会议，大家也在讨论，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模式会不会取代美国跟西方模式的问题？

　　当然，中国的模式我觉得很多方面，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我想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中国防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因为，这次中国自己本身没有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实体经济没有产生影响。第二方面是中国政府应付金融危机的方式和手段，第三个问题是在中国未来国际金融体制重建和新的体制当中的作用。

　　我记得不久以前温家宝在剑桥大学有一个演讲，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学习的国家。我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好学的一个国家了。不仅向美国那样的大国学习，也向新加坡那样小的国家学习。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学了很多，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同样也是学。我是觉得如果学的好的话，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会变得更强大。那么，中国模式我是觉得，无论是中国防御金融危机的能力也好，中国应付金融危机的方式或者中国未来在国际金融秩序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我是认为跟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有关，我想从三个方面谈一下中国的模式。

　　第一方面，我觉得是中国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产权形式。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政府以国有化来对付金融危机。国有化在欧洲社会主义很重要的部分，金融危机产生以后，欧洲国家的银行、金融系统的国有化，也没有人持很多的反对意见，社会的接受程度也是很高的。美国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模式，但是我们看到即使像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在提倡国有模式，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中国思考的。因为，中国本身没有这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前都是国有经济，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有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我觉得所有制形式对中国防御、应付金融危机能力表达得非常充分。我是觉得西方政府只有一个金融杠杆，中国政府既有金融杠杆，也有经济杠杆，西方国家基本上经济杠杆就很少。这个经济杠杆使得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使得中央政府的政策推行就非常容易。

　　第二个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出口导向跟外部需求直接的平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次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出口导向的经济都发生了危机，所以需要我们的思考。那么，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也发生了很深刻的经济，尤其是对于珠江三角洲来说，出口成了问题，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的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光攀登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也不够，珠江三角洲是自由放任的模式，从长江三角洲来看，那里的地方政府从一开始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们比较重视科技、环境。所以，这次的金融危机对于他们的影响很少。中国因为地方大，国内有不同的模式，像浙江模式就不一样，几年以前我去考察浙江，我觉得浙江也鼓励利用外资，主要是国内资本用得比较多，市场也是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像山东省，我觉得它也是出口导向，但是出口占地方经济的比例不大。最近大家在说的重庆模式更是这样，就是完全靠内需。所以中国这次能够抵御金融危机，我认为跟国内不同的模式有关系。

　　第三点，我觉得要重视的就是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次西方的危机不管怎么样，有很多的原因。总体来说，主要是因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够。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对金融体制方面下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处理银行的坏账这方面。西方当年光批评中国，自己忘了怎么来加强对银行体系的监管，所以产生了今天的问题。

　　这次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拯救方案，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产业升级，像广东、珠江三角洲这些地区已经在开始了，非常好。另外，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跟教育，我认为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我比较乐观，中国之所以这次危机表现得更好，是因为1997年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通过再学习，我觉得中国的模式会变得更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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