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传媒人对工行、交管部门提起公益诉讼，称希望更多的人为大众权益鼓与呼

　　从1999年起，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发行牡丹交通卡，开车的人必须人手一张，用于违章扣分和罚款，如果开车不带卡，将受到处罚；如果卡丢了，须到工行补办，补办费高达100元。喻山澜以工行“不当得利”为由，将其告上法庭。经过一审败诉后，2005年2月，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判决工行向喻山澜返还补卡费69.20元及利息。

　　2005年4月19日，北京市发改委官方网站发文，要求换领驾驶人信息卡收费标准为每卡30.80元。喻山澜也因此与公益诉讼相伴进入公众视野。当时有评论认为，这是普通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有益尝试，也是对垄断行为进行制约的有效手段之一。“3·15”之际，喻山澜向本报记者再次回顾自己所打的两起公益诉讼，并对公益诉讼面临的困境提出了新的思考。

　　人物背景

　　喻山澜，生于四川省眉山市，先后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获文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工商报社主任记者，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2005年，喻山澜胜诉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牡丹交通卡补卡收费一案，被法学界评为“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之一，根据该案写作的纪实作品《我告赢了工商银行》(新华出版社出版)荣获北京市写作学会颁发的一等奖。2005年11月，喻山澜被中国记协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2007年12月，长篇纪实文学《虽败犹荣》(新华出版社出版)再获北京市写作学会颁发的一等奖。

　　“补卡收费高，工行欺负老百姓”

　　新法制报：在提起牡丹交通卡诉讼前，您尝试过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收取补卡费的问题么？结果如何？

　　喻山澜：在此之前，我从未打过官司。谁都知道，打官司是一件费时费力费钱的事情。但面对牡丹交通卡高达100元的补卡收费标准，我感到了一种责任。因为，当时北京市持有驾驶证的人员多达300多万，理论上每个人都可能丢驾照，都面临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狮子大开口”，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提起诉讼之前，我没考虑过其他办法，主要是觉得别的办法力度不够，而且解决的可能性也小。只有把问题摊到法庭上，并且让媒体把事情报道出去，才会给银行造成压力。至少可以让市民看看，工行的补卡高收费的做法是多么的不公平。

　　新法制报：上诉时，对诉讼的困难做过哪些考虑？

　　喻山澜：上诉的结果不外乎两种，一是胜诉，一是败诉，和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考虑过和解。就一审判决来看，法官断案可以不看事实，也可能不循法律的规定，理论上二审的结果也可能是这样。我虽然可以被判输，但我不能服输，因为我觉得补卡高收费一事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工行完全是仗着交管局欺负老百姓。

　　有意思的是，虽然我没考虑过和解，但实际上却经历了一场和解谈判，这主要是我想探对方的底牌。当然，和解的提议也是工行发出的。他们想花一笔钱来“息事宁人”，由此可见其心虚。我虚晃一枪，周旋半天，最终谈判不欢而散。

　　“这是我的胜利，也是法律的胜利”

　　新法制报：对于最终胜诉的结果，您是否满意？

　　喻山澜：法院认定工行的交通卡成本只有30.80元，而不是100元，并判决其退还多收的69.20元，这说明，我诉工行不当得利是有依据的，是存在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北京数万补卡人的问题一下子暴露了出来，这就给工行相当大的压力，并迫使其最终将补卡收费标准下调至30.80元，并承诺向所有补卡人退还多收的补卡费(后来北京市发改委又将收费标准下调至20元)。工行自定收费标准的做法也被证明于法无据。

　　新法制报：您觉得这场官司为社会、为自己都带来了些什么？

　　喻山澜：69元对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它能迫使工行下调补卡收费标准、且从法定程序上对补卡收费重新进行定价，这是我的胜利，也是法律的胜利。另外，上万补卡人因此得到退款，这也是本案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官司结束3个月后，我出版了《我告赢了工商银行》一书，回顾了事情的经过并作了总结，这促成了我出版了第一本文学作品。开玩笑地说，它促使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随后又出了两本书)。2005年，我被中国记协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牡丹交通卡官司的胜诉也是一个原因。

　　第二起公益诉讼直指交管部门

　　新法制报：2005年夏天，您又开始了第二次公益诉讼。这次面对的是“使用未经强制检定的电子眼测速并据此开出罚单”的顺义交通支队。相比牡丹卡一案，这次诉讼在您看来有什么不同之处？

　　喻山澜：当时，所有电子眼都应依法进行强制周期检定，否则记录结果就不应具有法律效应。而顺义区计量检测所并没有开展公路速度监测仪的周期检定工作，负责北京全市计量器具周期检定工作的检测机构，也没有在顺义区开展针对公路管理速度监测仪的周期检定工作。我以此为由将顺义交通支队告上法院，请求撤销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最大的不同是对手更强大。工行已是一个强大的对手，而交警远远超过了它。被告的全称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顺义支队，对顺义支队的起诉其指向十分明确。

　　第二个不同，是拍超速的电子眼覆盖全国，全国数千万司机成了监督的对象。然而，由于这些电子眼不同程度地存在不经过周期检定、违法上岗的情形，所以它给机动车驾驶者带来的不公更为明显，可能受到伤害的范围远远大于牡丹交通卡的持有者数量。可以说，就全国而言，每天被记录超速驾驶的人成千上万，尽管其中一些司机感到冤枉，但能站出来讨说法的可谓凤毛麟角。一个最大的原因是：警察不好“惹”。

　　起诉电子眼虽败犹荣

　　新法制报：不少人认为这起电子眼诉讼是场有意识的新闻策划，您是如何看待的？

　　喻山澜：不能这样认为，正确的说法是用法律的手段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作为“资深”媒体人，我对新闻策划是比较了解的。在目前中国的法治环境中，有时候光起诉并不能起到应有的警醒、震慑作用，一定要通过媒体的报道，即舆论监督，让公众知晓，才可能有好一些的结果。阴暗的东西总是怕见阳光。只有将阴暗的东西拿到太阳下来晒晒，霉斑才能被清除。

　　新法制报：最终败诉，您有哪些经验教训？

　　喻山澜：此案虽然最后判我败诉，但我不认为是法理的失败，而是现实法治环境中的无助。实际上我并没有输，相反是赢得了诉讼。因为自我于2005年6月提起诉讼之后，2005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台新规定，要求对交警使用的测速电子眼进行周期检定；2005年8月，北京市交管局委托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对全市所在测速电子眼“逐一进行检定”；2006年4月，公安部出台文件，强调“要规范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使用”，其中特别提到“使用具有计量功能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要符合标准，并经过检定……”

　　希望立法为公益诉讼护航

　　新法制报：之后似乎一段时间您都没有发起、参与过公益诉讼。

　　喻山澜：一是因为工作比较忙，同时又将创作重点转到了长篇小说上；二是没有遇到特别有意思的公益诉讼题目。生活中我曾遭受过一些财产侵害，不属于公益范畴。但如果遇上如交通卡、电子眼之类涉及广大公众的不平事，我想我还会站出来。

　　只要广大群众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作为有责任心、有良心的人，就应该站出来讨要说法。法制进步是一点一滴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能为法制进步做出点滴贡献，汇集起来，就是江河，就是海洋。

　　新法制报：您是如何看待公益诉讼这一诉讼形式的？

　　喻山澜：公益诉讼最大的优点就是能以己之力，为一个群体带来生活和精神上的愉悦。由于现阶段《民事诉讼法》的局限性，个人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还有框框条条的限制，比如诉讼主体必须是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相对人，而其缺点也就隐含于此。如果将来《民事诉讼法》修改了，只要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每个人都能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一些民间组织如消费者协会等也能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那将大大促进公益诉讼的发展。

　　新法制报：似乎您很热衷于记录自己的诉讼过程，两次诉讼的经历您都总结成书。

　　喻山澜：写书的目的一是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二是让读者了解公益诉讼的艰辛，三是使一些法律问题能让更多的人进行了解。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多从大局着想，不要过分计较个人的得失，多为大众的权益鼓与呼。同时，希望《民事诉讼法》尽快在公益诉讼规定方面作一些修改，最好是单设公益诉讼一章，用法律来为公益诉讼护航。

　　□点评：

　　公民权利不是靠施舍得来的

　　我们需要像喻山澜这样有知识、有胆识、有公益心的勇士，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与某些行业的陋习进行博弈，向某些行业的垄断进行挑战。他将不公平的事情送到法律面前进行审判，并以此昭示世人，公民权利的维护不是靠施舍得来的，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去争取。

　　□文/记者陶琪、实习生向娟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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