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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
新浪财经讯 2009年1月8日，首届建设创新型国家年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图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
陈志武：诸位来宾下午好！
首先，感谢创新型国家研究中心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特别是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思考，特别是一些研究方面的认识。
当然，刚才成委员长讲了两个事，跟我要讲的内容关系很大。第一个是他讲的那个笑话，老张和老李请了三位朋友过来，第三位是经济学家，提出一个建议是让老张去切这个蛋糕，但是让老李做一个选择。他把这个解释程制度经济学，这是制度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最轻松的。所以，我讲的题目差不多是接着他的话去讲，就是创新型国家，到底是要找更多的专家、技术家来做，还是首先在制度上做好选择，这样不管是从国家还是社会上其他人的角度来讲，大家不一定要做得那么累。让这些制度架构、制度基础引导更多人去做创新，也许大家都可以又轻松，同时创新又可以不断地涌现。
第二个，刚才成委员长围绕着金融危机的话题来讲了金融创新，我主要是讲金融市场。另外，他讲了那本书，叫做《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试验，看一下哪一天从早上起来开始，想办法要回避西方工业革命带来方方面面的技术，看你那一天的日子会怎么样过。
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确实是这样的，1700年，在300年以前的时候，英国的人口不到1千万，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差不多有3亿。但是，后来的300年，在人口不到1千万的英国，居然主宰了世界200年左右。当然，我们今天说中国的人口是占世界的1/5，但是实际上100年前，中国的人口占了世界的1/4。与此同时，如果每天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睡觉以前，把你整个一天所碰到、用到、看到的东西，每一样东西算一下，有哪一样是中国发明创造的，你会很吃惊，比率不会跟我们占世界人口的百分点对称的。不管我们是从中学的教材，还是现在看到的方方面面的技术，比如说物理、数学、化学，这些本身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开始发展出来的学科，在这些学科里面，是以不同人命名的定理，无论是数学、化学、物理，基本上没有几个以中国人命名的东西。在基础设施方面，比如说我们刚才的停电，不管是电还是汽车、电话、手机、电脑、火车、飞机、地铁、电梯等等，这些都不是我们中国人发明创造出来的。当然，我不是说要给大家一个感觉，好像中国人没有做过什么贡献，不是这个意思。我主要是想说，一方面在我们有这个愿望要把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的时候，同时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这种客观的认识，最后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做一些改革，使得未来的中国对于世界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的贡献，至少跟我们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百分点尽量相匹配。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从洋务运动开始，一代一代的中国人都提出了，不管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还是在科技方面和其他的方面要追赶。但是，现在我们还在提这个话题，这说明100多年下来，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的目标，实现我们的愿望。
下面，我从几个方面看一下，到底在制度基础、制度层面，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如果看一下历史上不同的时期，哪些是创新型国家，而那些创新型国家或者说创新型社会有哪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不管是孔子、孟子等，我们今天用来定义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的人物的核心思想，基本上都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提出来的，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么，那个时候为什么思想和创新的方方面面会那么发达？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都说那个时候中国的境内不像今天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十几个不同的国家，从楚国到齐国、越国等等，十几个国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也许是当时的十几个国家彼此竞争的现实，或者说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时期，反而给很多的思想家、有独立思辨的那些人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第二个，在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比较活跃的时期就是宋朝的时期。一般的历史学家都说宋朝的时期是国家的权力比较弱的时期，相对于秦始皇的唐朝时期，宋朝国家的权力集中度、控制力确实是比较弱的。所以，民间的空间受到的制约反而比较少，所以在那个时期，又给民间更多的空间。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出现，文艺复兴是所有的现代科学技术、民主建设起源的时期。之所以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起源，也是跟宗教和王权被西欧社会慢慢地削弱他们控制力的事实联得非常紧。回过头来看，文艺复兴之所以会出现，还有后来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是跟政府的权力和宗教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来同时发生和发展的。
当然，与我们近代的中国历史更有关的，是1911年清朝垮台以后，中华民国成立。但是我们都知道，从1911年，一直多1928年左右，有17年的时间，差不多中国是处于一个军阀混战的无政府时期。而那个时期给我们中国带来了什么？我们今天喜欢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不管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今天可能是文学作品非常多，中国的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又开始出现一个新的高峰时期的时候。但是，今天包括在文化和思想这方面，大家比较一下和一九一几年和一九二几年是没法比的，因为那个时期是无政府状态最鼎盛的时期。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大家广泛地收集一些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创新能力的情况做一些统计，大家会发现政府权力的高和低，跟学术文化自由的空间是成反比的关系。权力越是过多地集中在国家、政府的手里的时期，往往是创新和学术的发展是处于低潮的时期。反过来，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第二个是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最近的150年或者是200年，愿望表达得那么强，我们希望让中国也变成一个创新型的社会。说是这么说，但是执行起来很难。除了我下面要讲到的方方面面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和儒家文化强调的孝顺和听话有关系。什么叫做孝顺和听话？这些都是跟关系的崇拜联系得非常紧。如果大家教育自己的小孩、下属都要听话、孝顺，都要服从名分等级的世俗，那么我们最后的言论和行为都要附属于某一个已有的架构，这个跟创新是完全相背离的文化和制度架构的价值体系。所以，这方面我知道国内的很多这这些年也谈得比较多了，我就不多往这方面讲了。
下面，我主要从两个具体的制度方面的角度，来理解一下建立创新型国家和制度设计方面，到底会有哪些差别。
第一个因素是做科研、做技术创新的时候，谁出资、谁主导创新，结果会很不一样。我说的谁出资，是相对应国家和市场、资本企业之间的两种不同的安排。一种是由市场、企业来出资主导这个创新，另外一种是由国家来主导，由国家出资进行的创新。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我原来在国防科大读研究生，所以我对于国防科大的事情比较熟悉，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银河计算机。这是中央科工委出资很重大的项目，那个时候恰恰是银河第一代计算机被研制出来的，正好也是我在国防科大读书的时候。在83年出了第一代的银河计算机之后，后来又出了第二代、第三代。但是大家看一看，银河计算机尽管花的钱这么多，但是给中国的经济、给中国的军队，对于中国的科研体系的贡献和实际的效果、影响在哪里？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哪位在哪里看到过或者是用过银河计算机做过事情。最近为了庆祝银河计算机的25、26年的历史，有很多的报纸还追踪，想报道银河计算机的历史。发现迄今为止有13台银河计算机，主要是国家的气象中心。如果我是国家气象中心的人，我被通知或者是被命令买银河计算机，我会去买，但是我不会去用。因为配套的软件没有跟上来，买了是没有用的。所以，银河计算机对于中国的贡献在哪里？就是为未来的计算机博物馆，贡献了很多的展示品。
当然，国防科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为过去2、3年我经常会回到母校。到母校以后去国防科大人文社会科学院和管理学院，他们告诉我，国防科大那些人文科学院和管理学院的人文社科系，为湖南的处一级的干部做很多的培训。我一想，当时国防科技大学的初中，不是作为为地方培养人才的学校，而是在国防科技这一块。但是告诉大家，很遗憾地是我那些导师和我们的那些同学，大家都是按照军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更不用说每个礼拜两次的政治学习，把你任何一点点的上帝给你的创造力，都尽量给你压制到最小发挥的空间。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既然国防科大也没有做过什么事，这个学校应该及时被关掉比较好。但是，我要说明的是，由国家来出资主导的科研创新花的钱很多，但是最后的效果却见不到。
华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在科技创新方面标志性的典范企业，他们的专利有多少就不用我多说了。但是有一点非常有意思，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消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华为最近在公司里面给那些工作时间超过一年以上的所有员工一个买华为股份的机会，每一股是4.04元，而且保证给他们的红利每年至少是6%。我之所以给看这个，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华为之所以有这么强的创新的激励，有这么多的专利，还是跟激励机制、激励架构有关系。因为大家都是作为股东了以后，都是为自己干活，这个时候让华为跟思科和其他的国际公司去竞争的时候，大家通过创新能够感受到的直接的好处，完全和国防科大的我的那些同学和老师感受到的完全是两码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由国家出资主导创新和由私人企业出资主导创新带来的结果、激励架构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我也想指出一点，由国家出资主导的创新，跟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出资主导的创新的差别，可以表现在很多的方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大家了解一下历史的话，在世界近代史上，有过几个国家是由国家出资主导创新的？
第一个比较成功的是19世纪的德国，因为19世纪把分散在各个国家的主权统一起来。19世纪的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由国家出资主导科技创新发展，确确实实在追赶法国的科技方面的速度非常快。
第二个例子是二战之前的日本，也是由国家融资、国家主导创新和技术发展。
第三个例子是一战之后的苏联。但是，历史上这三个由国家出资主导的创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他们主导的创新往往是政府的重点是放在军用的发展上面，而不会考虑民用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同龄的人或者是年纪更早的老师和朋友都知道，70、80年代的苏联的科学技术，可以说跟美国基本上是平起平坐的，特别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更是这样。但是，苏联解体以后，今天我们在周围看一下，我们今天用到的、看到的这些科技产品和这些科学技术，有哪一些是跟苏联有关的？除了中国还有几架飞机以外，其他的可能在中国现在的社会和经济，包括军队里面没有太多的东西，甚至没有任何的东西跟当年的苏联科技发展有任何的关系。为什么是这样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出资的时候，项目评审的标准，不是以投资回报，不是以最后国家给你出了这些钱以后，你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产品，你所能够研发出来的产品，最后的市场需求有多大，每年能够带来销售的预期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国家在讨论投资的时候，更关心的是政治目标。既然是非经济的因素决定国家的钱应该往哪些项目上投资，最后使得关系也更重要，而不是你能够给我带来多少的回报。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我以前也写过很多的文章，也有很多的讲座。主要是讲个人创投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由他们选择哪些项目他们愿意出钱，哪些项目他们不愿意出钱的时候，他们总是关心我给你投资这么多的钱以后，你给我带来的回报是什么。这一点最后决定了由市场主导的科技创新和由国家主导的科技创新，带来的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当然，我知道做企业、做科研的同行，他们说要找这些私人股权基金出钱投资真的很难，因为他们要求太苛刻。总是问我未来的市场有多大，得到的1亿，或者是1千万、1百万美元那么难。所以，是不是由国家出资好一点？所以，我认为之所以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么难，以前我们总会说没钱，但是现在看来钱不是问题，对于出钱人要求的回报和给你设定的机制，或者是制度的架构，这个方面带来的差别很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只是简单地经费不够的问题，不只是因为得不到经费所以没有办法创新，不单纯是这个问题。而是出资的同时，资金所带来的要求是什么，对于未来市场的要求有什么。这些是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远远比是不是能够有研究资金更重要。所以，在激励架构方面带来的差别很大。
当然，由国家做投资，根本不在乎投资回报和经济效果、经济回报率，而更在乎感觉、政治业绩。所以，在效率评审的时候，在决定对哪个项目要投入更多的钱的时候，更多地是靠关系。实际上，现在这种架构也为很多的造假提供了激励的架构。所以，为什么汉芯一号这么大一个丑闻，到最后因为涉及到的人太多，不了了之久把上海交大当时的院长免掉他的职务。之所以给这些人提供了这么多的激励，想办法去编造一些故事、产品，大家都是拿国家的钱，就是因为反正国家对于我没有太多的硬性的市场回报的要求，所以这也为造假提供了一些更好的空间。
当然，创业投资者可能也会被骗，这因为创业投资基金或者是个人被骗一次之后，往往会吸取教训。但是，如果由国家机关来决定钱怎么花，照样可以喝喝酒、吃吃饭又决定这个钱可以提供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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