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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2)
细心的人一定注意到，刚刚公布的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十条里，对于利率的提法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过去进一步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现在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利率决定当中的作用。
这表明货币当局认识到，要想使得利率发挥有效的调控作用，就必须首先做到利率市场化。而利率市场化很难在一个银行体系中完成，它必须要有债市，而且需要债市和银行的贷款互相竞争，这个过程利率才可以市场化。
还有一个方面最近刚刚大家感觉到的，我们知道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对于人民币走出去有了更多的信心。
我们认真讨论这样的战略的时候就会发现，人民币是否能走出去，关键不在于外面，而在于内部，在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好不好。
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中国有没有人民币定值的固定收益市场。美国人通过贸易的逆差把美元推向世界，我们持有的不是美元，是美元定值资产，是国债，是机构债，两房，是它的公司债，你必须提供这样的市场才能够保证你的货币走出去。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必须深入的考虑。
所以，我想需要总结第一条，就是当前市场经济受到很大冲击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始作俑者在某种程度加强政府作用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定下一步改革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市场化的原则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当然，我们要根据新变化的情况确定改革的领域，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我们要总结的宏观调控的目标问题。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宏观调控有四个目标，有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
我们按照这四个目标回头考虑我们中国的经验，显然我们这些年来比较多的强调是增长和物价。我们看07年的时候经济有点儿过热，于是我们当时提出了双防。
一个是防经济增长过热，第二个防物价上涨，重点在这两个方面。到了08年的年中经济下滑的趋势已经显现，变成了一保一控。年末变成了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把增长放在几乎唯一的位置上，这充分显示我们这些年是这么走的。
过去的情况而言，我们把自己宏观调控的目标确定在增长上有它的道理，因为中国很穷，必须有增长才可以说其他的问题。
但是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是不是应当回顾和反思一下我们在宏观调控目标有没有需要调整的方面呢？我觉得显然是要调整的，而调整的方向我个人的看法是就业优先。
我刚才说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么多年的调控目标，就业的目标始终没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这次经济下滑，虽然数字很难看，但是更使得宏观调控当局头疼的是就业问题。
我非常高兴刚刚我们有好几个人提到就业问题，我很高兴艾伦教授用日本的例子说了就业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平均每年解决1600万人的就业，也就是说我们平均每年要解决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就业。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投资、增长。
现在的就业问题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就业问题比以前突出。因为我们很难依靠粗放的增长大量的吸收就业，因此我们促进就业增长的宏观调控措施需要更为精致和精细。我们知道如果用这样一个眼光看我们的宏观调控的话，2007年问题已经出现了。
2007年下半年就业已经不好，但是当然由于我们的目光集中在物价上，物价不断的上涨，尽管那边就业已经不好，但是由于物价的上涨，所以不断的采取越来越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以至于经济下滑的比较厉害。
我们反过来想，如果当时把就业这个问题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如果我们用就业的指标来确定我们宏观调控的方向，那情况可能是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觉得在下一步总结中国的这些年的经验，应该把就业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只有就业我们才可以安定，只有安定社会才可以发展。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两个因素最重要，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和相关联的就业。第二个因素就是土地以及它的使用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不能够有效的解决。大家不妨仔细的想想，这些年来我们有林林总总的问题，哪个问题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和土地、人口相关联。所以，我觉得调控目标应当这样转。
这样转的话，如果我们是用就业优先的指导思想安排我们所有的工作，四万亿的投资应该投向哪里，用什么样的资金就比较好解决。
大家知道为了拉增长，做大投资那是很容易的，因为投资直接就是GDP，投资下去增长上来了。但是经济增长上来了，就业未必能够上来，我们现在遇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业难的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干扰我们的经济运行，已经越来越严重的演化为一种社会矛盾。这些年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社会安定受到干扰。我们认为下一轮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以就业为先。
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宏观调控体系的问题。大家知道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有了这两个政策就有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我们财政政策就是两个阶段，上个世纪基本的情况，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经历过了两个比重下降的情况，最困难的时候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到9%，以至于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发不出工资，那个时候非常的困难。当这种财政放权让利为其他领域的改革提供了空间，提供了资金支持。
但是长期这样不行，于是80年代末期开始提出提高两个比重，就是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第二个就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这种情况很难提到有利的财政政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税制进一步的完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家想一下前几年我们的超收达到了万亿，刚才艾伦教授说到了中国有利的方面，谈到了中国的财政不受约束，美国和其他国家财政受到非常强烈的约束。
这样的一种有利的条件就是在本世纪以来，我们财政收入年年高速增长所积累下来的。但是现在我们研究发现，当财政收入两个比重不断提高，提高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再继续提高，特别是快速的提高已经不适当了，所以最近两年对于财政政策的关注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提高居民的消费，增加居民消费的第一个条件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增加居民的收入就必须财政的收入要下降，相对的让出一个份额来，企业的份额要相对的让出份额，这是一个算术一样的答案。我们下一步要在财政政策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很高兴看到减税让利的政策陆续的采取，这就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过程中实施宏观调控。
我们看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这些年备受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大政策，财政为了解决收入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也需要调整，货币政策如果解决通货膨胀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在解决通货紧缩是基本没有作用的。
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看到了，现在已经初显端倪，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更重要的就是货币政策的目标、调控的对象、手段和传导机制都需要调整。这个事情是全世界的事情，全世界的货币政策我们看到了效率都在递减，中国更突出一些，因为我们在转型可能更突出一些，我们需要变化我们调控的模式。
当然这个方面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讨论，今天我们不能展开，但是我想在货币政策的调整方面我们需要迈出更大的步伐。
这两个政策的配合我觉得也应该提出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始终存在，现在需要更为有意识的，充分利用两大政策的各自优势进行配合增强宏观调控的效率，使得宏观调控运行的更加稳定，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我现在说一个简单的事情，大家想想前几年我们银行体系的改革，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完全市场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把我们的政策性银行改成商业化了。
现在在理论界很多人在谈，当我们看到美国人把一些银行国有化的时候，当我们需要大量的政府支出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个改革如果再推了半年，我们就不会确定这些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支出，需要不是纯粹的财政性和金融性支出，我们需要含有政策性支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政策性金融和政策性银行，而它们就是财政政策配合的枢纽点。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一说。我想说的基本意思就是这次危机让我们反思，我们不能够幸灾乐祸似的总结经验更应该深刻反思我们自己过去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