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学院运营管理学教授藕继红
藕继红：没有测量，就没有管理
无论是搭公车、坐地铁，还是徒步从浦东走到位于上海西郊的长江商学院上海校区，之前曾在新加坡、美国住过多年的藕继红，满心欢喜地迎接在上海的每个早晨。“你看这里的环境，多么美。”藕继红漫步在长江商学院上海校区小楼外面的草坪上，“最重要的一点，我感觉到长江来，只是换了个工作地点，这里的做事方式与国外没什么区别。”
一个乡下孩子的“求学之旅”
“我是安徽人，是从小地方靠读书走出来的。”有着谦谦学者风范的藕继红并不讳言自己的出身。
今年年初刚刚回到国内的他，见到童年的伙伴——在松江做民工的大伯的儿子，一样觉得很亲切。几十年前，他们都不知未来在何处，上海对他们来讲是遥不可及的“大城市”。今天，在外人看来，现在的他，已经和安徽乡下人不能同日而语了。藕继红却不以为然，现在依旧和他们一起搭公车、叙叙旧。
尽管藕继红对自己的求学经历轻描淡写，但事实上，一个中国小县城的普通人家子弟能够一步步修学深造，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初中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满16岁，正赶上国家恢复高考，学业优秀的他直接跳过高中，成为“特殊”的78届大学生中的一员，之后他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学数学，因而有幸接触到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抱着希望“自己所学的东西更加‘入世’，对社会有真正影响”的念头，他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运筹学，主攻专业为排队论，并在这所著名的大学获得运营研究学博士学位。
“我们这辈算是赶上了，一步赶上了，后面就一步步赶上了。对我而言，碰上了很多机遇。”在接受《长江》专访时，藕继红颇有感慨地说道，但他对期间自身的努力却并不多言。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他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正好遇上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全球招揽人才。上世纪90年代早期时，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求贤若渴”，以丰厚的待遇在全球范围内向优秀人才抛出橄榄枝。于是，藕继红来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教书育人，一待就是15年。
“从美国到新加坡，是回到了亚洲；这次加盟长江商学院，特别高兴，因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藕继红的眼里，回来还意味着更多的意义。“在这个时间回到中国，我觉得可以做许多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有很多中国企业，正面临着走向全球这样一个瓶颈，我们在国外待了很多年，在思维和文化上都对西方人很了解，现在回来正是用得上的时候。长江商学院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长江商学院在中国算是个特殊的学校，因为它的管理模式、气氛都和我过去工作的地方完全一样，这也是吸引我之处。”
有关“排队”的学问
排队办事情，是一个社会有秩序的表现，也算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所以，当“排队取号”的机器出现在银行、医院等各类需要排队的场所的时候，人们很快就接受了这项服务，因为这省去了站着排队、插队等一系列问题的麻烦。在排队现象比比皆是的中国，如今，排号机越来越风行。
“但排号机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一个顾客拿到50号，当前的叫号是10号，他就会估计前面还有40个人，如果他觉得根本来不及等，这个顾客就走掉了。但事实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那么会有许多顾客流失了，而且实际上也不用等40个人。所以，我们将之称作‘拿号码的队伍’，其实这个队伍要比顾客所预想的等候队伍要短。”
这正是专研“排队论”的藕继红目前所研究的一个课题——如何在提供排队号码的同时，帮助顾客预测一个等待的时间。因为顾客根据所拿到的号码预测的时间并不准确，如果能够事先提供一个较为精确的等待时间，那就会让顾客更有信心和耐心地等待下去，但这个时间的计算需要科学的理论依据。在这方面，新加坡已经开始有所应用，比如在新加坡公积金中心，市民拿到的排队号码上，除了印有号码，还包括可能等待的时间。
“这属于随机优化的范畴，除了排队问题以外，还涉及诸如如何调度有限的车队、人力，以此来达到最大的覆盖率，这可以应用到警察人力分布、物流车队调度等。”谈到看似不起眼但在日常生活中却颇为常见的各种与“排队”有关的现象，藕继红却想真正解决这些“实用”的问题。
当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愈趋完善的时候，开始面临如何有效治理的问题。相比东京、新加坡这些大都市的人口密度，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并不高于前者，但后者的人流拥堵却往往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为之所累。从国外转了一圈回来的人，往往会抱怨，为什么国外的一些城市可以那样井井有条，况且他们的人口密度又不比我们少？
“这需要预先考虑，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未来的人流。比如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因为几条线路的交叉换乘，刚刚出现了拥堵的问题。其实，在闸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各个区域高峰时段的人流。中国人做事不善于严格的定量分析，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和MBA学生说——没有测量，就没有管理(No measurement, no management)。”
说完这话，藕继红开玩笑地说道，“所以，我带的课，也许是MBA学生最不喜欢、最怕的课，一些有理工科背景的学生要好一点，但对一些纯文科背景的学生来说，可能会吃力一点。但我还是希望学生们多学点深刻的东西。”
中国制造往哪走？
一个LV的包，在中国生产，可能需要50美金，在香港卖，大概是1500美金。显而易见，中国制造在价值链上所占的份额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成了中国企业家们急切关心的问题：“中国制造”该往哪里走？
根据研究显示，美国早期做制造业的时候，一般生产厂家也只能拿到最终消费者买单10%的价格。然而，流通——也就是产品从生产厂家到达消费者手里的这一过程，所生产的价值则占了最终价格的70%。这也因此催生了以供应链管理著名的戴尔电脑、沃尔玛超市，这样一批从制造或零售领域进入到流通领域的跨国企业。
“不少人觉得中国制造向上走，应该去搞品牌和高科技，但我觉得这种想法并不是马上就能做到的。做品牌，你应该像‘苹果’那样流行；做技术，你应该像‘英特尔’那样强势。但这两者都不容易做到，况且还有巨大的风险。比较实际的做法是，中国制造进入到供应链管理领域，不仅把产品造出来，更要把它在正确的时间送到正确的地点，就能够获取更大的盈利空间。”
供应链管理是运筹学的一部分。在运筹学领域颇有建树的藕继红，踌躇满志，他希望能够运用自己的学问帮到面临产业升级选择的中国企业。
“目前，中国企业的供应链状况有点像美国的状况，完全靠价格竞争，其结果往往会得不偿失。比较成功的模式是日、韩、台湾的模式，他们的公司往往是一个群落，比如株式会社，一个产业链就将一群公司相互带了起来。”在藕继红看来，中国人的“营销能力”远远超过美国人，但“运营能力”以及精益求精的精神却需要有待提高。
传递一种精神
从国外归来，除了体会重归故里的欣喜之外，藕继红也感受到时代和人的变化，“过去，大家总觉得中国人比较谦虚。但现在，其实很多中国人完全不是这样，‘吹’起来比美国人厉害多了，一些中国学生的自荐信和推荐信，就有许多水分。”
有感于中国社会的浮躁心理，他觉得除了教书以外，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育人”，提倡一种精神。“尽管这听起来有些空，而且现在的人似乎也不敢、或者不愿意讲这些话了。但我觉得，现在是应该讲些精神的时候了。”藕继红严肃地说道。
促使藕继红放弃与新加坡政府的终身合同，来到长江商学院的另外一个原因，也与一个人有关。“那是我的老师——郑渝生教授，他现在是长江商学院副院长。他曾跟我说，我们到长江，是要强调一种精神，把长江办成‘黄埔军校’，现在中国需要有这些人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郑渝生的一番话，说到了生于上世纪60年代——那个特殊年代——的藕继红的心坎上，他说自己这代人，总有一种使命感。长江商学院，正好为像他这样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
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藕继红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老师总是牵着学生的手走路，大家以为这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但老师不能牵着学生的手，而是需要逼着学生自己去摸索，尽管学生会觉得这样比较痛苦，但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样你才可能有所收获。”
藕继红正逐渐在自己的课上‘逼’着学生自己去‘走路’，虽然一些学生还有些不习惯，但他觉得这终将会让他们受益终身。
教授简介：
藕继红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后，留美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运营研究学博士学位。目前为长江商学院运营管理学副教授，此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也曾是剑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和伊利诺依大学访问学者。藕继红教授的课程包括统计学与决策分析，管理科学，运营管理，供应链管理，随机运营研究模型等。
藕继红的理论研究专注于排队理论及随机运营研究模型。他也在生产与库存系统，工业工程，企业流程化管理，供应链管理等应用研究领域颇有建树。
新浪声明：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