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漱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我不认为有什么“第二次土改”。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1980年代改革初期建立，到1999年写入《宪法》、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形式认定，一直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农村制度改革的第一条就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更将《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提法，发展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行了更加到位的描述--“更加充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指农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物权”性质，农民家庭应拥有含义更加广泛的土地产权。相应的，《决定》强调，农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三个“不得改变”：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核心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做了非常清楚的界定，其中，关于土地流转，甚至专门写了一节(第二章第五节)。这次《决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内容，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一贯的法律和政策的发展，前后是一脉相承的，没有什么“土改”。

　　许多人，包括地产界或者开发商目中无人

　　程漱兰：那么，“第二次土改”的说法从何而来、因何而起呢？

　　记得《农村土地承包法》于2003年3月1日实施前，也有财经类媒体与我交流，反映地产界、开发商跃跃欲试，对该法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规定充满遐想--他们可以放手到农村拿地了。我非常诧异：恰恰相反呀！这个法律本身是让农民、而不是别人，享有“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权；这个法律明确规定，土地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而不是发包方，是农民而不是开发商或者乡镇政府、村委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为该法出台铺垫的相关政策，更明确：“中央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地方也不要动员和组织城镇居民到农村租赁农户承包地”(见《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2001年12月30日)。

　　这两次的情况非常相似。

　　为何地产界或者开发商，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对法律、对中央决定有这样“不靠谱”的期望呢？

　　归根结底是他们目中无“人”、目中无农民--这个土地是有主的，土地是农民的。哪能时时刻刻盯着别人的财产打主意？哪能自己一有难处就从农民的土地找“突破”？哪能一有机会、准确地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操持别人的钱财？

　　例如，两个月前我参加广东某市发展思路研讨，主要决策者质疑产值仅占2%的农业为何土地占了50%以上，意图改变这种“不匹配”的状况，来“统筹城乡发展”！

　　也难怪，我国农村资产中，最值钱的就是农民的土地了。根据200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显现，中国农村固定资产构成中，土地占54%；全球农业土地资产中，中国占14%，仅次于美国的16%，高于印度的10%、俄罗斯的3%、加拿大的1%。如此巨额的资产，当它的所有者农民受到歧视性对待的时候，觊觎农民的土地财产，抢夺农民的土地财产的情形，就逐渐盛行了起来，近十来年愈演愈烈，且看不到扭转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