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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谷创业:中国与硅谷的不同”文字实录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7日 14:56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2008年12月6日-7日,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08第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开启新的三十年”。新浪财经独家全程直播此次大会。以下为本次年会7日下午的“低谷创业:中国与硅谷的不同”平行论坛的文字实录。

  主持人(包凡):大家早上好,来之前在会议室大家曾经赌了一把,说今天到底是台上人多还是台下人多,现在看来好像差不多,我觉得人少反而好,我们能够更加好好的讨论。

  今天的论坛是低谷创业:中国与硅谷的不同。我们今天在台上嘉宾的演讲会很精彩,他们的背景相当适合于讨论这个话题。在开始之前请各位嘉宾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你们都是业内大名鼎鼎的角色,应该不需要太多的自我介绍,每个人限制在一分钟之内。

  邓峰: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当年在农村做了七年农民以后,84年到硅谷去,在硅谷呆了20多年,中国最低的低谷我也经过了,在硅谷也经过了三个低谷,所以到中国来,我三年以前就到中国来,也经历了好几次低谷,大家愿意听什么我也很愿意介绍。

  陈宏:我是陈宏,汉能投资的。朱敏、邓峰我们也是在华源创业的一个协会里面,第一次创业93年,是属于低谷,上市的时候99年属于高谷,紧接着又遇到低谷,度过低谷以后,再次创业又进入了低谷,我觉得今天的话题会很精彩,就是低谷与高谷创业的差别。

  潘晓峰:大家好,我是金沙江创业投资的,我们基金是帮助早期科技类创业投资的基金,我没有在硅谷工作过,不过老是赶上低谷,我想比较切合今天的主题,这也是把我请来的原因,一会我们多做交流。

  邓峰:我是邓峰,北极光创投的合伙人,在中国和美国都创过业,在中国创了两次,美国创了一次,经历过高峰,也经历过低谷,也做过创业,也做过投资,在中国也做过投资,在美国也做过投资。

  唐越:大家好,我是蓝山中国资本的,之前我也在中国创过业,创过易龙。

  戴伟民:我是芯原的,我是唯一不做投资的,所以我还比较晚,也许有一天会做投资。这家公司是我的第二家,也是我在低谷时候开始做的,所以我希望在这次低谷的时候能够推推高,很多的公司一般都是在低谷的时候起来,所以我也很希望得到其他人的经验。

  主持人:谢谢各位,我想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话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在中国和美国创业的环境的不同讨论一下,第二方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在一个低谷创业和在一个市场接近高峰的时候,我想创业的时候很多的环境各方面的想法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我想就这两个话题今天展开一下讨论。第一个问题问一下朱敏朱总,您觉得在中国创业和在美国创业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朱敏:我觉得在中国创业和美国创业,在美国我是90年创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讲一个创业公司CEO就像一个要饭的一样,没有两个月就又去融资了,再做三个月又去融资,那个时候我觉得成效比较好,后来互联网.COM把这个气氛搞坏了,随便写一个计划就有三万美金进来,这个时候创业就是更多的照样能够拿更多的工资,照样能够享受很多的状况,中国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所以高峰创业我觉得几乎可以想像成击鼓传花一样,什么时候传给下一个人我就成功了,低谷的时候就看谁能够把企业做起来,我们都是做企业出身的时候,低谷的时候就比较享受。

  事实上很多的企业家和创业家,他会最后告诉我们,投的钱给他多的时候就是害他,大家都知道几年以前有一个例子,当年给了他七千万美金,几乎硅谷所有的公司都给了他钱,当时他到硅谷见我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说你完蛋了,他说为什么?我这么多的钱,这么好的团队,我说你肯定没有创业精神了,果然到了两年以后烧了五六千万美金,不得不把公司卖给了别人。这个时候我说,低谷的时候创业是真正做企业的人练武功最好的时候,而且这个企业就像狼一样盯着里面的钱,也盯着外面的任何一个商业机会,这个时候他发现的商业机会比他喂饱的时候发现的商业机会至少大十倍,这两个都是低谷创业非常好的时机。

  主持人:谢谢朱总,您其实已经把第二个话题说了,我还是想问问,在硅谷创业和在国内创业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请邓总聊一下。

  邓峰:我自己觉得一个是外部环境不一样,硅谷的创业外部环境会很好,大陆就不一样,我们老讲硅谷可能有足够的氧气和水,而这边没有,所以这边的企业家往往生存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在什么情况下能活是另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人的创业本身方法也不太一样,硅谷可能有点像到底是空手道还是跆拳道还是柔道很明确,这边都是散打,没有什么规章,基本上是这样。其实我倒是觉得,刚才讲的中国有时候企业家拿很多的钱,但是其实从投资的角度,中国的资本更有效,要在硅谷做一个创业公司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在中国需要很少的资金公司就可以生存,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中国在低谷的时候其实更适合于做投资小一点的企业,在硅谷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很大的问题了。还有很多的不同,我想其他的同事会更详细的介绍。

  主持人:我想唐越应该是在国内创业的,上一个易龙做的时候,你们觉得以国内创业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怎么看?

  唐越:其实我不太同意邓峰讲的,就是国内的创业投资可以更小一点,在中国非常短期就能够走过美国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并且每件事情都能够推到一个极端,不管是在高峰时候的极端还是在低谷时候的极端。其实在中国风险投资创业行业是一样的,在过去十年,中国的风险投资和创业突然的发生,有一个非常高速的膨胀,像现在中国创业的时候,很多这些创业者他们论经验、论资历可以讲和在美国的创业者是没有办法相比较的,我相信包括朱敏和陈宏包括邓峰他们创业的时候,都是在大公司有过良好的经历和培训,他们有一支团队有相应的经验再去创业,到现在他们找人融资经常就是50万美元、100万美元,今天哪有人创业一开始就找100万美元,至少就是300万美元开始,第二轮已经是2千万美元了。另外我觉得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美国程序员贵,他们把钱很多都投在产品上面,所以美国很多的就是制造良好的产品让用户去用,最终产品决定成功和失败,而中国把钱用在莫名其妙的地方,这是很大的不一样。

  主持人:或者卷钱潜逃也可以,戴总怎么认为呢?

  戴伟民:刚才邓峰讲柔道和散打,我经常跟一些朋友说要回来,我说在美国的环境不一样。一个是人的问题,就是这个团队,一个就是要本土化,特别是中层干部是很大的问题,尽管十年前在中国出去,或者从台湾派过来,哪怕是讲中文,中层干部一定要培养,一定要本土化,这就很辛苦。还有一些客户,我们很多都讲双赢,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大的区别。

  主持人:陈宏陈总你是做资本市场,从资本的角度看创业的话,你觉得在中国现在创业企业当中做投资的时候估值更高还是在美国估值更高?

  陈宏:我觉得从估值方面来讲,前一段时间可能中国的企业估值比较高一点,最早的时候三四年前的时候,我们在比较硅谷的企业跟中国企业的时候,中国过一段时间突然股票起来以后,他们在融资要钱的时候,经常有人发现,其实我们今天的投资,就感觉到他们的投资很多的公司已经做得不错了,有很多非常好的技术,其实要价在几百美金,市值做价才几百美金,我太太也是做CEO,他们融资做得很成功了,价值开始在5千万美金,后来到7千万美金的价值。但是在中国我们发现很多企业还没有做多久,大概一年多的历史,过去两年的时候,一冲出来基上一张嘴就是可以让你投5千万美金,就是模式还没有体现。在美国的VC有很多年了,他大概有三十年的历史,什么高高低低都见过,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来讲还算比较年轻的,基本上最近都是从春天中过来的,一直往上走。

  所以大家在看到别的企业,比如分众上市多少钱,阿里巴巴多少钱,他没有看到这两个公司的股票都是最高点的1/10,大量的资金就砸进去憧憬未来,我觉得现在逐渐回顾于自然,人们的心态是上市公司股价的调度接受力会比较批一点,今天股价10块钱一股,明年1块钱一股,你就认为是1块钱一股,公众市场已经在做交易了。个人创业者来讲,昨天还是10钱股,今天怎么9块钱?觉得很难接受,8块钱就更不要说了。所以现在很多企业都是投资的博弈阶段,就是VC和企业家在博弈,但是我总体来讲感觉到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我们中国创业者投资的企业价值逐渐在回顾自然,其实VC的投资在逐渐的减少,但是减少的也不是那么多。

  第一个问题讲最大的差别,其实除了有一个很好的体系以外,因为这个创业太久了,很多的企业当时在创业的时候,很多有经验的人来给我们指导,中国目前还缺少这个,但是逐渐会变好。

  潘晓峰:我的感受可能稍微跟陈总有点不一样,我们比较偏早期,陈总他们是各个类别的项目都在接触,我们是从04年底开始在国内运作这个基金,真正开始投大概应该是05年的五六月份,是第一个项目进去。我们接近四年的感受,早期的技术类创业投资,过去几年我觉得基本上给他们按美金在定价,我倒没有感觉到很多在估值上的泡沫,实际来说,按人民币的升值概念,可能还低了,降了。但是很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在市场上除了看涨期以外,也关注很多成长期的企业,过去一两年里面价格涨得非常快,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一个公允的市场价钱,更多是人的一些期望值的膨胀非常厉害。

  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越看不清他怎么赚钱的模式,他的估值越高,就是不能用PE来算他的估值都是相当高的,所以理论也很好,因为我有一天会出现某一个拐点,这是两个假设在里面,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拐点有没有也很难讲,但是就是这两条支撑,市场在有泡沫的时候会吹涨的非常快。因为它没有一个很现实的赚钱的模式,所以它的算术是很简单的,就是公司的规模流量越大,活跃用户越多越活跃,相应的维持这一套的成本也是非常高。

  因为有一些模式确实是需要大家通过简单的逻辑来推理判断到底能不能成功的,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俗话说的赌或者是砸的办法,往往这个时候估值会比较大,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为了维持虚假的增长所需要的资本金是更厉害的。人都是这样,很多的企业在过去四五个月里面表现都比以前好的,突然之间他们价值都缩水了,包括我们有一些企业出去肉仔,我也是莫名其妙的给这些CEO都泼了凉水,我说反正现在市场不好,大家都这么说,我也这么说,所以你期望值不要太高。实际上你再返过来想想,这些企业四五个月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把一些冗余的人员也去掉了,更专心在核心的产品上面,按理说他的企业价值要升高了,可能也是市场的打压吧,但是大家都逐渐的回归的理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一样,我们第一次进去,第二轮有多少钱融进来,你帐面上写的我们赚了多少钱,我这个都是在帐面上的一个数字而已,真正的企业如果做得非常有竞争力,能够长期的去发展,上不上市也都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自然从团队来说,它上市去资本市场的概率会更大。所以我的感受是有一半跟陈总差不多,从前期风险投资,真正的早期创业这一块,我想我们没有见到价值的飙升。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相对来讲,目前在国内资金相比美国来说还是不足,特别是相比做早期的。

  邓峰:在中国创业有些东西可以跟硅谷学,因为中国创业本来是可很有资本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不是,首先在硅谷创业的人注重点可能跟中国的创业家不一样,比如说他说注重产品,另外我开始不去乱花钱,我们有一个静悄悄的,先不让竞争对手知道我在做什么,中国的创业家不是,开始先砸很多市场,通过市场把流量做起来,或者把客户带进来,但是并不是通过产品本身的好,这样一旦广告费不花的时候一下子就下来了,因为没有靠产品的质量和客户的服务建立一个品牌,而是通过大量的做广告,这是一个。

  很多人的心态不一样,比如说硅谷的企业家更注重跟别人的区隔,中国的企业家更注重别人有什么我一定要有,中国企业家更注重市场占有率,美国的企业家在美国做更注重于我的盈利性的市场占有率,中国的情况和美国确实不一样,但是在今天的低谷的时候,我们更回顾到企业做的根本上,就是你不是说很快的收入做多少,而是企业的根本收入。这个在中国的企业家有些地方是可以跟硅谷创业学习的,特别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更需要学习的地方。

  主持人:谢谢,说得很好。朱总刚才提的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创业型的企业钱不能拿的太多,而在低谷的时候创业型企业反而是更好的练自己内功的机会,这一块您能不能深化的说一下。

  朱敏:我有好几个例子,我们在硅谷投资了一个,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当时我想说服他出来,后来他被我们动员得很高兴出来,我们给他投了一百万美金,这个来讲也不是很多,他在一百万美金里面,很快就没有钱了,结果最后没钱的时候他讲,我现在意识到你当时给我50万美金的时候,就迫使我开发商业模式,去市场做产品,而不是坐在后面等,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一百万和五十万之间的差别非常大,最后他就认识到,不应该盲目的去烧钱,而应该先从市场和产品两头对接起来,这是一个例子。

  刚才邓峰讲的我也很认可,我觉得唐越讲的也对。我们三年以前到中国来以后,基本上创始人就是50万美金,300万的人民币,他们自己个人拿出来的,就能够证明一个小的商业模式,他在一个省或者市里面的小模式就能够证明能不能赚出来,你再多一点钱,比如说一个市或者三个省,这样去发展,它的资本的商业模式至少让他保持一个基本的盈利,比如我自己也是一样,开始我自己做,在中国找了30个工程师过去,所有的人在里面做产品,就是外包,挣来的钱养研发的人,结果把产品做出来一个样子,找到一两个客户再去拿钱,后面在美国砸出一个品牌来,基本上就是一美金的概念做企业,基本上一美金砸下去,如果你是好东西,而且没有别的人在里面,你就基本上能够砸出来,所以很多就是创业的人找我说,我的技术比你好多了,我就笑,你想一想,你能不能有能力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给你一美金让你砸市场,所以在这个里面要做出一个市场,美国的企业砸下去确实是很厉害。第一名一美金,第二名两三亿美金,第三名基本上就没办法玩了,就是5亿美金,拿不到这个钱。在中国像典型的例子,校内网、开心网,可以拷贝,把流量拉过来这种做法,在美国是非常难以想象这种做法的,没有这么玩的,像散打一样,什么角度都可以过来,哪个地方一不留神就过来了。美国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动物园了,这个动物园美国融资里面老虎打老虎的公司,狮子在狮子这边互相咬来咬去,在中国也是什么地方都会咬一口,就是这种状态。所以确实这个武功就是乱打的,他乱打过来你就乱打回过去,就是这种做法。

  我们希望在这个里面慢慢的能够悟出这个道理了,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有规律的东西。我们比如说做投资,都在看谁能够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商业模式,而且能够放得更大,这个就是最好的企业。就是基本上你抓住硅谷模式和中国模式里面好的部分,把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一个小的商业模式用非常少的钱,在中国基本上就是50万到100万美金就是最多了,在美国就是1千万美金。

  另外一个把它放大的时候,中国的做法可能比美国烧得钱要少,但是千万不要倒过来,现在没做好商业模式。我给他们举的例子也是这样,做一个流水线,这个流水线没有产生正品,就是能够盈利的,他们全部的放大,说来不及了,我们现在马上要造2千个,全国铺开,我们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事实上我很吃惊,基本上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方正出来了,我想方正的团队一定做过的就是资本的预算,后来我发现他们没有的,他们的预算很简单,明年就是500万再加10个人,买点什么设备,再做什么广告,明年这500万就没有了。我们做的不是这样,你的团队怎么增加的,每个人培训三个月,三个月以后上手,50%的人淘汰,你做出一个模式出来,每个月培训成功多少人,就是这种商业模式。但是他们没有这种东西,他们告诉我也是一样的,说我直销非常好,你的模式告诉我到底是怎么样,他们是没有的,他们又开始渠道了,找了两个地方做得很好,明年就是两千个渠道就开始了,我说你等等,在中国我觉得不是一种真正的静下心来,把最基本的小圆圈画出来,你有很多钱去搞。如果你是一个制造企业,你这个流水线,比如说你做汽车的,一条流水线不赚钱,全国一百条流水线能想像吗?不能想像,很多都是看不见的东西,做渠道的,做营销的,各种东西很快就会放大,所以中国有一点浮躁,所以还是要静下心来真正做好商业模式。我们现在也是这样,老老实实的,每一个公司都老老实实一起做,做好一个商业模式,再去放大。所以这个基本功,不管散打也好,不管什么拳也好,还是应该基本功多一点。

  主持人:我看唐越笑得很高兴,你也讲两句吧。

  唐越:我们做传统的私募股权资金比较多一些,其实过去两年我们在高科技上面投资非常少,其实很大的原因也就是认为中国过去主要就是泡沫的成份太多了一些。但是反而觉得现在的市场中,我们对于高科技的行业更有兴趣看。因为特别在流动性短缺的市场,其实在高科技行业投资,相对回报是比较高的。因为在别的传统行业,基本上很多都是一个资本驱动型的投资,很多公司需要很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需要不断的产能扩张等等,而高科技其实最主要的投资还是对于人,也就是对于你的经营费用的投资。这个投资相对来讲规模还是比较小的,相对来讲产生的回报是比较过的。这就回到刚才讲的投资的问题,中国有很多的企业家自己花50万块钱把生意做起来,对于你投资人来讲好像50万做出来,但是你要进来就得投1千万美元,让给你25%。现在产生的环境有可能使得对于投资人来讲是一个这样的环境,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刻,对于高科技行业进行窗口行业投资都是一个不错的时刻。

  但是下面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不叫创新,因为我认为纯粹为创新的创新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总觉得中国真正高科技上有价值的,自己有独立的产品,自己能够有一个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这样的公司真的不多。或者经常讲,还有很多的例子,就是产品好的并不一定成功。为什么Google在中国到现在为止也是打不过百度,或者eBay在中国也打不过淘宝。所以我们看高科技行业的时候,在中国有好的产品,能够有持续的商业模式,能够带来资本回报率的公司在中国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已经成功的QQ和百度都已经成功了,这也是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

  主持人:戴总做过几轮融资?

  戴伟民:四轮,但是融资都比较小。今天在座的我觉得他们都是真正自己经历过,而且对中国的国情了解,有一些都是在美国当过兵的,而且到农村去过的,这个完全不一样。有的是在美国很有名的,如果你做好了,他就出一份东西给你很好,你说这是很有名的。我觉得VC不仅仅是钱,你刚才的经验分享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开始VC是比较小,到后来才慢慢的有了一些比较大一些的VC,这是比较重要的,很多的都是飞过来的,飞过来几天就飞回去的,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很有帮助,看谁来投给你钱非常重要。

  主持人:所以您基本上同意刚刚朱总讲的。

  戴伟民:对,一开始这个钱要比较少。刚才唐越讲的,前一段时间高科技的时候大投低科技,甚至没有科技也没关系。前期投资的都已经投了钱,赚了钱,我觉得他很厉害。现在像一些公司真的很难找到钱,请愿去投成都的洗脚店。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他讲的完全对,高科技的人还好,就是记住一个方面。

  主持人:大家也都谈了在这种低谷时候投高科技商业模式的不同,我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想问邓峰、陈宏和潘晓峰在这样一个低谷的环境里面,我们且不去谈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和行业,我们大家都知道做风险投资是投人,在低谷创业的时候,在你投向的时候,看这些创业者的时候,你会更加注重看哪些?哪一类的创业者你觉得比较适合于在低谷创业?

  邓峰:我觉得一个人的坚持力要很强,就是一定要坚持,另外就是一个人要很节俭,可能有的时候说吝啬也可以,就是这种人更能够坚持得长一点,他不是高举搞打,花大钱的那种。

  主持人:像我这样的肯定不行。

  邓峰:像你这样的高风险未必行(笑)。实际上可能低谷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人的领导力其实更重要,我们不是说仅仅指管理能力,还有一个就是领导力,你能够在低谷里面把很多人吸引来,让大家愿意跟着你一起做,是为了这个事,并不是说半天以后就赚大钱那样做,这一方面很重要。当然其实人的因素,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都非常重要,就像我们讲的领导力,无论高峰还是低谷都非常重要,你能不能跟人分享,是不是公正,有没有牺牲精神都是很成立的,在低谷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以上几点很重要。

  陈宏:刚才讲的非常重要的就是人,你看一个企业的成功,特别是早期企业的时候就是人,一些公司在行业里面,早期虽然是第一名,但是整个市场很分散的时候,第一名什么也不是,如果你经常发现投完以后,可能人不行,人有各种各样的不行,有的是个人的个性不行,没有领导力,人品问题等等,做着做着他就不见了,别人就超过他了。

  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邓峰讲了几点我觉得也跟重要,一般人如果不是为了去赶潮,他敢在低谷创业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他并不是说大家都在投资他说也可以,去去试一试。低谷的时候拿到VC的钱很难,必须靠自己的朋友或者亲戚给你掏钱,这个时候做事的人是认认真真的想去创业的,你钱亏了亏的是你朋友的钱,还是需要还的,这个感觉不一样。所以在低谷创业我觉得是最好的时期,朱敏也是低谷创业的,我连续两次创业都是属于低谷。所以我觉得低谷另外一点,招人也是最容易的,因为企业最早的时候主要是人,除了领导,一个人干不成,一定要有合伙人和团队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人品重要,因为投人就像结婚一样,出去一个人人品不好的话,他在很多方面会逐渐体现出来。有时候体现出来在整个的刚也轰轰烈烈,成长非常快,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他弊病可能看不出来,都很好。但是等到整个行业出现问题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从这个企业的商业模式,VC几千万美金的商业模式不太好做的时候,就是公司赚不着钱的时候,他就开始想自己赚钱了,这个时候他认为VC投资的钱是公司的营业额,作为大股东之一可以把营业额卷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都会出现,可能中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这就是人品的问题。

  我觉得作为一个个人投资一个人,或者天使投资一个人,这方面严谨非常重要,很多人,人品各方面都不错的时候,即使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他也可以跟投资者一起,跟员工一起齐心协力度过难关,我们有太多的案例度过难关的,朱总也是有一次快揭不开锅了,但是现在已经上市了。我和朱敏和邓峰都做过华源协会的会长,陆奇作为在微软里面最高层的,整个全微软的互联网搜索等等,MSN都归他管,惠普也是,他其实在创业的时候基本上都快揭不开锅了,后来公司面临倒闭,后来投资者问他,你作为一个创始人,愿不愿意把自己的薪水都不要拿了,我只给你付电费,你给我熬,后来这几个人说没有问题,创业公司就是我的小孩子,外面请来的CEO都离开了,不给我薪水早就跑了,但是这几个创始人就呆了下来。虽然我们这些投资者股票已经被10:1稀释掉那么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他,不会因为这个说把钱亏了,结果这个公司现在做到快上市了,也可以做华源的会长。

  从这个方面综合下来发现就是人和人品的问题,所以我也希望有时候不要被一个创业人忽悠出去,一定要花很多的心思去了解到底这个值不值得,如果值得的话,以后85%大家投了案子以后,在退出的时候,要么被卖掉,要么上市,要么关门我们都叫退出,公司变了一个形式,其实85%跟以前做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了,但是人要好了,就会一直变化下去。

  潘晓峰:两位都讲了很多,我想低谷也好,高峰也好,对人的要求非常高。我想分享两点,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下,一个创始人也好,或者创业团队也好,要有相当的敏感性,就是你要对周围悄悄发生的变化要有先知先觉,春江水暖鸭先知,它先知道,基本上你是早半年就会比别人多活好几年。当然同时你要能够付诸于实施。

  我们自己在国内大概也投了三四家企业,每个的表现真的非常不一样,有的创始人让你跟他说两到三次,而且夸大其实的吓唬他,他好像才有那么一丁点感觉,他觉得没有,特别我在这个月和上个月还在增长,特别你在8月份、9月份跟他讲,他觉得我业务增长好得很,中国GDP报得也很高,他没有预示到后面真实的情况,如果不敏感的人在一开始就被淘汰了,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第二点我想和前面两位讲的都一样,就是一定要有分享的精神,一定要正向理解,当公司成功的时候怎么样去分享,当公司在起步的时候怎么去分享,在公司在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去分担压力。最近我们花的比较多的时间在投资的企业上面,因为实际上谁也不愿意裁员,大家有一份好工作,公司业绩能够步步上升也是大家都愿意的,减薪裁员也是迫不得已的。我发现很多的创业人首先前三个月自己先拿一半的工资,所有的这些企业在做减薪调配的时候非常容易,我以前不赞成,跟一些美国的大企业聊,他们也说中国的员工最好打发了,你不要说休假,你说加班来给钱他们就来了,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一回事,大家都需要钱。包括一些中职和普通的员工很需要钱,但是当企业的领导人,创始人身先士卒,首先给自己减薪的情况下,实际上企业非常理解。

  我们有一个CEO做得就非常透明,他当时做了两套方案,他说我要么裁员,裁掉20%,还有一个他说我们减薪,总的利润把公司的成本降低30%,但是减薪要大家配合,他还出了第三方案,就是我们也不减薪了,但是大家加一点工作,我们可以工作,你可以自愿不要工资,最后发现92%的员工选择了能够每天多留公司工作一小时,但是他们都放弃加班的费用。实际上对于公司的效率是很大的提高,做法有很多,不一定说一定要裁员,一定要减薪,但是这种团队的状况,对目前的紧迫性非常敏感。第二个他舍身处在在为员工着想,在困难的时候,有没有办法通过我们多做贡献,在不增加开支的情况下能够让公司的业绩上去,成本并不增加,我是非常赞赏这种做法的。他到底能不能成功先不说,如果在同样的情况下,他做企业会比别人走得更远。

  邓峰:其实创业的时候你没法选择在高峰创业还是低谷创业,但是我觉得在低谷,现在大家在创业以后,或者在创业里面碰到低谷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财富,是一种幸运,我真是这么认为,是一种财富和幸运。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做一个产品,也不是做一个模式,我们现在是做一个企业,做一个企业要有盈利性,能赚钱,能赚大钱,还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能够使得企业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企业文化的积淀在低谷可能是很好的积淀企业文化的时候,因为不坚定的人在高峰期来的人可能就会走掉,而留下来的时候,他就是认可这个事才来的人,我个人经历过公司的几起几落,虽然最后做得很不错,但是经历了很多艰苦的努力,你会发现最艰难的时候是在企业成长最快的时候。

  朱敏:刚才陈宏讲的我们在硅谷搞的华源协会,基本上我们就是成功的创业,成功的人,希望支持在下面其他的人在硅谷创业。刚才陈宏也提到了,下一轮华源的会长,当时他是我的小学弟,当时不幸的是他是在低谷的时候,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风华正茂,讲起来牛得不得了,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个人出来下一代比我们那一代强,这么牛。第二次我见他的时候,公司也很小,但是这个伟大的理想早就是几十亿美金的东西,第二次我见他的时候我认为他成了,第一次我笑了,我走了,他觉得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第二次我见他的时候,他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你看到他灰头灰脑,脑袋也秃顶了,穿的衣服和讲话就完全不一样,他跟我讲了,他说我非常坚定我做这件事情,刚才陈宏讲的不拿工资,他说我自己有一个房子,房子把它抵押出来,把这个钱支撑我公司,我非常有信心,我说哥们,你成功了,这次你成功了。

  但是我另外提醒你们的就是,他97年和98年开始做的,就是.com高峰的时候,他现在经历了10年已经过去了,从当时一个非常潇洒的人,现在变成了不能说是一个小老头,但是就是一个完全不经历的人。这个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只有那一天你看到他低谷的时候,他多么坚定,他愿意把自己的房子压出来不拿工资继续干,这个人变成这样,这个过程我也看到很多,这个时候就像刚刚邓峰讲的时候,是真正考验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

  第二个大家讲的,我经常也在讲,事实上最伟大的创业家是谁?事实上是共产党,共产党13个人的时候,我上次到嘉兴去看的时候,他认为我要做最大的企业,把中国都搞定,你说还有比这个企业再大的吗?7千万的党员。这个里面不是开玩笑,刚才邓峰也提到了一点,上面一定要有一个精神,没有精神光是为了赚钱是支持不到这一点的,很多人想创业以后就想买一个私人飞机,这样的人到困难的时候很难坚持得住。因为私人飞机的价值和他忍受的过程,或者享受的过程价值完全不一样,所以共产党为了要吸引最精锐的这部分人,周恩来也好,邓小平也好,陈毅也好,家里实际上都是很富的,如果改革开放我们要做百万富翁的话,他们不会做这个事情,他们脑袋都不要一定要去创业,就是一个他们所谓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将来会做成这样的东西,这个就是一个核心的企业,硅谷精神里面这一条是很强的。

  对于普通的员工分天地,农民不知道,你给他讲共产主义很伟大,他也不了解,他认为是老婆都被分掉了,这个不行,你给他讲前面有一块地出来,有收成了都是你的,他就会有很明显的反应。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应该跟员工共享,我那个时候做的时候,在中国找了30个工程师,给他们的工资很低,他们一起做,我找了一个印度的合伙人,我跟他讲,你有一半的股权,但是你没有工资,我也没有工资,你也没有工资,我们一起干,他很害怕,他说多长时间?我没钱,我说18个月到20个月。另外员工我们给的工资也很低,好的员工我们给他10万股的股票,我们当时给他讲5块钱一股也是可以的,他们当时刚去,觉得是很多的,结果他们都拿到了这个钱,后来让他们慢慢的看到,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以上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要有创业精神,这个创业精神就是能够不断享受创业的成功,最主要就是能够共同的享受创业的艰辛,这一点非常要紧。第二就是员工有一个共享的文化,刚才大家也讲到了,最后你也许没有拿到很多,我们这几个人最后不是控股的大股东,都是拿到可能10%几或者百分之多少,但是你做到这么大,我跟邓峰比了一下,他在那里面的股权跟我的比例好像差不了多少,但是你做出来的企业就会很伟大,大家就能够共享这个理念,共享这个文化,这两点我想再重新强调一下。

  潘晓峰:朱敏每次都讲,找什么样的人投资创业,就是激情很重要。我记得我第一次拿融资是50万美金,是从很多亲戚朋友那里拿的,第二次是两百多万美金,那时候就是大钱了,当时是94年,数额已经非常大了,即使是这样,前一年半我没有拿薪水,即使公司拿了钱以后,我拿的薪水和秘书一样多,开始50万特别艰辛,家里太太要养,又是亲戚的钱,虽然说以股权方式投的,公司真亏了,还是要去攒钱给人家还的,在那种心理下做出来的企业,我觉得就是刚刚朱敏讲的,你就会花钱特别小心。其实很多投资者看到的是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谢谢,我们留一点时间给在座的听众,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家常的嘉宾的。

  问:大家好,我是《经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我有三个问题,请问朱总,中国现在创新意识是一个很热点的问题,在上个星期二的《新闻联播》里面也提到了山寨品牌这样一个概念,我想问一下,对中国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来讲,跟风就是他们所谓生存的一种模式,在您看来,像这样一种模式他们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你刚才提到的创新,您认为对于他们来讲,创新需要经历哪些不同的步骤才可以实现?

  朱敏:我的想法,我觉得中国这个阶段还不适合大面积的进行自主创新和科技创新,所以这个讲到的就是,事实上我不断的讲的观点,我认为很多人都希望今天的中国制造很快做到中国创作,中国实际创新。但是我觉得以前中国很多企业家都讲了很多次,像联想的柳传志柳总一样,他讲的不是技工贸,而是贸工技,这个很有道理,你想贸我们把它想成一个中国服务,就是中国做营销和服务。工实际上就是中国制造,技实际上是中国创造,是这三个东西。

  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希望今天中国是非常有创造力的,非常高科技的公司,但是我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东西,应该是我们做全世界的代工厂,就是工。第二个我们要做贸,一开始的话,把中国自己的渠道、营销,把自己的市场都做下来,不要都被外国人赚走了,通过这个渠道走向世界。第三个因为有了渠道,了解客户真正的需求,然后最后才能做出一个伟大的有创造力的公司出来,我想中国要经历这个道路。

  你刚才提到了山寨机这些东西,我认为中国不幸的是,很多大的服务企业现在都是国有的垄断,你想像一下如果中国移动分成几个,每个都是民营企业,我相信中国现在的通讯服务已经走向世界了,非洲也好,亚洲也好,很多地方的移动服务是中国人已经承包了。因为是一个大国有企业,很难走向世界,所以政府拼命对它到巴基斯坦,到哪里去发展,在中国通过垄断,价格高一点,日子很好过。所以中国基本的服务,包括金融服务,包括医疗服务,包括教育服务、电信服务,包括很多的服务都还没有解放出来,没有真正的民营企业在那里。我很同意工商联的主席王主席讲的,在一个没有民营企业充分竞争的环境里面,这个工业是不健全的。所以我觉得不幸的是,我们很多企业只能在剩下的红海里面拼命的打,手机行业也是一个红海。

  我觉得政府应该把很多核心的服务业能够放出来,就是让民营企业都能够在里面参与投资,最后通过它走向世界,有了这个以后,你想我们中国有全世界的电信服务,很多都是中国人做的,我相信我们电信设备的创新会做得比今天还要好十倍,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有华为、中兴很多的企业。

  戴伟民:我想对山寨机的事情讲一下,人家说占山为王,觉得山寨机是拷贝的,是拷贝,但是现在已经做到了30%的市场份额,有些时候不是技术的创新,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它的分工很清楚,在深圳很短时间就能做手机,几个人就可以开一个工厂,以前做这个平台不知道需要多久,现在他们什么都敢试,现在我很少拿手机牌照,我总要带一个照相机,现在有800万象素了,他们什么都敢试,有些还装了很多灯,当电筒用,你想这种东西想像不到。但是我们农村今后几年,绝对要看这些东西,我月的山寨机会变成主流。拷贝是有,但是我们取了这个名字,有些人也有一些误解,不完全就是拷贝人家的东西,完全改变这个产业链的。

  陈宏:我讲一下整个的概念,有几个点,有一句话,施振荣讲的,他讲技术就是全球性的,服务是本地化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正像百度,像阿里巴巴等等这些跟国际化的大公司竞争的时候在中国会取胜,就解释了中国大的技术公司,金山和微软拼软件比较难取胜,包括VC投资行业,实际上中国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本地大家做的跟国外的竞争表现越来越好,因为投资是一个服务业,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在技术创新的时候不要走过火,就是在中国整个国力和国情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的时候,不要过分的现在开始言论说我们的一些制造业不需要了,我们该提升了,一定会让很多人失业,结果投了很多钱以后不了了之,很多人讲中国工程师多便宜,花500万美金就可以研发出一个手机来。是没错,诺基亚是花了2千万美金,但是全球一摊薄,到中国只有50万美金,所以人家的技术员那么聪明,花了50万美金研发一个手机,中国的工程师还没有人家好,花了500万美金跟人家竞争,怎么竞争过人家?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到,中国的企业下一步在保持现有企业的增长,我们的制造力成长的时候,我同意刚才朱敏讲的过程,我们应该逐渐从规模和品牌进行增长。等到我们足够大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并购收购和私募股权合资的方式收购一些国外的技术。其实洪恩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范围之内,大家不要搞大跃进,不要有的时候跳得太快而导致很多钱砸进去,导致整个企业的增长和成长夭折。

  问:请问邓峰邓总,现在一提起中国企业家,一般大家都会想到谋利色彩比较浓一些,觉得这些企业家要么就是光是为了赚钱,要么就是抛弃社会责任这些问题,您认为优秀的企业家会在社会的发展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邓峰:我觉得是这样,社会责任理解,以前理解社会责任就是赚了钱要去捐钱,其实我觉得在小的企业里面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理解,捐钱当然是一种慈善,是一种社会责任,但是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首先做企业的时候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你可以通过你的价值观影响你招来的人,影响你的客户和商业合作伙伴,就是我们提了很多的,就是你是否能分享,你做企业的时候,是否采用了正当的竞争手段,对员工是否有人文和关爱的精神,是否公正,我觉得这种价值观的体现就是你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特别对于小企业家,我们今天其实没法过多的苛求小企业家,你为什么不给捐款?他很艰难的时候,他自己家里的房子都要典当出去的时候,没法做太多的捐款的事。其实在很多的方面可以做到。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来一个员工,员工是从我竞争对手那里来的,主动找到你,说我有他的一些资料你用不用?我想你今天如果用的话,过两天会有你的公司别的人跑到竞争对手做同样的事情,这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看有山寨版的开心网,我可以保证,这个企业的人过两天会出去做同样的事,就是你自己的价值观会影响到你的员工,这种员工会逐渐的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的人,这就是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知道有没有完全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对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理解应该更宽泛一些。

  潘晓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忍不住要补充一句。当一个人决定出来创业的时候,他已经在当前中国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社会责任,就是带动了就业。你想所谓的拉动内需也好,它的根本在中国首先就是要解决就业的问题,所以我想他已经在某种方式上尽社会责任了,这是一个中小企业,包括创业企业,尤其在中关村地区,我想对就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问: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嘉宾,红杉资本创投都提出了准备过冬,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在准备过冬是采取如何的策略?对于已经投的企业你们的退出机制会有什么样的策略?

  邓峰:过冬就是穿棉袄。

  问:具体一点,对于你们已经投的企业,机制会是怎么样的?比如说IPO会不会调整一下机制?或者是进行一些并购?对于没有投的企业你们对于公司的投资会不会偏低或者更为客观?

  唐越:外部环境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投资公司可以控制的,所以从企业的退出机制上来讲,作为投资人和作为企业,你所能够控制的只是如何把企业的基本面做得更好,如何把企业能够做成一个规模更大、盈利更多的公司,而外部环境很大程度上我们是不能控制的。我觉得在可预见的将来,你应该做好这样的打算,就是说你投资的企业在可预见的将来未来24个月之内不应该对于任何的IPO或者某种程度上比较高估值的交易卖给一个全球的大公司,不应该做这样的打算。假如发生了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在商业计划中不应该有这样的打算。所以我觉得未来两年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更大的将企业的内在价值进行提高。

  返过来讲,我认为在低谷的时候,其实行业整合的机会反而会变得更多,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你的企业,你应该更积极的看一些横向整合的机会,就像在泡沫的时候你这个行业中同样的竞争者,每一个竞争者都认为自己是下一个几亿美金、十亿美金的公司,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独立上市,但是现在这样的选择对于大多数人当中已经存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互相整合的机会,这个作为企业应该更为积极的探索。

  戴伟民:我补充一下,我们才开过一个协调会,当然我们会跟注意到开源节流,有的时候你过分的节流,有的时候就会适得其反。在明年6月份之前你要尽量的避免找钱,绝对不能开源。在你不会没有钱的情况下,应该说开源才是根本的目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目的,就像刚才讲你可以增加投资,目的并不是节约开支,如果你有生意你说不做了,那有没有了。当IPO关闭的时候才去找,那个时候当然你不系统建起来更好,不要到开放的时候才准备IPO,那就太晚了。所以我们两年前买了业界大佬的一个部门,就像IBM买联想的部门,那时候也是非常难,两年多来做得相当不错。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最近也在看,有的时候别人的危就是你的机,危和机就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比较积极一点,但是不要更多的开源。而且你如果在今后几个月去筹钱,现在VC就会不高兴。

  问:我有一个不太明白的问题,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好像IPO市场也很好,VC各个电视台都去,都是像明星一样的。今年一下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创业企业已经上市了,他们对于我们VC是支持的,突然都出问题了,还有包括很多传统的企业。我觉得这是不是中国的VC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面积投的项目出问题?我们在座的几位是怎么看的?尤其我想唐越是必须要回答的,因为你投了很多传统的项目,你现在是不是准备转型为高科技投资了?

  唐越:其实要看中国这次05年到07年的阶段,可以讲是中国不管是创业还是投资都是第二次的泡沫期或者高峰期,上一个阶段是在当时98、99年、2000年互联网高峰期的时候,在高峰期的时候,毫无疑问会出新很多高峰期所特有的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包括从公司和投资界来讲他们的行为,泡沫的因素和成份都多一些,而这些行为在一旦行业进入低谷中就会显现出来,这也是人们所谓的退潮的时候谁在裸泳等等,就会显现出来。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是中国VC行业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问题,这个现象在过去出现,现在出现,未来还会出现,下一次我们五年后看到同样的泡沫,人们同样的行为会再次的体现,那个时候作为投资者,他们也是在过去的两年当中,他们的贪婪会超过他们的恐惧。现在人们的恐惧已经超过了贪婪,人们想的是如何保持现有的资本,而不是想着去买私人飞机,过去两年大家想的是买私人飞机,而不是保持现在的资本,以后这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过去两年当中出新的这种行为,我觉得在低谷中会被最终证实出来,哪些企业是不能够经受这些挑战,会被消灭被退出,甚至出现一些吸引媒体注意的事件,现在看来就是我们所从事行业的一个正常的部分而已。

  邓峰:首先投资本身既不是每一个都成功,也不是半成功,因为投资毕竟是有风险的,什么样的风险投资应该承担?什么样的风险投资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从最近出的问题,我自己体会到,我们学到的一个东西,作为整个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我自己体会更多的就是在中国更应该投人,不管今天你投的企业出了问题,或者你投的企业没出问题,其实我们本身都应该战战兢兢,我自己就觉得很战战兢兢,更深刻的体会到在中国人的要素是第一重要的,我们的商业模式,各种技术创新都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人,而且这个人在里面我们更强调的是大家讲的人品、商业道德、诚信、价值观这些东西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方面出了问题是你没法不久的,市场高低出了问题可以做,人出了问题,是我们不愿意冒这个风险的。所以今天很难讲这个人投的企业出了问题就是他的问题,其实谁都会碰到这种问题,所有在座的,没在座的,所有的风险投资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只是我们要从中学习到,要更看重人的问题。

  问:我想问一下朱总,刚才您谈的很多的话题都是您过去判断准确的事情,我想肯定你以前做投资有些失误的地方,能不能谈一下失误的地方,并且在这些失误当中,您个人总结的一些教训。

  朱敏:刚才的问题,你千万不要认为投资人投资了一个项目就去他,千万不要这样,每个人可能都是错的,有的人可能在报纸上曝光很大。事实上人学东西,大家都说在错的时候学东西,对的时候给你痛得要命,记得非常牢,一辈子都记得,对的时候你很牛,都忘记了这个对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在错里面学来的。

  在中国事实上有两单没有做好,第一个就是有一次是和邓峰一起做的,这个创业者很年轻,后来都变成打个人品牌了,把他打成80后的亿万富翁,我说怎么算出来的?中央电视台让我去上,给我一个题材,他说朱敏你是硅谷成功的企业家,你一定有办法把中国所有的名企业一夜之间都变成亿万富翁,我说我做不到。事实上他们对于80后也是这样,我觉得媒体有时候害人,把他搞到什么时候做成亿万富翁,把我们一百万美金一算的话就是亿万富翁了,这就是人的问题。

  第二个教训,在美国做企业是B2B、B2C的,中国我们知道做企业不一样,就是B2G的,有的时候太厉害了,先搞定一个最大的B2G的,看看搞得怎么样,有的忽悠了一大堆,就是和政府有什么关系,跟谁的什么亲戚认识了,我也很兴奋,这个好,可以赚钱了,最后就被套在里面了。

  第三个教训,就是在国有企业里面做一个小股东的,这个国有企业突然换了一个头,整个在里面什么都不能动了,一点办法就没有,我也知道了国有企业做小股东是什么味道了。

  第四个教训,跟地方政府打交道,中国政府的副手是没有权的,我后来才知道,只有书记才说了算,副市长还不如副书记,这个书记千万不要等到他五年的任期,到第四年第五年去找他,他下一年就离职了。举一个例子,我搞了一个项目,在江边很漂亮的地方做一个很好的楼,新的书记来,我也不知道他是为难我还是他自己,他跑到江边说,这个是我们千秋万代的事情,千万不要搞,他说的这句话下面都吓死了,朱敏这个项目就在千秋万代的地方那怎么搞?所以下面的科长,原来书记看了一下,这个风景很美,说得都是对的,也没有错。我就去找他,他说这个对不起。这个里面我讲的就是,有以上四方面是我学到的。

  第五个教训,刚才邓峰强调人品最后还是第一位的。创业的人可以做错,可以亏本,很多人都亏了钱走掉了,他第二次又来找我,说朱总,对不起,我上次亏了你500万,我这次有一个好项目,还是很愿意给你做,你还是很愿意,但是如果人品不好了,你的味道就一样不好,最后你也不能说他们什么东西,所以年轻人我觉得还是鼓励他们,在这里面,我讲的就是做的案例失败的方面,一个就是不好的人品,一个就是对中国环境的不了解,就像我一样,虽然36岁才到美国去的,在美国20年以后再回来,还是吃了很多亏,前面3年也是吃了很多的亏,我觉得将来还是会犯措施。对于创业家也好,创业者也好,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能一个事情把一个人搞臭,我觉得要有宽容心。在美国我跟INE有很深的关系,我就不断的挑战它,它从来没有做出一个真正伟大的公司,我说为什么你老是投来投去,最后投第二名第三名,比如说人家投的都非常好,但是不幸还是第二名,就是投非常好的,非常赚钱的公司,也是十亿美金,十几亿美金的上市公司,投不出几百亿美金出来,你仔细看一下,投几百亿美金的公司,他可能被人家拿出来笑话的公司很多,他可能投的东西是很好笑的,同时投出一个伟大的公司来。另外一个就是很稳健的,每一步都赚钱,但是投不出很伟大的公司来,就是和风格有关系,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就投不到最伟大的公司。不同的风格会产生不同的公司,里面如果拉出来一个肯定会说他很好笑,说朱敏怎么这么傻?要投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想跟大家都一样,我们比如说投了一个创业的企业,这个企业的CEO失败了三次,每次在硅谷都失败,第四次创业,那个创业只有一张纸,给了一千多万美金,为什么?我们分析了他三次的失败过程,认为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的失败事实上对他人生是很好的价值,所以我们再愿意赌一次再上,可能那次还会失败。但是这里面我们觉得硅谷文化里面对人的宽容度很重要,大家可以奉献错误的案例,但是就事论事,这个事情为什么错了?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千万不要说,这个是邓峰,这个是唐越,这个是朱敏,这三个人有多傻,我觉得最聪明的地方也就是他们最傻的地方。

  问:刚才听到各位可能都是风投界的大腕,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我觉得包总也是很好的主持人,因为你一句话没说,基本上没说什么观点,但是各位的发言我觉得非常精彩,很幸运我是一个在低谷创业的,而且刚才朱总还有潘总讲到人的问题,我感触特别多。我现在在做一个蓝海的创业项目,我认为是一个蓝海,其实你们提到的问题,我的感触在哪里呢?你们原来讲过北大方正,我在北大方正曾经工作过9年,从一个工程师做到北大方程销售部的总经理。但是我后来做了9年以后很困惑,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出来以后才知道,在中国还是人的问题,人的教育的问题,我们很多教育从一开始并没有围绕着什么去培养一个人正确的人生和价值的判断,所以朱总说的,我们创业的话,你要关注投的这个人的团队,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培训和学习。刚才潘总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你说敏感性,包括现在,你提醒他们,他们不注意,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很少有教育的体系培养他们察觉一些问题。

  主持人:我想今天不是一个表达观点的地方,可以问一个问题。

  问:我问一个问题,你们在这方面,你们投这些人的时候,你们说80后,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看到,我们明显感觉到他们会有问题的时候,你们当时有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去真正了解这个人?或者这样的课程你们曾经上过没有?这样的课程是有的,就是帮助你去察觉识别这些人,他是不是一个能够自省的人。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们当时在这方面做过相关的前期工作没有?

  朱敏:当时我们也是空降兵一样,突然降到中国来,所以犯了一些错误,我有一点故意,因为我想我自己年纪比较大,所以我是比较保守的慢慢走还是快一点跳一跳,有的时候可能摔了跤,赶快爬起来,就像你讲的调查不够。你刚才说的这种中国很少,中国的大学是培养高级打工的。比如举一个例子,我非常热爱浙大,但是我现在非常怀疑他的求实精神,他在求实后面加了一个创新,我说这是不对的,你后来连了一个创新,你应该倒过来,批判你的求实精神,能不能做到创新,你应该对文化批判一下,也许这个求实是很好的,但是你过头了就变成打工的,好的也培养成副总了。我讲到斯坦福大学,它把整个的创业精神,创业文化灌输在整个的大学教学里面,我认为这个非常好,中国是另外一个极端,他认为一家创业,大学生一学赶快跳出来就去创业,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大学理念让你有创业的理念,有创业共享的问题,一旦有朝一日,你的血流在你创业的血管里面,你准备好了去创业的时候,有这两条就成了,因为你有伟大的创业的精神,你有共享的问题,而不是我们两个极端,一个是大学里不教的,一教就是大学生你们赶快跳出来创业。为什么投资人不让80后来创业呢?斯坦福大学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要教创业的精神和文化,让每个大学生血管里面都流着那个血,到外面的公司里面一段时间,五年十年以后,他准备好的时候,他跳出来的时候,这个血液已经准备好了。

  邓峰:我想这是问题的两部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做调查的时候,对人做不做判断和怎么判断,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花相当大的时间去判断的问题。包括跟企业家面谈,甚至有的时候会问一些非常直截了当的问题,或者会刺激他的问题,看看他在极端受到刺激的情况下什么反应,并不是说我们对他很不礼貌。另外看他跟别人的交流,比如说他不是一个人来,是跟他的团队一起来,和他的团队交流,甚至请他的夫人吃一顿饭,和他的夫人交流。周围我们是讲通过其他的共同的朋友,因为中国其实这个圈子并不是很大,他认识我们也认识,有很多这样的调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我们是做了,而且做得很多。

  第二方面关于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是不好的人,这其实是争论很大的问题。我自己在硅谷创业,从传统的观点来讲,可能不应该人投我们,我们在美国没有根基,也没有钱,也没有做过什么企业,没有那么大的成就,就是一个工程师。为什么会投我们?其实他也有他的道理,我们是第一代移民,第一代移民什么特点?这些人很勤劳,很愿意吃苦,又聪明,否则去不了美国,一定是拿到了奖学金才去美国,他们敢于冒风险。另外这些人非常饥饿,因为我们没成功过,反而成为了我们的优点,30岁出头,虽然没有做到什么VP,可能经验经历组合是最佳点。美国那些大公司,我们说facebook也好,Google也好,他们的创始人都是20多岁,没有一个定位什么样的人是最好的人。我和朱敏也讨论过,我们投资公司实际上是一种尝试,还是一样的,就是你尝试可能有失败的,甚至失败很大,但是一定要尝试。所以我们采用的投资量很小,一百万美元三家VC来分,每家就是30万美元,尝试投互联网企业,如果找40岁的人可能干不好,因为他不理解网民怎么想的。所以我们确实觉得这两个创业的创业家在这个族群里面,在80后这里长大的,尤其你要做社区网,你必须要懂这个,必须是玩这个才能行的,投游戏行业不玩游戏的怎么行?所以就去投了。但是你最后发现,他是了解客户需求,但是自己成长经历不够,管理经验不够,出现了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他原来是很好的一个企业,企业做得不错,马上就是自我膨胀,他没有经历过失败,就会自我膨胀,另外就出现其他的问题,他管理经验不够,各个公司之间,内部员工之间出问题,不知道怎么管,很多的其他问题就来了。包括到现在我看,人并不是坏的小孩,他只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太顺利了反而会变得不好。

  所以在投资人的方面,投资的时候我们也并不是说一成判断,一定要找一个这个人做过企业,企业做成功了一定行。我一直在说,如果我去做企业,跟一个没成功的人一起做企业的话,肯定出问题,因为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没有共同的利益和思想,而且我今天做互联网企业谁愿意来投我?我自己做肯定失败。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投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企业成功,这里肯定会碰到一些其他想不到的风险,中国找一个40多岁很有经验,也锻炼得很成功的人,你要去投社区的和游戏的就成功不了。就是说我们的投资也在尝试,可能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

  主持人:我看台下的听众比我们来的时候多了一倍都不止。应该说今天我们这一场还是成功的,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在座的嘉宾。这场是由华源科技协会安排的,感谢华源科技协会对本会的支持,关于华源科技协会的情况可以问会议方索取,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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