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6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举办“第六届中国改革论坛”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新浪财经独家直播本次盛会。图为现场提问环节。(来源：新浪财经 韩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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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山：关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刚才我讲了，我有一个观点，工业化、城市化形成和加速农业现代化，这本身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这两个问题必须是相配的。因为现在在城市有几千万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是打入到城市化人口当中。按照现在人口普查的口径，凡是在所在地工作生活半年以上就算当地人口，这样算来城市化率到现在达到44.9%—45%。这是把几千万的农民工都算在城市化的人口里，这部分人可能是多年来在城市，但是他们的户口在农村，他在农村有承包地，他没有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障当中，他是属于边缘化、“两栖”类的人口，一遇到风吹草动，城市有问题，首先这部分人口就往农村赶，到非典了或者是什么问题，总是这部分人大量回流。所以，农村承包经营权流转，就应该把这部分人，尤其是这部分具有相当城市化的人纳入到城市体系当中。就像毛泽东同志讲的给出路，不能两头都没出路，必须这头有出路，使他能够享受到城市的医疗、失业保险或其他方面的保障，这样不至于有了问题他进退无路。如果这部分人稳住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个问题是大问题城乡统筹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否则就会造成进退无路的局面。

　　我刚才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改革的历程，第二个是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我还准备了三个内容，一个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基本农田保护的矛盾，第二个问题是宅基地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的分配。刚才这位同志讲得很对，级差本身是由于一定的区位造成的，并不是完全靠劳动来获得，这部分级差不可能完全归当地的土地所有者。原来我们在这方面有几种不同争论，但是我个人认为，这部分通过税收，通过各种形式的调节，很多应该用来发展农村基础设施，把保障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使这部分真正种田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因为级差本身就是要兼顾城市和农村。保障这部分失去土地的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另外一部分人，他本身是在边远地区，或者离城市比较远，只能种地，怎么样使得这部分群体的收益增加？这两方面应该兼顾。至于方式，可以通过税收等多种形式进行调节，真正把土地收入返回到农村，真正使农业和农村社会得到发展。

　　宋晓梧：从不同的研究机构得出的结论，中国人口增长基本上是这样的结论，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是高峰，2030年前老年人增加多。从总量上看，到2015年左右，或者再长一点时间，劳动力总量增加都是不少。从供给的情况来看，总量是供大于求的状况。具体分析起来很复杂，比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情况，如果说现在农村劳动力提高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还要进城，这要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情况。城市要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来分析，现在目前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20年来实行出口导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出口加工企业，现在受到了影响，这就会影响劳动力。这样判断，说中国劳动力拐点已经出现劳动力总量短缺的情况，有的专家学者这么说过，但是我觉得这恐怕还不太全面，或者要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分析，应该说，现在总量还是供大于求，还要根据具体的结构变动，工业、农业劳动力提高的情况来具体分析。

　　张维迎：普世价值这个词以后怎么用还不知道，但是从历史来看没有一个新概念一提出来大家就都接受，就像我们原来讨论姓资姓社、转变经济结构等等，都一样，有几个回合很正常，不要悲观。像人道主义、人权，这些概念原来都不让提，现在都提了，所以新概念的实现一定要经过多次波折。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审批制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怎么使得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现在国家许可法等已经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这些都是慢慢积累的，我们不要一下子期待着一个大改变，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走的道路基本上差不多。

　　第三，以人大的权力为例，有很多人事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很多大的变化。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比10年前大多了，很多东西都是李坤(音)当人大主任的时候做的。中国的体制，包括人大的圈子，要看谁在这个位子上，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很强势的人，他有兴趣约束另一个位子上的人，这个事慢慢就做起来了。我有一个建议，人大立法机构就应该以后形成一个不成文的习惯，让从一线退下来的高层领导在这个位子上干，慢慢就潜移默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