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伟鸿：

　　下面有请提问——

　　提问：我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给Joseph Fuller，第二个问题是给中国企业的这些大佬们。

　　第一个问题是Joseph Fuller说中国应该打开外汇储备，像韩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去救助全球的经济危机。我的问题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这些农民工一分钱一分钱积累起来的，这种时候为什么要用这笔钱去救助这些贪婪的、不负责任的，而且到现在也没有认为什么是依法的体系和个人，为什么要给他们救助？

　　第二个问题是给中国企业的台上坐的这些大佬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危机下面受影响最大的是出口型企业，但是很多的企业选择出口是被逼的。就是中国做企业的都知道，因为我本人也是做企业的，中国的市场在某些条件和情况下非常难做，就是它本身对于企业的生存、利润都很难很难。所以，很多的企业被逼到了做出口赚钱。就是在中国市场上做可能能够生存，但是不赚钱，所以被逼出去了。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国内应该做的事情可以改变我们的市场环境，让中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好赚钱，我在中国的市场好好做，这样对于出口的压力可能反而小了一点。

　　主持人陈伟鸿：谢谢您的两个问题，时间的关系我们希望多听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麻烦几位回答的嘉宾尽量简洁一些。我们先从Joseph Fuller的回答开始。

　　Joseph Fuller：我不是建议中国用他的外汇储备去拯救那些西方的贪婪的人和机构。我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中国应该加大他的内需和内部的消费，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可以非直接的把这些既有资源重新回到市场上。我不是说要去救这些西方的银行家。

　　第二点是我们的政府能够做什么，来帮助中国的企业他们不再那么多的依赖出口市场，而是靠国内的市场，我想国际的金融家们带来的问题是应该被关进监狱的。但是，对于中国的政府来说，他们要拯救中国的企业家，并且要继续支持这些企业家去实现中国过去30年所实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我想，我们要做出专门的努力，来加强中国的内部需求，来满足中国公民的利益，我想这是中国政府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

　　主持人陈伟鸿：这个问题的第二个层面是有关于中国企业的，中国企业在我们提问者的眼中，有不少出口型的企业是被逼无奈地做出选择，那么现在他们的问题我们怎么来解决？

　　宁高宁：我不认为出口是被逼出去的，我觉得是一个市场的选择。如果说你能出口做得好，你在国内一定也做得好，你国内做不好，你出口也做不好。

　　还有一个是怎么让中国的企业在中国赚钱，这个太难了，大家都在努力，这个是没有答案的。谢谢！

　　主持人陈伟鸿：首先要制定一个标准，赚多少钱叫做更好的赚钱，标准出来之后我们再考虑如何达到这样的目标。还有没有要补充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柳传志：在中国的企业怎么赚钱，这是我们所有在座的企业家共同考虑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企业怎么赚钱，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状态下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牛市状态的想法不一样，怎么样做投资、怎么样做股票、怎么样做地产。在熊市的时候要考虑我们怎么样要减少一些损失，作经济危机的时候考虑又不一样，现在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怎么样活命，怎么样不死去。而这个时候往往我们中国的很多企业除了主业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副业和这样那样的事，能否把主业保住，能够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事丢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时候活下去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用牛市或者是一般熊市的观念来看待今天的事。今天大家都谈到了投资，机会来了我们可以做机会的选择，但是这个机会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当我们6000点降到4000点的时候我们说机会来了，但是4000点买进去都亏了，4000点的时候说2000点是机会来了，但是2000点买进去，现在已经1700点了，所以又亏了。所以，在脚踏实地的时候，有一些自己的现金，同时增加一些适当的规模和想法，眼睛盯着现金流，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度过这个危机是最最重要的，而且把自己的主业夯实了。现在有一个优点，是我们的心态不像以前那么冒进了，我们练好内功，把成本压下去，把不该有的想法丢掉，轻装上阵是现在为了活命，也是为了今后能够赚钱的办法之一。

　　王文京：中国有几家很好的MBA，你去读MBA吧。

　　柳传志：我认为拉动内需本身不是企业可以做的事情，而是政府能够做的事情，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有好的社保。如果在这个前提下，大家都赚钱，那么能赚多少就是你企业本身的本事问题了。

　　提问：我非常同意刚才企业家的说法，宁总说出口企业不是逼出来的，他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们当时出口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想向提升自己的产品品质和管理，第二个是国外企业普遍的信用度比较好，国内的企业普遍付款的信用度比较差。

　　我去年年会的时候，最后一个机会逮住了柳总，你们联想企业欠我100多万，1年之内没还，现在还了。所以，我说他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主持人陈伟鸿：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情形呢？宁总感觉他说的有道理没有？

　　宁高宁：您是做什么产品的？

　　主持人陈伟鸿：您自己的企业是出口型的产品吗？

　　提问：我是去年开始做出口的，我们有两个项目，一个是做储备，一个是做终端陈列的物料的。就是卖场的展示货柜。

　　主持人陈伟鸿：是在国内挣不到钱了是吗？

　　提问：因为我们的资金压力比较大，因为我们都是大的客户，而且付款的程度普遍比较差，所以没有办法，为了压缩现金流只有做国外的客户。

　　主持人陈伟鸿：宁总的话得罪了一批人。

　　宁高宁：我觉得他说的是国内金融付款条件的问题，就是在国内卖收不到钱。你可能没有碰到国外的还客户，收不到钱、找不到人的，国外的客户坏得更厉害。我也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是出口以后收不到钱的非常多，而且出口以后比如说汇率贬值的，出口以后包括受到安全诉讼的、打官司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好几个官司在打的。这里面，很难区别一个企业到底是非要出口还是非要进口，或者是做国内市场的问题。

　　比如说收不到钱的问题，这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这个环境之下如果你不能判断你的客户，而你非要放款给他才可以收到钱，这说明你没有竞争力。因为你不放款人家不买。今天好一点，如果几年前说这个产品我先不收钱，你先拿走，非常好卖。如果说今天不行，你得先给我多少钱，或者是你先付款再卖，就有问题了，就卖不出去了。如果企业里面改变了付款条件，那么整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说今天金融危机了，如果说有现金流问题了，如果我们哪个企业说今天我第一个改变了我的付款条件了，就是必须拿现金来我才卖货给你。如果你们企业还能卖出一部分货，说明你们有竞争力了，如果不是你就变成了变向的银行了，别人本来就没有钱，别人想占你的资金来买东西，这你就有问题了。

　　我刚才说企业里面有很多坏的盈利和好的亏损，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坏的盈利，比如说通过制造应收款来制造盈利，通过制造存货来制造盈利，通过制造炒卖来制作盈利，这是非常多的，因为企业的盈利不好，马上开始调整了，这就是坏盈利。为什么是坏盈利，因为你没有竞争力，所以你不敢说我要先收钱。所以你是怪人家不给你钱，你本来就是错的。

　　主持人陈伟鸿：谢谢宁总。你可能觉得委屈和不服，但是你要看出宁总的一片真心，他帮你想了那么多招要钱，希望你的钱可以很快要得来。

　　提问：首先我的立场很明确，我很支持这位先生的话，宁总是我的老朋友，但是我要提一个观点来反对他。

　　比如说您作为中粮的董事长，现在有一家浙江的中小企业，给肯德基全球提供刀叉的这样一个小企业，假如您的下属企业也有这个需求，您用多长的时间可以决策明天你中粮可以供货。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答案您是答不出来的，肯德基的产品展示、销售、做决策，2个月之内交货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中国的大中型企业没有半年是谈不下来的。所以，国内的市场难做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并不是我们中粮不行，也有很多政策上的东西。

　　鲍尔森2005年到中国来的时候，敦促中国的政府要把人民币升值，那个时候认为能升10%就不错了，但是3年之后我们兑美元的汇率升了20%，中国所有的企业，做鞋子、牙刷的是10恩%，包括我们做电脑的你们的毛利率是25个百分点。所以，2、3年之内，20%我们人民币兑美元的变动，我们已经抹煞了一大批企业。

　　还有我们的出口退税，还有今年年初和去年，整个央行人民币的利率的提升和几次贷款利率的下调，这是在今年上半年又连续两次下调，再往下走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绿色、环保赶一个国际的时髦，资本市场我们的印花税下来。这些东西加到任何一个民营企业，必死无疑。

　　主持人陈伟鸿：但是这样的问题，台上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无法正确回答，因为政策不是他们制定的，他们也在遭受着困惑和左右摇摆。

　　刘永好：北京市政府准备下调社保资金，我觉得这个信号非常好，我想在座的企业绝大多数都觉得是好事。我们确实要向西方学习，我们要走现代化的道路，我们要和谐发展，这非常好。但是，西方走了200年的路，我们要在最近2、3年就要赶上，很多人都觉得是不是太快了一点。所以，现在很多的民工下岗了、回家了，那么他们在农村搞养殖业，做乡镇企业，而这个时候他们要搞社保，他们要交老保，他们的压力估计会更大。实际上，这样做本来是好意，但是最终导致了更多的民工失业。

　　柳传志：政府把税收钱的2%、3%给员工做社保，我觉得这个很好。

　　刘永好：这个建议非常好，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税收那么多，把税收的一部分拿来做社保，或者是其他的印花税、关税做社保，这个效果非常好。现在实际上一方面是外面金融风暴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外企业对于国内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假设可以调解一下，我认为就好过得多了。

　　柳传志：去年谈的时候，我记得谈到了有关《劳动合同法》的问题，当时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比较大的企业，我觉得我们现在承担的远超过了国家《劳动合同法》的要求，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是在说，小企业遇到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实际上，今年广东有一批企业活不下去了，说明他本身不是想把那个钱拿来搁在腰包了，他根本就活不下去了。如果对其中某些给员工的优待、厚待都是很应该的，如果政府还是从相对比较高的税收里面拿出一部分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欧洲的某些税收相对比中国高一些，但是他们的社保做得很好，所以反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如果政府这部分的钱，可以直接地发到老百姓身上，就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像你刚才说的，社保的问题可以很好的解决，刺激国内消费的问题也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都不是我们企业本身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大的环境要解决的问题。

　　刘永好：这方面因为中国太大了，各种企业的所有制不同，我们林总的央企更有底气，我们的小的民营企业出口的时候压力很大。所以，这次的风暴调控，我估计我们的国有企业的比例会上升，而且这4万亿最终的结果是，国有的比例提升了，民营的比例在一个或多或少的阶段会减少一些。

　　另外，我要谈的是，现在我们国家企业的大小、企业的性质、企业的种类非常多，那么有一些乡镇企业、有一些个体户，他只有3、5个人，在当地找一些人做应该做的事，但是这些人照样要做社保等等，所以他是做不起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区别对待是比较好的，就是对于比较大的企业，我们坚决、严格的按照一个标准来做，对于中小的企业，我们标准是不是可以适当地放宽一些、调整一些。对于乡镇很小的企业，我们对于社保和其他的一些要求，是不是可能又不一样，这样实际上更符合我们国家的现实。而且，也有利于解决我们广大的农民工的就业的问题和解决城市的失业率有所提升的问题。

　　主持人陈伟鸿：其实大家都看出来了，今天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包括了台下与我们现场互动的企业家们，都在从不同的层面关注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我们中国企业的发展和应对之道。

　　其实，我想无论是经济的周期调整，无论是突然到来的金融海啸，中国的企业就在一夜之间都被挤到了一个平台之上，这个平台可能是我们从前没有遇到的，它是在金融大戏突然开幕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我们也在这个剧场里，我们也在这个舞台上，你来不及考虑这个剧是怎么开始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它从美国金融市场的独播剧，变成了全球的连续剧。你来不及想谁是导演，谁是演员，你已经生存在聚光灯下了。

　　我们希望给大家一个生存的启示，希望明年再在这里相聚的时候，你可以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们，我可能不是这个舞台上最漂亮的，也不是服装最华丽的，但是我是这出剧当中最出色的一位。

　　王文京：我听伟鸿的话马上要结束了，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小的时候听到的故事。小的时候我听大人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财主，要考验两个人，在一个很寒冷的冬天，能不能度过一个晚上。怎么考验他们呢？大学纷飞，让他们待在一个房子里面，只穿裤衩和背心，没有大衣和棉袄，有两个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只穿了裤衩和背心，没过1个晚上就挺不过去了，就是没过2个晚上。我们现在讲过冬，已经确确实实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是1年以前我们还可以加棉袄，但是现在很难加棉袄了，只有是在不可能加衣服的情况下怎么过。另外一个人怎么过呢？他发现房间里面有一块石墨，他就抱着那块石墨来回走，抱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挺过去了，他存活下来了。

　　我想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谢谢！

　　主持人陈伟鸿：这样的故事也希望能够增添大家的一些信心，并不是所有的寒冬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挺不过去，我们在场的很多企业家，他们会有很多的经验和智慧的分享，今天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大家都延佑围巾，但是毕竟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不断地来碰撞大家对于过冬的看法，对于把握下一轮繁荣先机的看法。我们在这里希望大家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不是空谈，而是来自于自己对于环境的清醒的判断和认识，还要审时度势，我们在此暂告一段落，让我们感谢现场的来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