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成思危：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探讨的四个问题(2)
现在还有一种论调，法治应该和人治相结合，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从定义来看，法治和人治是完全对立的。法是要人去执行，这是对的，但是执行的人不能违反法律。人治的特点就是执行的人可以凭他个人的意志去违反法律。所以说，法治和人治相结合是对人治开了一个口子，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第三个问题，关于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现在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开放促改革，通过改革促开放，这二者配合使我们国家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我们历年来引进的外资将近8000亿美元，对外投资1000亿美元。这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对我们引进技术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确实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开放往往受到不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质疑。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按照邓小平说的，要敢于开放，这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当年邓小平的这种魄力，我们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经济建设的成就。
当然，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对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是要注意的。人大在制定反垄断法的时候也特别规定要进行反垄断审查，要经过一些审查。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现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我们不解决好开放的问题就不可能进一步提高开放的水平。现在一旦遇到一个并购的例子，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提到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等等。如果回顾历史，彩电，最初的名牌是北京的牡丹牌，当时引进国外技术的时候就有人质疑，会不会我们的牡丹牌就没有了？很可能，因为国外的技术比我们先进。但当时中央还是决定要合资。确实弄得一段时间中国的名牌没有了，市场被外资品牌占据。但是曾几何时，我们消化了国外的技术，我们国内自己的新的品牌又起来了，像海信、TCL，我们又把市场夺回来了。如果没有当时的开放，我们可能会永远停留在牡丹牌的水平。因为有了开放，有了我们的创造性吸收，我们才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名牌。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怕开放，怕引进名牌影响自己的品牌而不去开放，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永远做不到高水平。像手机技术的引进，当时也是下了决心要引进，但是引进的时候给国外的厂商作了几条规定，第一条是国产化率在三年之内要达到60%以上，这样就促使外商把它的合作伙伴也带进来，同时在国内寻找合作伙伴。第二条是研发中心要在中国建立，外商在中国建立了研发中心，招聘了中国的技术人员，中国的技术人员通过在研发中心工作，也就学习了技术。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人可能就离开外商的研发中心，有了一些基本的训练，在加上他自己的创新，就可能在别人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更先进的技术。第三是必须要70%外销，通过外商手机的外销，同时增加了我们的出口，给我们打开了市场。像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是关着门，不引进，可能永远也发展不了。所以我认为，开放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讲过，国家经济安全是要注意，而经济安全的核心是金融安全，这个我们是注意的。我们引进外资从来在银行中就规定不能超过25%，单个外资不能超过19.99%。这是明确规定。关键的行业我们也要保护。还有一点，并购是相互的，如果我们不让别人并购的我们企业，我们要出去并购人家的企业，人家也会拒绝。如果联想并购IBM的例子反过来，IBM到中国并购联想，我想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头脑清醒，既不能麻木不仁，无视国家经济安全。
但另一方面，也不要过于夸大，草木皆兵，这样如果就无法进一步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在这个方面上，度的把握很重要。但现在在开放的问题上，往往遇到的是任何一个并购案子都有反对意见，这点我们要认真分析。反对的同志倒不一定都是“左”的思想，而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种是怕丢掉我们的名牌，一种可能是觉得外国人并购占便宜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考虑，并购肯定是双赢的，因为外国企业来不是为了做慈善事业，他是为了赚钱，只要结果是双赢的就行。比如银行，我们引进了战略投资者，到香港上市，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有的说它赚了，对，它占25%，它假如赚了1亿，我们占75%，我们占了3亿，到底谁赚了？所以我认为，这必须是互利双赢的，你想单赢那很难。三是也不要把外资看成铁板一块，外资之间也是有竞争的，因为它首先是代表企业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像广发行，和法国争得相当厉害，甚至希拉克亲自写信。外商到中国来主要是为了要利益，我们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我们绝对寸土不让，但在其他方面我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开放，因为现在并购的发展占了世界发展FDI的80%以上，本来生产能力就过剩，还搞密集工厂不可能，密集工厂不是不搞，创新的产品还是要搞，但多数是通过并购提高企业的价值。我们主张首先要引进战略投资者，也就是在市场、在管理、在技术方面对我国有帮助的投资者，要优先引进。
第四个问题，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成绩和问题。30年的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国家的实力位居世界第二位，按照购买力评价算确实是这样，四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元美元。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样的成绩，所以改革开放的成绩不容否定，倒退和否定没有出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有13亿人口，人均GDP排名世界100名以下，我们的GDP只占世界的6%。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一再强调要有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要注意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注意保持不骄不躁的作风。胡锦涛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西柏坡。但现在确实有些人头脑比较发热，忘了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的基本国情是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需要通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够赶上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多地看到我们的问题，并且认真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最近的金融危机，我看到一种论调，好象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最好的，我觉得这种论调本身值得探讨，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中国之所以相对于发达国家受的影响比较小，原因是三条：第一，中国的老百姓对我们的金融机构、对我们的金融系统、对我们的政府有着充分的信心，没有出现信心和信任危机，不像美国。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由于我们的金融系统不够发达，因为造成金融危机、造成虚拟经济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单是次贷，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风波，而是由于美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把贷款提供给借款人以后，银行把应收回的抵押贷款打包卖给房贷机构、投资公司，把它证券化，就变成了抵押贷款，然后再进一步通过金融创新，变成CDO，保险公司把保险提供给投资银行、投资者，主要目的是增信，使它发行债券的时候增加信用，有了一个担保，另外是提供产品的CDS(信用违约互换)来提供保险，美国的金融体系形成了这样的链条，通过这样的链条，风险不断放大。而我们国家没有资产证券化，基本上没有投资银行，没有评级机构，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风险都是安在银行，但是银行有国家的强大支持，所以从金融角度，我们受的影响不大，但是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我们受的影响比较大。第三，我们的监管机构相对来讲是比较谨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要因为金融危机到来我们就自满，觉得我们的金融改革还不错，我们还要进一步推进改革，要提高我们国家的金融国际竞争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发言权。 我想，越是在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看看我们有哪些问题，并且认真去处理、去解决这些问题，这点非常重要。
最近中央针对金融危机，确定了4万亿刺激经济的方案，今年1000亿的方案基本是考虑民生、考虑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但是4万亿的方案一宣布，各地出来了一个18万亿的方案，这恐怕就是头脑发热了。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银行的储蓄是40万亿多一点，贷出去的是27、28万，银行剩下十四五万亿。现在我们的准备金率下调了，就算是15%，冻结6万亿准备金，银行贷款拿出7、8万亿。我们的财政收入去年是5万多亿，好多钱得花，不是都能拿来投资，能拿来投资的也就是几千亿。都加起来，政府能带动的没有这么多，18万亿的方案，钱从哪里来？不可能。所以，要防止草率决策，好象都要钱了，提方案，可行性研究也不做了，赶快提方案，跑步前进，谁跑得快谁拿的钱就多，这是不可取的。当然中央也派出了检查组，督促这笔钱的落实，防止腐败。但是最重要的是，这笔钱能不能带动社会投资？因为除了银行资本以外，社会上还有很多钱，也都是老百姓的钱，社会的投资能不能带动？这需要思考。但不管怎么说，18万亿的方案过于庞大，大概不大可能去实现。
今天我主要是强调以上四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不要把凯恩斯的理论误认为是马克思的理论；我们还是要坚持法治，要反对人治；我们要处理好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我们既要看到成绩，但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问题和分析问题，要认真研究问题、很好地解决问题。
30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只不过是一瞬间，今后我们的路还更长，100年后国家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展望，到本世纪中叶，按照小平同志的规划，2049年，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我们认为我们可能还会更高一些。今后的路还更长，我们需要的是总结过去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往前看，要看今后我们怎么办。就像开车的时候我们不能光看后视镜，更重要的是往前面看，要看前面的路。前面的路尽管很漫长，但是我相信，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有一代一代愚公移山的精神，总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我们的国家能够立于世界之林，成为世界的重要支柱。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