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关注的企业思想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有思想能力的企业家。这需要我们越过那些耀眼的财富数字，去体会企业家内心深处的风景，以及企业家内心风景之外更为开阔的思想史风景。

　　在我们这里，企业思想家的标准有三：其一，有相对成熟、深邃且行之有效的一套企业运作与企业制度改革的思考；其二，他所在企业有较大的发展规模且发展逻辑清晰；其三，他的企业思考与企业运作符合历史的方向，并终将在中国的企业史上留下一笔。

　　毫无疑问，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必然有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进行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在一个最不坏的国家制度里，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有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

　　但中国的企业家就不一样了，大多数的企业家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一个做网络门户的企业家会思考他应该在新闻条目里怎么绕开那些敏感的信息。同样是做网络搜索，中国的企业家会思考设置哪些敏感词，或者思考怎样为客户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遮蔽服务。政府关系似乎从来就是中国企业家思考的首要主题。

　　不过，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道醒目的风景：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家在劳碌的管理之余，正在进行一些与价值理性有关的思考。比如陈东升，他会用一种非常学理性的语言，对中国百年改革开放历史进行理性思辨；而在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中，企业家们更热衷于把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当成他们经营管理的工具，企业家的思想总是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关。

　　这就是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之间的差别！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可以肯定地认为，在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企业家大量的精力都在应对体制政策的不确定性，都在从事制度的思考和创新。

　　本来，企业家本不应该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国家制度思考上，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宪政制度，自有政治家去思考、去实践。企业家最大的使命，是让他管理的企业赢利，是他所推出的产品最终能满足用户的需要。

　　可惜，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企业家能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他们必须一手挡住历史的阴影，一手寻找当下的财富。

　　让我们在中国企业发展的头30年的拐弯处，认真地来梳理这批企业思想家，他们既是开始的一代，也是试验的一代。让我们把他们的思想进步看成是一个转折点，过去是乌有之乡，而未来则脚踏实地。中国企业家的思想价值由此凸显，并将最终成为我们国家历史里最为醒目的一部分。

　　2008年11月，南方人物周刊推出《30年企业思想家》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