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也要对企业负责任 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邓 地

　　南方周末：您作为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的会长，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有怎样的解读？

　　保育钧：改革开放之初，民营企业家创办企业的初衷应该说主要还是为了自身和家庭的富裕，为了冲破体制的束缚，是一种很自然的，当然也是自私的追求。而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是看轻这个阶层的。可如今这些企业做起来了，老板们有钱有地位了，人们又给他们很多的期待或者说压力。要捐款、要做慈善，而且捐多少大家都盯着。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是有问题的。我坚持认为，作为企业家，他的首要责任就是为社会提供好的服务、好的产品。所以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不能附加过多的一些内容，特别不要附加一些政治内容，民营企业评价的体系第一就是把企业办好，合法经营，照章纳税，最多再加上一条——服从政府宏观调控。把这些做好了就是好企业。

　　南方周末：有什么样的因素妨碍民营企业履行这些基本的责任？

　　保育钧：平心而论，在让企业谈社会责任之前，社会的其他部分，比如说政府，也应该考虑他们对企业应负的责任。比如说，我们的民营企业在很多领域长期得不到真正的国民待遇。长此以往企业家们不管嘴上说不说，心里会有不平衡。这使得他们内心不情愿履行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应尽某些责任，包括纳税。而对于更高层次的公益、慈善事业，也更多地是抱着功利的思想。

　　南方周末：具体来讲，您认为政府应该做怎样的调整？

　　保育钧：继续深化产权改革是非常重要一环。企业之所以不愿意行善，最本质的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没有长远的预期：如果今天能把钱捞到手里，最好不要等到明天。我们看看山西煤矿的问题。那些矿主之所以急功近利，没有长期打算恐怕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了解过有些地方的承包年限也就是四五年，等你把所有证件办齐了，再层层转包下来，到了真正的开采者手上，两三年已经过去了。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挖！哪还顾得了那么多安全问题。

　　南方周末：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民营企业的道德观和社会责任观有怎样的影响？

　　保育钧：历史上的一些文化断层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今天有些做企业的人，或者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缺乏作为一个现代社会普通公民的道德观念和操守。所以温家宝总理才说：“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当然中国的文化性格也会对企业家对于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度和方式造成一些影响。比如，我们文化中感性的元素比较多。这使得我们对待公益事业的态度不像西方企业那么成体系、讲标准，企业家心血来潮或者受到道德震撼的时候可能非常热情、非常舍得，就像四川地震之后一位企业家对我说“去灾区走一趟之后对人这一辈子什么东西都看明白了”,但是对于如何去把企业的公益事业系统化，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将来如何去延续、发展，可能考虑得不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