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伯凡

　　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写于1948年的《1984》中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所有人家里和工作场所都装有不只一个“电幕”，“电幕”上每天播放着各种精心制作的消息，再加上重复过千万遍的标语和口号。“电幕”还是一种监视设备，每个人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会本能地想起一句警告：“小心！老大哥在监听！”。在这个“电幕”无所不在的国度里，私人空间已经完全消失，伴随着每个人的都是“老大哥”那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

　　奥威尔所描绘的与透明化时代的情形似乎有几分相似之处，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

　　恰恰是在1984年，世界上发生了一件看似不起眼但十分重大的事。这一年，苹果电脑公司推出了Macintosh个人电脑。苹果公司特意为这个产品制作了一条电视广告：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奋力将一把铁锤扔向一个“电幕”，“电幕”被砸碎，随之出现了这样的字幕，“1984不是1984”。苹果公司想传达的是这样一种信息：作为可以供个人来表达思想和发布信息的工具，Macintosh将砸碎那些造就信息垄断和信息独裁的技术，让广大遭受信息奴役之苦的个人都拥有信息主权。

　　的确，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信息的去中心化、个人化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电脑的显示屏看上去也是一个“电幕”，但二者的功能大相径庭。电脑屏幕前的人不是单纯的信息的接收者，而是集信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于一身的“产销合一者”(Prosumer)。前者的传播方式是单向的、一点对多点的，后者的传播方式是双向互动的、多点对多点的。在“电幕”面前，所有的人都在听“老大哥”说而且在受“老大哥”的监听监视，在电脑屏幕面前，所有的人都在彼此交谈，听自己想听的说自己想说的。最重要的是，借助于这种工具，所有的人都可以反过来监视“老大哥”。

　　我们不妨以“皇帝的新衣”为例，看看“一点对多点”与“多点对多点”两种传播模式的实质差异。故事中的那两个骗子深谙“一点对多点”传播的“真谛”。作为典型的广播模式，“一点对多点”的真正“优势”不在于其传播效率和广度，而在于它能有效地屏蔽对信息的反馈，有效地阻隔接受信息的人彼此交流。骗子的谎言并不高明，甚至一听上去就令人生疑，但他们在自己的谎言里暗藏着阻止人们表达意见、彼此交流的逻辑陷阱：一旦你说出真相(皇帝其实是一丝不挂的)，你无异于告诉别人你是愚蠢、不称职的。在这样的语境下，每个人虽然心里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疑惑，但都无法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认为自己的想法是与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左的。在这种信息完全被阻隔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是被骗子分而治之、孤立无援的个体，并且客观上成为帮助骗子掩盖真相、制造骗局的合谋，在被欺骗的同时欺骗着别人。当有人大胆说出真相时，身陷骗局的人们为了证明“在真理一边”而同声指责这个人在撒谎。这就是在“一点对多点”传播中常常出现的“群体的愚妄”。由于众多的信息者(“多点”)之间信息的阻隔，本来出于信息弱势的个体不会因为数量的巨大而变得强势，无数的受众在被暗中阻隔的前提下相聚，反而因为“羊群效应”而形成比个体的愚妄更难消除、让骗子如鱼得水的“群体的愚妄”。

　　可能消除这种“群体的愚妄”的方式，就是用“一点对多点”替代“多点对多点”。在《皇帝的新衣》中，让骗子最后落荒而逃的，正是这种“多点对多点”的传播方式。当那个不怕别人说自己愚蠢、不称职的小男孩说出“皇帝身上什么也没穿”这个很不“主流”的意见时，小男孩的父亲为儿子据理力争的时候，原有的“多点对多点”的传播就开始了，人们开始交头接耳，小男孩的意见开始在人群中进行“病毒式传播”，突然之间，这种非主流的看法(其实是被人们普遍压抑在内心的看法)一齐“发作”，窃窃私语变成了“皇帝身上什么也没穿”的大声齐呼。这就是多点对多点、双向互动式传播的基本模型。关注点逐渐聚焦，进而被放大并且越来越清晰，每个人细微到微不足道的独到见解以“维基”的方式逐渐聚集，随后蔚成大观。这个过程，就是詹姆斯·索诺维尔基所说的“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即“百万大决定”。骗子能大行其道，是因为在众人处于信息阻隔的情况下，他能以骗一个人的方法骗众多的人，并让众人陷入“群体的愚妄”，使他与众人之间呈现出严重的“智能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