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威廉斯有一句名言：“并不存在所谓‘大众’，只存在造就‘大众’的方法”。“大众”的真实身份是一个个有义务也有权利的公民和顾客。只是由于沟通和传播渠道的稀缺，每个公民和顾客变成了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无法与拥有传播渠道的“信息代理人”在信息权利和权力上实现对称，最终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反过来，企业的真实身份也是有权利也有义务的公民，但由于企业拥有远超出个体公民和顾客的资源和能力，借助于不透明带来的丰厚的“福利”，企业获得了与其义务极不对称的“权利”。一旦权利与义务不再对称，公民就不再是公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无论以捐款、捐物的方式在公众面前扮演“企业公民”的角色，它的身份都与“公民”大相径庭，它的行为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品牌秀。

　　作为大众社会的特有的营销手段，任何品牌都包含着或多或少的信息霸权。企业不可能主动放弃这种不透明时代的“天赋权利”。霸权只能随着不透明的消解来消解。当传播渠道不再稀缺，普通人都能以低成本进入“多点对多点”的沟通网络时，企业的利益相关方拥有了几乎和企业对等的信息权力的时候，企业可以“笼而统之”的大众就变成了企业防不胜防的无数个公民，无数个随时可能为自身权利而发言的“揭发者”。一句话，性能不断提高而成本不断降低的通信网络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而非机构的专有设施时，无论是否情愿，企业能穿的只有一件“皇帝的新衣”。道德和伦理不再是一种实施品牌化妆术采纳的说词，而是与实际的运营绩效息息相关的“底线”。面对各利益相关方的“法眼”，心存侥幸地作恶只能是一种无法控制和管理的高风险。

　　企业必须面对“透明化”这一基本气候，“最大化”的利益思维必须让位于底线式的利益思维，单向的底线思维必须让位于多重底线(即“多重盈余”)思维。作为企业单方面打造、向沉默的大多数发布的“信用凭证”，“品牌”在透明化、裸露化时代正日渐失效，代之而起的，是企业在利益相关方那里的“声誉”。在这个多点对多点，任何一点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的年代，从前稳固的品牌随时可能烟消云散。就像人们在“艳照门”事件中看到的，好的“品牌”在坏的“声誉”面前不堪一击，当网络使精心包装起来的明星变成“赤裸的明星”的时候，所有劳神费力打造品牌的活动都会立刻显得“好傻好天真”。面对透明化时代，企业不能心存侥幸，而只能心存敬畏，做一个权利与义务对称的企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