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曲向东：30年前不可能有这个学新。

　　王文京：这个雄心，很重要的就是不妄自菲薄、不气馁、持续创新。我们起点很低的，就是两个人做，但这不是我们不做的理由，从我们的起点一步一步做，越做越有信心。关键是要坚持。

　　王健林董事长讲的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要冒险，认准了的要敢于去做。这对我们今后30年，仍旧极其重要。包括前面30年我们这么走过来，未来的30年仍然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法律制度和政策，对我们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1988年，当时我为什么从机关辞职下海办这个公司？就是因为1988年国家批准在北京成立中关村高科技园区，鼓励专业人员到中关村创办企业。当时提供了18项政策，鼓励我们创办企业。那个时候，有很好的政策环境和氛围，把我们感召出来了，吸引出来了，我们就从机关辞职，下海到中关村。我们觉得这个政策很好。这就是政策的力量。法律制度，1988年我办的时候，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法律制度比1983、1984年有了很大的突破。1988年修改宪法修正案，国家宪法已经允许发展私营企业。这样的法律制度环境下，我办企业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的企业走产权不明晰的产业体制。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有新的法律制度，有了更好的法律环境。未来的30年发展，这两点仍然非常重要。

　　高科技企业都要经历三个阶段，体制创新，产业化，国际化。展望未来，对很多中国企业，包括我们从事软件、高科技领域的企业，我觉得未来30年，在自我突破、在相应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支持下，核心就是国际化。国际化就是怎么把自己发展成为世界级企业，我们原来提“融入世界”，站在这样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基础上，可能已经不再是融入了，而是为全球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参与构建世界的阶段。原来我们是融入、开放，但未来我们应该是参与构建。

　　杨绍鹏：说到改革开放30年，我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我是1956年出生，今年52岁，我经历了很多，1958年的大跃进，1964年的四清，还有文化大革命、插队。正好1978年插队回来在码头做工人，那时候在码头上看到外国的船员，很吃惊。外国船员天很冷就穿着短袖汗衫，在甲板上走。我们穿着棉袄，冻得不得了。我们觉得外国人跟我们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在码头做工人结交不到女孩子。我们当时是穷码头工人，到现在，做了老板。1988年国家才允许民营搞航运。我们的成长非常快。这30年以来，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增长都非常快。但这种增长，是不是可以持续？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就是奇才，就是天才？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个盛宴是大家很多人分享的，但是不是全部都是因为我们特殊的眼光、特殊的运营、特殊的本事、特殊的能力造就的？是不是可以继续这么持续下去？全球的经济危机来了，最近股票、油价都一塌糊涂，我们航运从三个月前的一万多点跌到昨天的4000多点。我干这个行业差不多30多年，我没见过这种情况。大家都说冬天来了，冬天来了，我们怎么办？有人说要脱衣服，有人说要穿衣服。长江商学院在韩国组织了一个活动，我刚回来，去了一些企业参观。到底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在30年以后，看看谁还坐在这里，30年以后有多少企业真正成为世界级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