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聚中国最顶尖经济学家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十周年研讨会暨《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首发式19日在北京钓鱼台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直播该论坛。图为论坛专家成员蔡昉发言。(来源：新浪财经 赵镜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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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聚中国最顶尖经济学家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十周年研讨会暨《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首发式19日在北京钓鱼台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直播该论坛。以下为论坛专家成员蔡昉发言实录。

　　蔡昉：

　　改革开放30年，我想我们在改革的方式上，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我想以劳动力市场发育和转型作为一个例子来谈一下。我们过去传统上，习惯上把改革方式作为对立的两类，在这儿不断地说，很多争论，包括国际上的争论就是黑和白的争论，比如说激进主义，还是渐进主义，是存量调整还是增量调整，比如说在涉及劳动力市场的时候，有一种叫数量调整，就是说裁员，还有一种是价格调整，也就是减工资。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说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这样的争论。实际上你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转型中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对立的两方都是结合的，其它的领域我没有更多的去看。我们说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其实是渐进的，很长时间是渐进的，但是，我们也知道90年代后期，那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休克式的疗法，累计起来大概有4000万下岗失业人口。这两者之间都采用了。但是我们也觉得比较长期的渐进调整，增量调整已经是通过城市的一些所谓“三结合式”的就业方式，农村劳动力也逐渐转移出来，结果它就创造了一些计划之外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机制，与此同时，我们也通过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可行的增量的就业渠道，因此，到了1998年之后，比我们预想的情况要好的多，实际上那个时期以后，我们的城乡就业增长一点也没有减慢，如果你要从正确的数字上看，实际上增长是最快的时期。

　　同时也是，你看这个数量，在俄罗斯、东欧，他们采取的是根据他的历史状况，比如说有的国家过去社会保障比较好，他就采取了数量调整，就说有些人下岗失业了。有些国家劳动力是短缺的，他也不怕也一定的失业，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再有，或者就是说减工资，情况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出现问题，出现了失业又加上它的结构上头有一个比较大的休克式的调整，这个时候失业严重的时候影响社会安定，工资下降太严重的时候就造成大量的贫困。但是在我们这儿，实际上我们在进行工资调整之前，我们已经是通过了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农民工进城是一个，按照市场来决定工资，但是还要低，有人也做过研究。实际上我们说农民工的工资也不是市场决定的。那么城市职工是制度性的工资，也不是市场决定的，各自都有一定的内需。但是农民工的工资先低，但是它是改进了。1998年以后，下岗失业以后，让一部分人再就业了，还有一部分人在新的就业渠道上找到工作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工资也回归市场。

　　结果我们又看到，以大学生为例，农民工下岗失业、再就业的城市职工，加上一些市场上可能需求量不算太大，或者不直接和市场对应的这些大学生，他们的工资是趋同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数量、价格调整是被结合采用的。

　　同时，还有一个特点。我们过去说改革就是自由化，就是所谓的解除规制，但是我们从劳动力市场上看，我们既是一个解制的过程，同时也是规制的过程。尽管我们说在今年实行《劳动合同法》之前，好像中国是一个很充分，很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其实也不完全。我们1994年就有一部《劳动法》，也不是没有效果。如果说在今年之前，我们对农民工的照顾相对弱一些的话，实际上我们对城市职工在受到冲击以后的保护还是很充分的，应该说对于我们在遭遇到休克式的劳动力市场冲击之后，保证社会安定，保证人们对改革继续保有信心，还是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不再用黑和白两个方式，这样可能会有助于我们解决过去长期以来，人们站在两个立场上去争论孰优孰劣的这种思维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