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与温商

　　“ 潮汕和温州都是那种必须走出去才有活路的地方”“潮商的大胆是在野心上，温商的大胆是在行动上”潮商不同于没落之后再也未能复兴的晋商徽商，也不同于近 20年间新兴起的温州商人，这个群体的生命力和活力，令其细水长流至今。“晋商、徽商跟官府结合比较紧。晋商从货物的来往积累一定的资本，用作开票号，而 没有用来做实业；徽商主要做盐的买卖，赚的钱供下一代读书，然后买官，后来实业也渐渐没落了。”在张善德眼中，潮商的成功源于海洋，“明末清初的时候，潮 商来往主要靠船，海外贸易打开了潮商的视野，生意越做越大。明末以后潮人大量向海外移民，在东南亚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聚集，在当地兴办实 业，由于他们投资营商的基本程序是在海外，受国内战争、动荡和政权更替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有利于财富的稳定积累，所以近代三大商帮现在只剩潮商延续下来。 ”时至今日，当潮商被赋予新的内涵的时候，这种海洋经济的思路依旧影响着他们的决策。正如一位学者所比较的，上海人的精于算计，是越算越小；而潮汕人的精 于算计是越算越大。比如潮商普遍有注重实业的观念，做商贸起家的黄光裕在掌控家电渠道之后，便想将触角伸向制造行业，从而形成家电行业上下游贯通的局面。 另一方面，潮商与温州商人也有极为相似之处。潮商所在的潮汕地区与温州一样，都是人多地少的地方。弹丸之地的潮阳曾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县，总人口达245 万。靠有限的耕地、农业和水源根本不能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这种地理条件决定了潮汕人必须向外发展，走出去才能寻找活路，这是数百年的潮商历史所证明了 的规律。”张善德说。与温州的炒楼团一样，潮商在内地和香港的投资中，房地产是很大的一块产业。因为在潮汕人观念中，由于土地资源缺乏，买房置业是首要的 大事，所谓有土斯有财，因此潮商对房产的这种热衷，影响到了其此后投资过程中的决策，从而出现了明园集团、鹏润地产等多家房地产商。不过，当代潮商与温商 的从商风格又有很大不同。“潮汕人性格低调、实干，往往是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丝一线的小贩生意慢慢做成某行业数一数二的企业；而温洲人做生意则胆大得多， 其经营的胆量比较开放，敢于通过资本融资来快速成为规模化，这一点在潮人身上是比较欠缺的。”张善德认为。潮商的敢冒险是在扩大事业的野心上，而温商的敢 冒险是在实际行动上。“正因如此，潮人做生意，要经历一个思想的转折期。”中国音像行业领军企业———广东飞仕影音的董事长林佑钦表示，“因为潮商很多都 是小本生意起步的，在企业壮大的过程中，勇气不够开阔。与温商相比，潮商的这种性格虽然能避免一定的商业风险，但在当机立断抢占商机方面也逊人一筹。”

　　东方犹太人

　　“ 从第五代、第六代开始，潮裔开始进入东南亚政坛。”“这些都是我们前辈积累下来的宝贵资源，是我们到海外发展的人脉。”“由于历史悠久，潮人在各地早都已 经落地生根了。像东南亚地区，经过前面几代人在当地的创业之后，已经完全本土化了，从第五代、第六代开始，潮人的后裔开始进入当地的政坛。”汕头总商会会 长郑定平说。比如潮人在新加坡人口中占了15%，新加坡政府19名内阁部长中，7名是潮裔；94名国会议员中，潮裔占了30名。还有泰国前正副总理察猜• 春哈旺、乃比里、林日光，国会议长许敦茂等都是潮人后裔；而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亲王则说过：“泰国的繁荣，华侨付出很大的力量和血汗，尤其是潮州人。”“ 这些都是我们前辈积累下来的宝贵资源。”郑定平表示，“不单单只是资金，还有人脉资源。潮人在各处落地生根，参与当地的社会建设乃至进入政坛，这些都给我 们今天到海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地利与人和。”然而，便如遍地黄金却无人拾掇一般，潮商这个遍布全球，掌握庞大的商业财富和政治资源的商人群体，一直以来由 于缺少组合而流于分散。尽管国际潮团联谊年会这24年来已经举办十几届，但联谊年会从事潮学研讨和各地华侨聚会叙旧交流的机构，不是联合潮商力量的商会团 体。当今国内潮汕商会的势力，远远无法与遍布全国，强大有力的温州商会相比。于是，联合的需求出现了，商会的角色也开始浮现。“北京在12年前成立了一个 ‘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当时是为了资助一些在北京工作的人员，在当时政策不允许设立异地商会的情况下，联谊会由于有海外联谊、吸引外资的作用，因此得以 申请下来，”张善德介绍说，“但是联谊会并不面向经商的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北京经商的潮商越来越多，他们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会的需求，因此，在去 年2月，我们才设立了这个商会。”而与北京商会的情况相似的，上海虹口潮汕商会也是在潮商的要求下，刚刚成立不久，如今会员只有100多人，与遍布大城市 每个角落的众多潮商总人数相比，这个数字还是远远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