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是潮汕商人(亦称潮州商人)的简称，它是中国传统三大商帮之一。其渊源可追溯至明代，而与晋商，徽商相比，潮商历久不衰、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广。

　　《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

　　《潮州府志》载：“潮民力耕多为上农夫,余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则远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

　　清著名学者蓝鼎元的 《潮州海防图说》曾论及潮人的活动区域：“潮郡东南皆海也，左控闽漳，右临惠广。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甯波、上 海，然后穷尽山花岛，过黑水大洋，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后，北风劲烈，顺流南下，碣石、大鹏、香山、厓山、高、雷、琼、崖，三 日可历遍也。外则占城、暹罗，一苇可杭，噶罗吧、吕宋、琉球，如在几席。东洋日本，不难扼其吭而捣其穴也。”

　　潮商的形成

　　粤东门户潮州府，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大业四年(608年)，陈棱、张镇周经略琉球，就是以潮州为基础的。唐代潮州已发展成“岭南大郡”，是粤东最大城市。宋朝潮州对外交往更趋频繁，《宋史》已有关于潮州“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蕃国”的记载。而当时潮州笔架山窑是著名的陶瓷窑，其生产的瓷器曾销往东南亚一些国家，是当时中国陶瓷出口基地之一。到了元时，据饶宗颐《潮州志•交通志》载:“元时三佛齐(今印尼巨港)已有闽粤人足迹。”

　　造船业经过宋朝的发展，到明朝时造船业海运已很发达，商品生产日益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尽管朝廷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私商贸易仍日趋频繁。据《明史》记载:明宣德五年(1430年)，南澳岛后宅已成为“蕃倭互市之地”。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饶平柘林已成为“商船巨舰往来之所”，日本、暹罗船只时有停舶。明隆庆元年 (1567年)取消海禁，潮汕沿海地区商人集资造船出海贸易。

　　在明代海禁政策条件下，广东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官府直接控制的贡舶贸易和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两种方式。贡舶贸易是明朝官方直接控制海外贸易的一种制度。 它与明前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分不开，因禁止私人出海经商贸易，迫使海外各个国家不得不依仗朝贡贸易的惟一渠道。市舶贸易即是私商在广东港口或出海同外商进行 的贸易。私商贸易在明初和中期被视为非法贸易。明中叶以后，随着贡舶贸易的日益衰落，“广东民多挟大舸入海，与夷市”，“有力则私通蕃船”，并已成为普遍 现象。连豪门之家蹑足于此者也不乏其人。张燮《饷税考》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如人阴开其窦，而人不得收其利权……至嘉靖而弊 极矣”。(《东西洋考》卷七)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至嘉庆年间，随着海运的发展，澄海樟林取代饶平柘林成为“通洋总汇之地”，船舶“上诉津门，下通琼趾”(趾即交趾，今越南)，也可以沿海岸线到达暹罗(今泰国)、马来半岛，以至爪哇、婆罗洲等地。当时海上交通工具主要是一种高桅的大型木帆船，因船头油饰朱红色，称红头船，也叫“大八桨”。澄海华富村人郑镛(暹罗郑信王的父亲)，就是雍正年间乘红头船南渡暹罗的。乾隆十二年(1747年)潮汕缺粮，清廷特准商人领照往暹罗购大米和木材；暹罗吞武里王朝对华侨实行优惠政策，也招徕了不少华商去暹。据嘉庆《一统志》“暹罗条”记载:“澄海县商民领照赴暹买米，接济内地民食。”

　　清末被迫打开国门后，汕头成了潮州府商业活动最活跃的地方，1858年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指出,汕头是远东“惟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