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浪财经 > 会议讲座 > 2008新浪金麒麟论坛 > 正文
图文：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接受新浪专访
2008年9月23日，由新浪网主办的“新浪金麒麟论坛·中国金融新时代”在北京千禧饭店隆重召开。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本次会议。图为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接受新浪专访。
主持人：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背景板，关于今天专访的主题就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一直觉得刘总还有新希望集团在改革开放30年里面特别有典型的意义，您觉得回顾这30年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刘永好：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国家的改革开放，而这30年恰好我们正逢其时，我们投入到这里面去，参与了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企业发展的几乎每一个环节，而在这个环节里面吸收营养、茁壮成长、壮大，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为国家做出一定的贡献，所以说我是幸运的。
主持人：您刚开始下海，我看媒体报道卖鹌鹑是吗？那是一九八几年，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刘永好：其实我们在80年左右，我们就准备开始想下海做事，当时我们研发了一个高级的音响，想办一个工厂来生产，没钱找乡下的生产队，队里面说好，我有一万块钱，你有技术我们一块弄吧，但是得请教公社书记，我们找到公社书记一说，我们想干一个事，公社书记一听火了，你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不可能，这句话把我们吓得。结果我们这个产品最后便成了，我是老教师，变成我们校办工厂实习产品，其中还得了四川省科技的奖励，不管怎么样我们没甘心。82年的时候这个情况已经就所改观，这个时候农村开始有了专业户，我们请申请以农村专业户的名义到农村去，县委书记说好啊，现在科技兴农，你们大学生到农村去帮助农民，但是也提出要求，在你们发展的同时要帮助十户专业户，抱着这样的目标，我们开始了我们的创业。确实困难特别多，我记得当时可以说遍地是黄金，只要你有胆量敢去做，一般都能赚钱，而且能够取得较好的成就，因为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个物质短缺做什么就有什么，做什么赚什么，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面政策限制非常多，不说贷款，个体户、私营企业的身份都没有，我是教师，当我在街边卖小鸡、卖鹌鹑蛋的时候，我的学生、学生家长看见了，学校就议论纷纷，这刘永好不务正业，老师好好的不做，去搞投机倒把，好像是钱迷心窍，确实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你说投机倒把我印象特别深刻，是那个年代特别有的一个名词是吧？
刘永好：投机倒把这个词在中国大地上流行了大概20多年。
主持人：现在看起来就是做生意？
刘永好：实际上什么投机倒把，我们自己养鹌鹑，然后把小鹌鹑蛋，把鹌鹑拿去卖，这实际上是活跃城市，活跃经济，怎么能叫投机倒把呢？投机倒把就是说你做生意都不行，就叫投机倒把。
主持人：当时怎么改变大家这种观念的，后来慢慢怎么没人再说这个概念呢？
刘永好：在改革开放这30年，实际上对民营企业来说，民营企业政策不断深化的30年，民营从没有到有，到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组成部分的30年，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民营企业，没有中国的民营企业，或许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失去了光彩，实际上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一分子。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已经联系、帮助和解决了数亿人的就业，现在在中国的就业，新增就业在百分之七八十在民营企业实现的，假设有谁说一声民营企业不合法，是投机倒把要解散，可能吗？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面临几亿人的失业，那么国家不是出现大乱了吗？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民营企业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同时民营企业也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他们成长了，壮大了，企业自身发展收入提升的同时，为社会解决了就业，为社会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物资和服务的同时，丰富了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亮点之一。
主持人：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扎根农村的事业，当时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路，比如做贸易或者做其他的？
刘永好：这是不由你选的，因为当时城里面没有私营企业，偶尔有个体户倒卖点衣服这些。我们比较早，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先放开所以我们到农村去了，本身我们不是要做农产品的，我们是做电子科技的，结果便成了做农产品去养鸡、养鹌鹑。不过也好，由于我们当时政策的限制，使我们步入了农业这个行业，现在看起来尽管它的回报低一些，尽管它的风险大一些。另一方面农业是非常好的产业，它是有广阔的市场，并且它也有13亿人食品的消费作为坚强的后盾，所以说我觉得市场非常广阔，我还感谢当时的政策无奈让我们跨入了农业这个门，而现在我们在农业这个领域已经是中国比较有竞争力的一个企业了，应该说长远的角度看我们选对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像中国房地产业有一段时间利润非常高，但它受政策的限制也特别多，它是高回报高收益的，在某一个阶段看很好，但在某一个阶段看困难非常大，而我们农产业国家现在大力支持，五个一号文件来推动，来支持。现在叫做有保有压，首先保经济的发展，而农业的保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走的这条路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得到政府的支持，并且市场非常开阔，我也感到高兴。同时我们搞肉鸡奶的生产，这每年的市场份额超过一万亿是非常大的市场，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国家CPI的上涨，很多人说因为猪肉涨价惹得货，可见肉蛋奶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对国家的贡献，所以说我们做这件事我觉得值得。
主持人：但多人说其实这30年来农村的发展落后于城市的发展，这30年改革过程中其实城乡发展越来越不平衡，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受？
刘永好：其实中国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前七八年农村经济发展得很快，农民的收入增长高过城里面人收入增长，而这个时候一个卖荷包蛋高过了做原子弹的，那个时候确实农民收入的成长让城里人羡慕，让知识分子羡慕。但是好景不长，那个时候以后城里面的经济成长远远大过和快过农村经济的成长，特别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城市经济和经济工业突飞猛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之一了。而中国的农业相对成长比较慢了，最近这一二十年农村成长远远慢于城市经济的成长，慢于工业经济的成长。这样像一个人一样，一个人长有两条腿，假设一条腿是工业，一条脚是农业，工业这条腿特别长，城市经济特别长，而农业这条腿特别短，走路不平衡的，这样对一个人不好，对一个国家也不好。而且农业它面临有八亿农民，我们国家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假设农业、农民、粮食这些问题不解决好的话，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制约，你根本不能说国家特别好了，因为你只是一方面好。因为现在很多人到城市看，北京很不错，上海很不错，你甚至到成都、重庆这些西部的城市都很不错。但是你再到这些农村去看一看呢？确实变化不大，国家提出叫科学发展观，提出和谐社会，提出让更多的人，特别是低收入的人，农民朋友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那么由于农业的欠帐太多，所以说这几年国家重点来推动、支持农业，国家连续5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讲，农业是重中之重，全国上下要给支持，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遇，我们终于可以受到重视了，终于我们所做一切得到社会的认同，但是怎么样帮助农民真正提高收益，这才是最大的难题问题。
主持人：你刚才说欠帐太多，农村改革30年止步不前，之所以欠很多帐当中问题在哪里？
刘永和：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民太多，中国人均土地太少，中国农民基础太薄，中国农业运作模式相当传统。拿几年以前来讲，中国有8亿农民，有两亿个生产单位，就说两亿个家庭农场，每一个家庭农场大概有30口人，有几亩地，有几头猪，有十几只鸡，这种格局就是所有价卖个天价，农民的收入不会特别高，所以这个时候农民自然选择大量选择脱离了农业，脱离了农村到城里面打工去了。所以说现在在偏僻的农村地区往往看不到年轻人，以前还有妇女，现在年轻妇女都没有了，到城里面去了，留下都是一些老年人或者小孩，这种格局对农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这个时候国家提出农业要转型，所谓转型要从传统小农经济转为现代规模的现代农业，我觉得怎么样转向现代农业，这是大课题，大学问。而从中对我们的企业来说，对农民来说都意味着极大的机遇，这几年我们就在这方面做探索，并且我们探索也取得初步的成果，而且我们的报告也送给有关的部门，他们认为我们做得非常好，非常对。就是这样做的，拿养猪来讲，我们现在做的是，我们联合起来在政府的支持下帮助农民，帮助什么农民呢？我们帮助的是一些到城里面打工，打了几年、十几年，年龄四十岁上下这些农民。他们在城里面因为年龄偏大了，工厂不欢迎他们，但是他们年龄稍微大一点有叶落归根的想法，同时他们在城里见了市面，而且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有几万块，十几万一块，他们想发展农产业，做什么呢？我们就动员他们回来养猪，不是传统的养几头猪，而是至少要养500头以上的猪，我们把这些愿意养猪的，而且有一定积累的，年龄偏大的农民一个一个造成农场，养猪场。而家庭农场他们几万块不够的，这个时候需要银行的支持，银行往往不给他们贷款，因为他们没有抵押物，这个时候我们成立了养猪的担保公司。我们出钱，政府补贴一点，我们担保公司给银行担保，就是说你给的开放贷款，让他有规模的养猪，同时我来提供担保。银行说你这样的话，怎么样保证他养猪不死呢？怎么样保证他的收益呢？
我们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体系，这个体系我们在四川乐山地区正在实施的，叫六方合作八统一的模式。所谓“六方合作”是什么呢？政府、银行、保险公司、金融担保公司、企业和农户这六方紧密的合作。就是说在农民自觉自愿规模的养猪，我们成立一个公司、农户合作的经济体，然后帮助农民来养猪，而种猪由企业来提供，技术由企业来提供，饲料由企业来提供，生畜加工由龙头企业来提供，然后畜牧部门、科研院校和企业的研究中心来负责技术，这个时候按照国际的标准，规范的、科学的选择建猪场的场地，它们要适当的隔开，同时科学的防疫，养最好的猪，转化率最高的猪。同时我们给他一些防疫的措施，这样的话猪的成活率就会比散养户高很多，死亡率要低很多，同时我们的饲料转化率又高了很多，通常养猪大概要三四斤粮食才涨一斤猪肉，但在我们体系里面二斤四两饲料就能长一斤猪肉。
主持人：您刚才讲是不是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这一部分？
刘永好：在这种格局下农民得到最大的收益，这里面最核心是什么呢？是金融，是农村金融的创新。实际上农村的农民要想发展，他缺得是什么呢？最缺得是资金，怎么样获得资金呢？光靠他是不行的，那么靠我们的组织，我们这个组织保证了我们农民的盈利，保证了我们每个环节，假设猪出现了死亡保险公司要赔，假设我们猪成长得不好，那么我们饲料厂和种猪厂要管。而在利益格局里面政府是一个倡导者，是政策制定者，是支持者；而龙头企业是排头兵，是组织者；而农民朋友是参与者和主体主力军。在这个格局里面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有一定规模，有一定能力的这些农民组建一个一个猪场，形成这种规范、现代的畜牧业养殖体系，它不单单帮助农民提高了收入，而从事这种规模养猪农民的收入远远高过他们外出务工，更远远高过他们原来传统的种植业。在这里面我们金融担保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所谓金融担保就是说，我们龙头企业拿出一部分钱出来，政府出一部分钱出来，成立一个养猪担保公司，这个养猪担保公司给合格的，签订了协议的，有一定条件的农民提供担保，有了担保再向银行贷款，银行同意这样做，因为银行也有帮助农业产业发展的义务和责任，而他们也在苦苦寻找这样的格局，而我们这个格局是比较成熟的，已经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检验，所以说银行认同给贷款，农民有积极性，因为他能赚钱，能够规模的发展，企业也能持续成长和发展，政府当然大力支持，保险也愿意参与进去，而大专院校他们科技研究也有了对口支援的对象。我觉得这种社会资源重新再造和发展，我觉得这就是现代农业。
我们在全国各地都在做这样的事，在河北的宽城大规模搞这样的尝试，在四川的乐山，在四川的紫阳、在四川的江油、在湖南、在河南、在山东，我们在全国各地不断地做这样的尝试，我们已经成立起十几个农村金融担保公司，已经组建了几十个农村养猪、养鸡合作社，我们已经与数以万计农民朋友联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一条走现代农业的康庄大道，得到社会的认同，也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因为我们这样规模生产以后成本降下来，而且我们这样从种源到饲料到产品能够追踪，更加绿色、更加环保，城市人更加接受，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思路我们正在践行着，这可能是未来我们五年，十年奋斗的目标。
主持人：刘总从开始创业一直到现在，二三十年都是中国财经界的长青树，中间涉及过金融行业和地产行业，现在要回顾农产业了吗？
刘永好：新希望集团一直是做农产业的企业，谁不知道原来是鹌鹑大王、养鸡大王、养猪大王，后来变成饲料大王。
主持人：你在金融方面，还有其他方面做得也很不错？
刘永好：相当长时间我们做农产业感觉到很悲壮，所谓悲壮是什么呢？跟我们一块做农业的企业绝大多数倒闭了，曾几何时台湾养猪养得很好，台湾政府限制养猪，因为环保的原因，大量台湾养猪的农民到福建、沿海养猪，结果十年下来几乎全部都亏损，夹着尾巴逃跑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政策不太支持这种规模的养殖，因为当时养猪、养鸡定价权在两亿农民手里，而他们养猪、养鸡、不算猪舍、鸡舍的成本，不算饲料的成本，连小猪小鸡都自己孵的，自己养的，这样不计成本的一个体系和你规模养殖什么要计成本的体系竞争，你竞争得过吗？当然产品少的时候，价格高可以赚钱，但很多时候产品多，这些不计成本的农民他不算的，你规模养殖根本不可能。现在不一样，大量农户到城里面去，生产小农经济这种格局逐步弱化了，另一方面很多农村的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他们加大了肉蛋奶的需求，这对我们规模的现代养殖业带来了契机。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当初之所以转投金融行业或其他行业，也是在农村农业的发展遇到很大问题，在压力之下的转型是吗？
刘永好：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前七八年非常好，但后期十多年农村经济增长很慢，农民收入增长慢，农业生产体系一直没有很大的发展，对我们农产业企业压力非常非常大，这个时候你不单单不赚钱，压力很大，自然风险、疾病的风险，市场的风险、政策的风险、多重风险下，绝大多数规模的养殖企业从事农业企业都倒闭或者改行了。
主持人：新希望为什么能活下来？
刘永好，：而这个时候我们坚持做农业，但是我们说我们要坚持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怎么办呢？我们适当投一些金融和地产，用金融和地产那几年收益特别好，来回补和帮助我们的农产业，就像国家提出的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业，我们就是金融支持养殖业，我们的房地产的收益来帮助我们的畜牧业的发展，我觉得我们这个政策看来对了。现在国家更加重视农产业，农产业发展新的格局，新的机会到来了，而我们把主要精力进一步放在农产业我觉得对的，我提出打造世界级农牧企业的宏大目标，而在这目标体系下，我们领导千千万万的农民和其他企业向这目标前进，我看结果是非常理想的。去年一年我们在这个大目标、大格局的前提下，我们的销售增长了净增超过120亿，今年在大目标、大格局情况下我们销售增量超过150亿，今年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这个体系不但是我们，我们联合了千千万万的农民，我们也联合了很多这些龙头农业类企业，今年就仅我们体系内，我们自己算销售额就要超过450亿，所以说应该是发展的好机会。当然我们带动农民的收入增长更加多。
所以我们说做金融也好，做房地产也好，或者我们叫做曲线救国，我们目标是农业产，但是为了农产业的发展可持续，我们有抗风险的能力，我们也投了金融，我们现在仍然有金融的投资，仍然有地产的投资，但是我们在农业的投资和农业的产值收入和人员占到我们整个集团90%以上，我们是以农业为主的企业，这一点毫不动摇。
主持人：刚才说了这么多成绩，想跟您谈一谈困难，在这30年一路走来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包括当时觉得多不去的坎有没有？
刘永好：这方面太多了，当初下海初期由于政策不配套，从开始的允不允许还在争论，是不是把你抓起来还不确定，在那个情况下所受的压力是特别大的。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曾经想到了是不是跑新疆，是不是跳闽江，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就说这个过程确实特别难的。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农产业发展比较慢，而这个时候我们很彷徨，我们说我们在农产业这样做，我们的投资回报率还不到1%，相当长时间还不到1%，还赶不上利息，而人家做房地产，做其他金融的投资回报率20%、30%、40%，所以人家说你们傻，你们怎么老去做农业，假如把你们的资金、实力拿去做地产的话，那现在不知道有多少钱了。我们还是在想，既然我们已经在农业这个领域耕耘了，我们热爱耕耘，而我们有几万员工，这些员工都是做农业的，他们只会做农业，他们不会做其他的，同时国家有这个需求，当然我们相信农产业和肉蛋奶一定有广阔的市场，我们坚信总有一天春天会来的，我们终于盼来了农产业发展的春天，所以我们还是走对了，坚持对了。
主持人：管理的方面，我看很多媒体报道您的时候都提到刘永好兄弟几个分家的状况，在民营企业从最初诞生到后来一步步发展过程当中，分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之后是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那在企业越来越走向现代化化正规企业上面你有什么心得？
刘永好：我们在民营企业界也出过很多风头，第一我们下海很早，当时四个大学生齐刷刷的一块都下海创业，这是很多媒体报道的，算是风头之一。我们在创业过程中取得一定成就，拿到第一个一千万的时候是很早的。
主持人：一九八几年？
刘永好：我们创业6年以后就有一千万了，88年吧，我们那时候挣到第一个一千万的时候社会也很羡慕，媒体有很多的报道，那个时候也出了很多风头。
主持人：而且都是归你们自己？
刘永好：是的，我买了中国私营企业第一辆轿车，84年的时候我买了第一辆中国私营企业崭新的轿车，那是拉达轿车，苏联的。
主持人：那车多少钱一辆？
刘永好：我记得很清楚，那轿车买了28800块，买这汽车非常难，我们搞饲料、搞养殖、搞孵化到市场，交通不方便，公共汽车也不多，我看到有车了特别高兴，因为我同学是机械厅专门负责卖车的，我说我想买一个，他说你有钱吗？我说有啊，他说那么多钱你有啊，我说两万多块钱对我们说是小事情，问题是你有钱不行，这是计划供应的，我说怎么计划？他说全省才分20辆车，你要买的话必须有省长的签字，我说天啊省长签字买车，这可能吗？恰好天助我，我们四川省长带队到我们公司考察，我就给他说，他表扬我们做得好。我说省长我们需要一个车，现在我们到处走很不方便，他说什么车？我说省上有20辆拉达车，供销公司同志说必须省长签字才行，我们有需要，他说你们真有需要吗？我说有，他说你们有钱买吗？我说我们凑凑吧。
主持人：那时候已经有一千万了吗？
刘永好：没有一千万。
主持人：但有几百万，买个车小事。
刘永好：对，他说你写一个报告，我写个报告交给他，居然他给我批了，拿到省长大人的批示，我买到了全省私营企业第一辆车，也可能是全国私营企业第一辆车。那个时候我也是全国私营企业最早考上驾照的，我开着我自己的车，先是请一个司机然后自己开，好威风，好不得了，那个时候媒体也做了报道，好像又风光了一阵。
94年的时候，我们全国私营企业评比，国家工商局评了中国私营企业五百强，把我们评到第一位，我那时候做了很多报道，当然也戴上大红花风光了一阵。当然我们的行业开始从成都走向全国，我们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集团，当时我们提出要组建集团公司，因为我们在四川建了好几家工厂，在外地去建，我们集团的管理应该组建集团，我们跟县上打报告，县上说私营企业组建集团没听过，你们到市里面报告；我们到市工商局去，市工商局说这个事太大，你们到省里面；我们又报告省里面，省里面说这事太大你们到国家工商局，我们拿着报告和省工商局的推荐到国家工商局，国家工商局说私营企业的发展现在已经提上议程了，像你们这样油需求的私营企业我们要认真研究一下。大概过了半年时间，居然通知我们行了，我们就成为中国私营企业第一家集团化公司，这方面媒体做了报道，应该说也风光了一阵子。
94年的时候，我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我一块担任政协委员的有十几个民营企业，那时候也风光一阵子。我在人民大会堂，在两会期间做一个报告叫《私营企业有希望》，一个私营老板站在人民大会堂，当着几千个政协委员和国家的领导，和世界的媒体，讲私营企业有希望这样的经历我非常感慨，这样的情景经常在我头脑里面历历在目，我觉得是国家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使得我们这样搞养殖的，养猪养鹌鹑这样的专业户、农民，能够在国家的讲台上发言，我觉得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事。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报告，从94年以后几乎每年政协我都去参加，每年政协都有很多媒体做采访，几乎每次两会都出了一些风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也感觉到，我记得94年那年，禹作敏先生也是我们政协委员，他在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他问我，他说刘先生我请教你一个问题，我在大邱庄办得样样办得好，我出去也办了一些总办不好，是为什么呢？我说禹先生你在大邱庄办得很大，办得很了不起，我很敬佩你，不过在外地去办的话，可不像大邱庄那样，因为在大邱庄里面天时、地利、人和都对你有利，换一个地方你不能按照在大邱庄那套做法去运作了，你按原有的模式、方式去做比较困难一点。而我们在夹缝中成长，我们在比较困难的境地下求发展练就了一身脚踏实地做事，勤奋拼搏的本领，所以说在各个地方都还是比较适应的，禹先生说也是。我就觉得我们确实出过不少的风头，刚才讲到我是第一个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改革开放以后。
当年选举一个企业家做工商联的副主席，有人说工商联的副主席是副部级，把我给吓了一大跳，我们这些养鹌鹑养猪的怎么到国家大的机关里面做副部级干部，但实际上它不是部级，它是社会一个组织，但是当时在定义的时候他可以享受某方面的待遇，我们家兄弟也说怎么去当上副主席了。确实我感觉到这是对私营企业的肯定和认同，这时候我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压力特别大了，又很重，我是全国政协委员，一做就是四届了。然后我又做工商联副主席，一做就做两届十年；同时我又成为全国政协常委又是十年，我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到现在为止也只有一个民营企业家，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社会、政协、政府给了我很多的荣誉，也给了很多的期望，同时那么多年来我也得到很多的荣誉，像什么中国十大扶贫状元，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美国商业周刊的亚洲之星，去年我还被评为世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安永集团评为安永全球杰出企业家等等，确实得到的荣誉非常多。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压力非常大，我总觉得这些荣誉也好，鲜花也好，名誉也好会不会把我淹没掉，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怎么样在这样金钱、荣誉、鲜花下保持清醒的头脑，立于不败之地，静下心来做事，我们事民营企业家把自己事做好是最根本的。所以这几年我们在企业的管理上，在企业发展上，在企业的经营上花了很大的工夫，一定要牢牢记住我就是中国一个普通的公民，和中国普普通通的民营企业家，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特征不要错位了，所以说我们脚踏实地把我们企业做好。而我们企业要做好，要做大，除了我们自身勤奋努力外，更重要要跟国际接轨，我们制订了一个叫阳光、规范、正向一个原则，我们要经得起检验，在社会进步的格局下，我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规范去运作。同时我们自己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要不断地学习，所以最近几年我在学习上花了很多工夫，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学习自己也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