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做企业社会责任(2)

　　庞升东：最容易犯忌就是不渐进，所谓要渐进，就是一步一步地做。

　　何育萍：我觉得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时候，最要忌讳的，一个是以钱买业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隐瞒真相，伤害消费者。比如说吧，为了获得某一项业务上的审批或者什么之类的，不是说直接送钱，而是跟你搞一个什么合作，搞一个捐赠什么的。

　　何力：现在呢，很多企业在非灾难的时期给政府捐款，实际上这是一种高级的钱权交易，捐出去可能是100万元，换来的，政府给他的政策可能价值是1000万元。

　　蒋惟明：不能说一个企业捐钱越多就是一个好企业，社会公益只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假设我捐了几百万，几千万，但是我的环保一塌糊涂，对员工的安全也根本不关注，那又怎么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负责任的企业呢？

　　孙为民：弄虚作假是忌讳的，苛求回报也是，还有就是过度的渲染。

　　比如说有些企业号称是捐了多少，或者号称做了什么什么事，结果它可能拿一些东西抵了，或者是拿了钱买了关联的什么利益了等等，这对社会伤害是很大的。

　　陈琦伟：最忌讳的是急功近利，不能把尽的一份社会责任，马上拿来博取社会赞赏的掌声，或者眼球注意力。

　　康晓光：最忌讳的是弄虚作假，比如说吧，某个基金会，它设了一个治疗艾滋病的基金，说是某企业捐了1000万元，实际上，这个1000万元还在他的账上。每年只把增值的2%捐出来。社会只用了20万元，但是社会认定你捐了1000万。

　　徐永光：这不是企业，甚至作为一种制度，政府也支持，舆论也报道。我曾和胡润说，你这个排行榜都看发票了吗，他说没有。不能一个新闻报道你就算了。

　　主持人：以后咱们捐款就别弄个假支票在那晃荡晃荡。这边拿一个合同，这边拿一个发票。发票还是税务局验证的发票。

　　下面我们来谈谈社会企业责任在管理机制上有什么特别称道的参照模式，或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的东西。

　　孙为民：关于社会责任，我们苏宁有一套管理机制。我们的公益活动可以说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企业有一个全员的社工。每年，每个人拿出自己一天的时间，一天的收入，来做这些个公益事情的事件，是在计划着去做，已经是日常化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公司也有一个基本的预算，每年有基本的一个额度。一般是在五六百万元的水平，这是在常态情况下。第三个层面就是危机性的东西，危机性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比常态做的多得多，这个完全是一个突发性的。

　　徐永光：做公益应该还是由专业机构来做，实际上一个就是企业自己办基金会，还有一个，就是把捐款给专业机构来做，专业机构可以根据你的捐赠的方向来落实。这是一种较好的机制。

　　何育萍：说到捐助，我们是通过礼来基金会来捐的，那么礼来基金会它的资金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根据公司前三年的税前收入，公司给他一笔钱，这个资金是由礼来基金会来管理，但并不是说礼来基金会想怎么捐就怎么捐。它每捐一笔款都需要跟受赠方签一个合同，在这个合同中要详细地规定，你这个钱的用途，准备怎么用。我们捐赠出去以后，还要求这个钱最后用到哪里，最终要个很清晰的渠道，我们要看得很清楚，而且这个是要经过我们公司的法律部门来审批的，法律部门不批，这个钱捐不出去。

　　礼来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的机构，是一个全球的礼来基金会。然后各个国家要用可以向它申请。我们需要捐款我们就向它去申请，比如说这次抗震救灾的捐款就按这套机制运行。

　　如果说我们这边提出来，比如说与中国青年基金会或者说青少年基金会合作，那它要对这个青少年基金会进行审核，我们要给它提供所有的材料，而且通常来说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基金会如果说有政府背景的话，那要经过更严格的审核。

　　其实我们公司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红皮书，我们有一个叫合规部门负责这个事务。这个红皮书呢，企业基本上所有员工都知道的，这是对企业的商业行为的一个规范，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社会责任表现得比较突出的地方。

　　而且我们自己内部有一个这样的部门，专门来管这个规范，这个规范是一本书，里面有严格的规定，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有约束员工的行为，也有约束企业的行为。

　　1968年成立礼来基金会以来，就一直跟世界健康基金会和美慈基金会这两家做，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跟这两家的合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这次在对四川地震捐款当中，又采用了这种方式。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媒体上没有宣传，反而就是被误伤了。真的是误伤，因为单我们员工的捐款就100多万元。

　　何力：中国的文化特点是讲伦理精神的，所以，一个企业在商业伙伴之间、企业和自己的员工之间，都应该建立一种像朋友乃至像亲人一样的伦理关系，如果这种伦理精神得到了提升，我觉得它其实比那些制度和规划对企业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