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要在主流思想方面发扬中国优秀文化

　　新浪财经讯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演讲实录。

　　茅于轼：各位来宾，谢谢大家光临！

　　我下面要谈一谈30年改革的回顾，30年差不多是一个人的半辈子，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认为看这一段时间要看得全面一点，从历史的眼光来回顾它，也就是说，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阶段来看这30年。什么阶段呢？我们也可以从解放开始，那就是60年，或者从民国开始，那就是100年。我觉得更恰当的一个坐标是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因为那个转折点是标志着中国认识到自己落后，开始要向外国学习，追求现代化，那一段时间，1840年到现在，160多年了，我有幸亲眼看到了这个后头的一半。这个160年是非常曲折的一个过程，首先我们承不承认中国是落后的？承认中国落后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因为从来都以为中国是天下第一的，后来发现我们打不过英国人，发现外国人有很精良的技术。承认自己落后很痛苦，很勉强，经过反复的斗争，大家看历史知道，清朝的这些大官，他不认为中国不行了，要承认中国不行，要向外国学习，这可费了大劲了！斗争是非常剧烈的，承认向外国学习。

　　第二个问题下来，学哪一个国家？在座的诸位可能不知道，在清末明初的时候，中国的主要学习榜样是谁？是日本。有它的原因，因为日本接受现代化的思想比较早，而且他们离中国很近，现在大家到美国去十几个小时就到了，那个时候到美国去坐船要坐两个月，到日本去两天就到了，所以不管在政治上、经济上，我们的目标是对着日本的，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着日本的帮助，孙中山一碰到事，就跑到日本去，黄兴也是，我们学的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名词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所以清末明初的时候主要学日本，后来大家知道胡适之提倡向欧美学习，可是这段时间并不长 ，等到解放之后就学了苏联，大家知道，政治上学苏联的一党专政，经济上学苏联的计划经济，大家知道这个榜样学错了，最后苏联自己也垮台了，最后我们学习谁？苏联自己改革了，过不下去了，那个时候中国经过了文革之后，开始要寻找一条路，华国峰上台以后，头一个学罗马尼亚，第二个学南斯拉夫，我们不向西方学习，因为西方是帝国主义要走向死亡的，我们是它的掘墓人，怎么还会向它学习呢？就拿社会主义阵营里面搞得好一点的，比如说东德、捷克，我们都觉得它太西方化，等到真的改革开放以后，向谁学？慢慢的大家认为需要向西方学习。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什么意思呢？就是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是个很顺利的过程，很复杂的过程，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解决问题。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改革所有的毛病都是向西方学来的，当然这个话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看向西方学习所得和所失来比较，我认为所得大大的超过了所失。那我们的技术毫无疑问全都是学的西方的，这个大家没什么好说。那么在经济上，在制度上，我们有多少学的西方呢？可以说成功的方面都是从西方来的。人们代表大会这是学西方的。秦始皇、西太后不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宪法是“进口”的，环境保护是“进口”的，不是我们国家搞出来的。股票市场、证监会都是“进口”的，银行这也是“进口”的，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方便，节省了很多的时间，节省了学习的成本，我们一步就跨上去了，这叫做后发优势。当然我们要说学习方也有很多的毛病，西方克服了的毛病我们没有克服，我们比它犯的更多，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的是怎么在主流的思想方面发扬我们自己中国的优秀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再简单的说一说，就是过去100多年，国际形势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冷战以后，它的变化是什么特点？就是国家安全的问题越来越小了，在民国的时候，满清的末年，大家知道中国人最大的任务是救亡。什么叫救亡？就是不要做亡国奴，这些列强入侵了我们，所以救亡的任务超过了一切，什么民主、建设、经济都不在话下，最要紧的是救亡。但是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我感觉整个的国际环境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更多的国家由老百姓来作主了，而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是没有仇恨的，中国人跟美国、日本的老百姓有什么仇恨呀？国家之间的矛盾都是制造出来的，不是老百姓形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国家的安全，我觉得现在不能说完全没有问题吧！问题跟50年、100年以前相比，现在不是大问题了，这个环境变化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远远没有认识到这个环境变化对我们日常生活有多重要，由于时间关系，我已经讲了10分钟了，不能再讲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