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需要调控政策

　　梁洪昀：救市不应该针对市场点位，而是应该在必要时候针对整个的金融体系或市场体系做出的，美联储的种种“救市”措施就是在针对整个美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另外，西方国家对于市场干预确实是有双重标准的，这个倒不必讳言。同样是出手干预这个市场，对美联储近期的行动，西方舆论还是以正面评价为主。但是当初香港在维系联系汇率制的时候，西方就认为这是对自由市场的干预，这两件事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金融监管当局在当时的情形下需要做的。

　　继续说中国的市场，我觉得如果谈到救市的话，可以说得很大也可以说得很小。很小，就是现在的股指是不是应该把它稳住或者说抬上去；很大，就是怎样使得投资者对市场建立长期的信心。我们看到过去两年的暴涨换来的是半年的暴跌，我们要不要以这种一时的欢乐为代价，换来未来更大的痛苦？这个我觉得才是是更值得讨论的。如果救市是就这个角度而言的，那我是百分之百赞成。

　　霍德明：香港政府在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有救市行动，但绝对不是因为股指跌的太惨了，老百姓损失太多了，而是因为有外面热钱冲击的原因。

　　这次股市的下跌根本还没有到救市的阶段，它的财富的减少被夸大了。股票被套，你不卖就得了。如果每一个股民都能够很理智地看待股市涨跌的问题，股市会往健康的地方发展。

　　现在制度方面的改善肯定是最重要的，而制度的改善不仅在股指涨到6000点时要谈，股指跌到1000点时也要谈，随时都要谈。而我们制度面的改善包括很多东西，不仅仅是印花税的问题，不希望这个政策的工具变成是一个被操纵的对象。

　　陈道富：对于股市，政府救还是不救，我觉得取决于对这次股市下跌的判断。第一，股指到五六千点的时候，好多人都忐忑不安，股市是不是高了？这次股市下跌，初期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回归；到了后来，世界和国内的宏观经济出现了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上市公司的业绩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再加上现在大家对调控政策的效果还看不清楚，存在分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股市下跌，有合理的成份。第二，存在一些助涨助跌的制度上的缺陷。股市下跌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某些制度加剧了暴涨暴跌。如“，大小非”解禁股的流通变现制度，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制度，封闭式基金的强制分红，还有私募基金中存在的一些止损操作等。这些制度、机制，有些是合理的，一般情况下会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但在股价发生大幅波动时，转化为助涨助跌机制，就不尽合理。对这些不合理的制度、机制，政府确实有必要修改，或者说应尽快完善。现在能做的，最好现在就做。

　　梁洪昀：一定要给投资者建立一个长期的信心，长期的信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但是做总比不做要好，比如说制度建设。我也赞同采取增量的方式，用质量好的上市公司把质量不好的上市公司挤出，像成熟市场一样，让好公司越来越多，不好的公司逐渐消亡。

　　梁洪昀：今年一季度的时候，IPO的规模大概还有四五百亿，但我们可以发现，一季度的最后一只新股的发行是3月5日，之后一直到4月初，在暴跌过程中，新股发行停顿了一个多月。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股市的融资功能慢慢会丧失掉。这对于市场来讲是有害的。如果说救市，需要拯救的是整个市场未来的发展前景，而不是指数的点位。我坚信从长期看6000点绝对不会是A股历史的最高位。A股在过去的十几年经历了很多轮的牛市熊市的暴涨暴跌，但是不可否认，这一轮股市的上涨是和宏观经济结合最紧密的一轮，虽然有泡沫的成份在里面。从大趋势上来看，股市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怎么样保持好这种势头，怎么样加快这种势头，怎么样给投资者建立起长期的信心，这个其实是救市问题的一个核心所在。减印花税等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虽然从各国市场发展趋势上讲，这个是很必要的。我们更应该着眼于一些战略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