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宏观形势：民营企业的应对之道实录(3)

　　主持人(徐浩然)：我都不用主持了，你们回应吧。

　　袁钢明：他们说的宏观调控，但是我想说现在温总理在两会报告中有一句话，我非常的注意。他说“我们再也不搞急刹车了”，以前搞过。他说的这句话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搞了，前几年开这个会我印象非常的深，比如说2004年的民营企业的钢铁企业，急刹车，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搞了。

　　吕建明：温总理可能想不搞了，但是我国的体制是上有所耗下毕剩焉我们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他们在揣摩这个意识解决他们的决策，所以很难说不搞了。

　　主持人(徐浩然)：现在变了，不是国家不搞急刹车，现在是民营企业自己急刹车。

　　袁钢明：有这种可能性，我刚才说的钢铁、水泥过去是百分之百的投资，现在饱和了，让他们去投也不投了，是根据市场的变化来的。

　　主持人(徐浩然)：下面请阮总讲两句。

　　阮小明：民营企业大部分是资产能力强。

　　保育钧：民营企业占10%商贸占60%以上。

　　主持人(徐浩然)：有的是混合的，比如说大中化有商贸。

　　阮小明：民营企业资产来讲，大部分是白手起家的，我是94年创业起家的。学术方面的事情让保会长他们研究，作为企业家更多的考虑到自己的作为企业家，我想更多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利益怎么利，因为福利机构的调动福利机构的企业，大家都知道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现在农村的老头、老太太都知道WTO了，其实他们不知道什么是WTO。民营企业要清醒要知道自己今后的路怎么走，今后市场一体化也好，不要去管它，我做我的别人做别人的。竞争到了一定的时候，都涉及到整合，大的背景最大，小的背景最大，得看谁做的最精。

　　主持人(徐浩然)：你们做的工业缝纫机，有没有做到市场第一名。

　　阮小明：没有。

　　主持人(徐浩然)：有没有像黄总这样，从房地产拓展到商贸旅游。

　　阮小明：要拓展的话我们要投资很多，五星级酒店我们都有，但是我们都是和专业的人士搞合作的，独资不控股。主业当初这个品牌，我用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做商标的，我们的品牌也是吸取了很多的经验。也深知自己的企业做的来之不易，我们的品牌能不能持续经营下去，谁到最后谁笑到最后。从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说很重要。

　　主持人(徐浩然)：浙商很重要，台上一位浙商，两位粤商，我是苏商。投资不入股，很多的企业输就输在经营多元化，房地产厉害了就以为做什么都挣钱。比如说生产洗衣粉，我再生产矿泉水，喝的水都觉得有洗衣粉的味道。

　　请问保会长，谈民营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政策究竟是对企业越来越有利还是不利的因素在增加？

　　保育钧：从党和国家的政策来讲是逐步的放宽的，各个地方的发展极不平衡，总体来说民营经济碰到的困难很大。第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层次低；第二产生的结构不合理，联合起来的少。第三内部的人才结构不合理，需要民营企业自身改变不了环境，改变自己。还需要努力改变环境。今天上午厉以宁教授讲了很重要的一条，新的社会阶层已经登上了政治的舞台，民营企业投资者1300多万人，占人口的1%，这些人有资本，会经营，懂管理，对民主、法制的苛求比任何人都强，新的社会阶层需要通过合法的渠道。我们不要被动的上面讲什么就接受什么。新的社会阶层就要通过合法的渠道参与和引导政府的决策，这是很重要的。我要大声呼吁的是，我们不要被动的接受，要参与、影响、决策，这是最大的社会责任。怎么应对决策，第一是改变自己，第二是影响和改变环境。怎么影响？不是闹革命，而是有序的政治参与，各种组织、行业协会、商会，通过影响政府决策权，跟政府部门沟通。今天上午我参加了一半会议，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找了十个省的筹建乡镇银行的专家，他们影响决策，现在银行民营企业办不了银行，他们就在想解决方案，影响决策。银监会跟人总行取得沟通，所以既要改变自己，又要想办法改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环境。

　　袁钢明：上台之前保会长跟我说悄悄话，环境改变不了，我们可以改变人。上来就变了，环境也可以改变。开玩笑，的确说到困难一面的时候，很多的东西没有改变，按照我们的标准和理想差的太远，根本改变不了，我们很悲观。现在这个亮光越来越大，刚才说的你们想把银行的制度都改变了，那可真不得了。我自己觉得这些年民营企业改变了宏观调控，以前国家安排的生产什么，什么产业应该谁干，谁不能干，几年前还应该是这样，钢铁只能谁干，只能一亿、两亿，超过1.5亿就过热了，最后超过五亿吨了，都是国家宏观调控部门越干认为是过头，过剩，最后这些民营企业越干越大，现在几个民营企业最早达到或者比较早的达到了上千万，像沙钢，东方钢铁厂，还有更多，已经超越了国家几十年投资的，更不要说机床业、机车业，现在不说产业过剩了，还是自己民营企业在这过程中调整。现在的宏观调控越来越多的是市场行为，或者我们所说的市场资源配置。现在民营经济的力量越来越大，正在改变我们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

　　黄世再：民营企业在发展中，我们大中华公司已经28年了。现在宏观调控回来了，很多的企业要做大做强，有些民营企业为什么讲到，小小的企业开始做的时候，年挣五百万，没有赚钱，亏本了。这五百万躲起来了，如果现在国家对今年关键的创业版及帮助民营企业加快，如果政府说公司若挣五百万就交国家税收一百万，如果有些人说我国宏观调控对企业劳动法找回头路，这是错误的。我国现在是帮助民营企业加快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我们了，民营经济需要老百姓。国家、企业家、家庭，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发展我们的国家。中国的发展过程，再过30年，如果要在世界排第一，就是要我们做大事。民营企业为什么没有走出去，走到哪个国家，会不会回来？民营企业现在是国际化管理比不上人家，大中华现在也知道这条了， 我们也找到国际化的时候，也知道碰到问题了。这个合同写好了，老板签好字了，官司就来了。民营企业关键是要努力的学习，如果中共中央党校培养民营企业洗脑，我们也会聪明一点，希望我们再学习。

　　主持人(徐浩然)：黄主席说这个话是因为他自己到中央党校学习过，被改造过。所以他说的话比中央党校的教授还要正统。我听过你很多年前说话就不是这样，以前买房都是买二手房，买烂尾楼，融资也难，怎么现在进了中央党校180度转变了呢。

　　黄世再：企业要做大，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我们最近在大理沙漠里治沙，你一定没有这个责任，诚信也好，在房地产公司的时候，我在做房地产一直考虑民生的问题，房价问题、地价问题，房价高是市场经济，土地拍卖，明明政府的土地是一千万，一拍就是拍了三个亿，政府拿了大头走了，这样房价就高了。做房地产公司比任何的企业都痛苦，因为一个城市特别是深圳，都说是我带头，88年、89年就大力的开展房地产公司，市场价卖给老百姓。到2006年按平价卖给大学生，到最近压价卖给老百姓。这就和谐了，你赚这么多钱干什么。你要记住我的民营企业是服务社会，你挣那么多钱带不走，你要服务这个社会，不是在党校学校了。民营企业是要为了社会。

　　主持人(徐浩然)：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中很重要的是对房地产的调控，调控最惨的是深圳，深圳的房价压了20%。是被迫的压价还是给大学生让利。

　　黄世再：大中华加油广场是在市民中心最大的，企业一定要承载社会的压力，做到一定的程度，外企到我那儿办公了，我们有酒店。但是为什么我有这个计划，由于我们要在5月1日这天钱要送出去，帮助贫困的人。你的企业富起来了，忘记贫困地区的人，这个企业是不诚信的。地产压价不是压价，也有赚钱，没有赚钱谁去做。在提价的时候都是国有上市公司大力的提价，一炒就炒到五六万，我们都是一两万。刚才讲到租金的问题，一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我经常讲良心定做，土地储备可以发展保持我们公司，我现在没有压力，每天都有钱收。我们最近建立了一批听我们的民生有关系卖给你。先一段时间有中央电视台采访我，宏观调控对你们有没有关系？我说没有关系。就是要洗牌，要把一批没有实力的人洗掉。对社会有责任的人留住，我们最近在地产的方面，黑心赚这么多钱干什么，你在捣乱社会。国家控制把深圳的房价不卖给香港人了，直到我们企业家依靠政府，以前是香港人跑来深圳买房子，现在是深圳人跑到香港卖房子，一平方米六万。深圳的钱流到香港去，以前是深圳的钱流到深圳。我希望今年的价应该可以买房子。

　　主持人(徐浩然)：大家听到没有，今年可以买房子。黄主席说了半天宏观调控调控的是黑心的商人。

　　袁钢明：我越来越发现我能和黄总说到一起，他不是在中央党校学的，他是自发的。他是站在民的立场上，不是站在国的立场上。他谈的是民生，民营企业以前总是站在没有地位的立场上，他不是站在很高利润、很高权利的地位，可以拿很高的地价，他受到了社会的压力，不是说挣钱挣的太多了。还有包括我们所说的其他的良心的压力，市场竞争的压力，所以自动的合理的调整。我觉得不是中央党校教育的。

　　主持人(徐浩然)：谢谢袁教授精彩的点评。深圳都出这样的企业家，他叫王石，他没有拿过一分钱腐败的地。做企业做到一定境界都是以民为本，这也是国家政策的体现。同样做房地产，我想问吕总，您这个房地产最近在浙江卖的怎么样？

　　吕建明：我们对自己公司的调控三年前就开始了，今年没有大量的销售，销售在前几年就完成了。而且前几年做的上市公司，中国第一个医疗上市公司，第一个上市公司是600763元，我们对整个公司都做调控。

　　主持人(徐浩然)：现在房地产的阶段主业已经专业到做医疗？

　　吕建明：没有转型，我们觉得现在是房地产发展很好的机会，说到房地产我再简单的说两句，大家看到的是房价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企业对自己房价的调控的能力是很差的，再调也不会调到没有利润。但是现在土地经过公开的出让以后，也许用低的价格来卖掉这也做不到。因为这个市场上没有土地供应，所以你是做不到的。民营企业，很大的问题还是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总之是一个大的环境的问题，因为房价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有意义的。对于用几十万买一个平方的人和三千块钱买一个平方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总是把消费者看成是一样的，国家也把人民看成是一样的，事实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前几年美国和英国房价涨的很高，西雅图曾经是全世界房价涨的最高的城市，总有一个地区房价是不涨的，但是我们谈到房价，深圳是全部都涨的，没有一个地方有低房价的地方。这个根源第一个在政府拍地，还不是根源，根本的根源是我们不谈论差别，就像看今天的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是一样的。我们国家没有把我们的居民看成是一样的。前几年三个代表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做过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我觉得这个开始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到后来中销声匿迹了，也没有这个了。但后来毛泽东也做过这个分析，但是我们今天是没有的。事实上，要承认一个贫富的差距，要承认我们的城市有一个很大的基数，是买起房子的人，也说我们相对要有一个贫民区的。这个并不是拉动自发的一个很混乱的自然环境非常差的贫民区，而是一个配套齐全的贫民区。当你有钱的时候是不愿意也不敢也没脸做这个。所以不会涨，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承认差别的话，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如果不承认差别的话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主持人(徐浩然)：要承认差别，建立贫民区。

　　黄世再：实际房价涨高都是政府的责任，以及深圳，这块地楼面价是8500元，你投一万上去，地价是一万，加上成本是六千，利息算起来是两万，这个是深圳，为什么深圳的地价会产生那么高呢？深圳的投资，道路、配套设施投资下去，深圳的房价低于香港，深圳的居住比香港好，这是两个差异。我在汕头每平方米是3400元，地价是两三百元，房价是一千八，地价不要钱。两个地方对比，我们的第一是政府地价拿太高了，第二地价压低，老百姓都到北京。市场经济没有改变思想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