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的困难比一般国家的困难还大一点

　　2008年4月22日，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和国际气候组织主办的“中国绿色公司年会”在北京威斯汀酒店召开，新浪网独家图文直播此次大会。以下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周其仁演讲。

　　周其仁：谢谢，排放、污染环境，在经济学上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人的行为的收益归他自己，成本由别人分担。我自己为例，我今天坐汽车到这里来的，坐汽车很舒适，准时可以到达，但有很多成本是别人在负担，车排放的尾气是我付给出租车里没有包含在内的。这种行为，如果收益归一个主体，代价让别人分担，在经济上可以做一个推论，这个行为会放大，对这种享受的需求会增加，会不受成本的约束。一个人、两个人没有关系，烧一吨煤、一辆汽车业没关系，多了加在一起就不得了。

　　有一个关于全球气侯演变的回顾，在工业革命的时候，1750到1850，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总量是280PPM。当前吴院长讲了是400左右，甚至可能还高一点，是430PPM。到2035，按这个排放速度，这个排放量还会增加。平均气温升了0.5到1度，这不得得了了，如果看全球经济预测，我们记得金砖四国的寓言，2035年中国变成全球最大经济体，如果最大，全球气温上升5度，这可不是好日子，那时候谁最大谁的压力就最大。所以这件事情上，是不能含糊的，但是这个问题懂得它的性质和解决他是完全两件事情，是非常难解决的。从经济学角度看有两个难点。

　　第一排放怎么变成成本，非常难变成成本，因为变成成本就有一个价啊，污染怎么定价啊？我们知道有人买才有价。谁对污染出价，不出价有没有货币较大，就不进入成本。所以当我们坐车的时候，很多成本就交给全人类承担了。第二个困难更困难，即便我们不用市场测算出成本，很多家庭、很多公司付不出这样的代价，现在的钱投不起。如果农民不砍树就不能把坡地种粮，你说这个会破坏环境，对的。但你要停止他砍树，怎么解决他吃饭的问题。如果没有援助的机制，是没有办法突破环境破坏的螺旋的，这两点都是环境问题的困难所在。

　　中国的问题比世界一般国家的问题困难还大一点，因为我们是极速的工业化过程，是大量谈排放，有朋友跟我说美国工业革命，用到的钢铁是100亿吨，中国是多少呢？30亿吨，我们人口比美国多的多，所以中国的钢别可能还要用很大的量，我观察中国的钢用量要比美国多，中国马路中间有很多铁栏杆，这些需求不满足是不行的，所以高速的经济增长、高速城镇化有很大的碳排放。

　　第二中国的定价机制还在转型之中，我们不但污染排放定价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提上日程，我们的石油、天然气的定价偏低，为什么香港车都跑到广东加油？广东的油价比香港便宜很多，为什么便宜，因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公司能承受的力量就这么大，你要冒然把成本提高，政府会觉得社会受不了，所以宁愿财政补贴两大石油公司而不提高价格。无数人都觉得油就这么便宜。

　　第三个困难就是我们长期贫穷，穷人经济学，第一个原则就是顾今天最重要，顾不了明天，所以中国人浮起来的时候观念不能马上改过来。很多人可以顾明天，但理念还是让他顾眼前。中国面对碳排放压力很大，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发展阶段经济机制还有社会普遍的理念。所以什么是解决方案呢？就需要有一些英雄、人、公司、地方，要往前走一步，要带一个头。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会议很重要，总要有人往前走一步，电价就是这么便宜，污染定价就是定不出来。我们要不要走绿色的战略，要不要参加到全球低碳行为当中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首届中国绿色公司年会我认为意义重大，当然要提醒走在前面的公司这条路不短的，而且非常长，所以我劝你们不要走太快，以后走太快没有长劲，最好是每个时期都比我们的社会水平高一点，坚持下去，刚才王石讲，争取做，会有很多好处做出来才会有人相信。持之以恒，加上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变、价格机制的改革，这样配合起来，可能是中国的走低碳总的途径。在这个途径当中，领先者非常重要，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