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前行的推动力--思想推动中国高峰论坛实录(4)

　　纪宝成，经济学出身的纪宝成提出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走向国学的重建。在一个文化失落的年代，大学改革和国学在纪宝成合二为一，他成为变革时代的文化符号。

　　林毅夫，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他就对中国的粮食问题、宏观调控、土地、农民工问题等广泛发表意见。尤其是近几年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穷人经济学等理论都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经济政策。

　　梁从诫，他用环保的力量给了这个浮躁的社会更多的反思。

　　刘小东，一直以来刘小东以真实而自然的风格表达自己无声的立场，在中国百年的油画实践中，由于传统文化的败落和艺术思想体系的政治化，中国油画始终没有走出学院派的幼稚习作或伪文人的虚情假意的离谈。但刘小东是一个例外。

　　尚福林，说的少，做的多，启动并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无疑是其任职六年的最大的功绩。作为股改的操盘手，尚福林开启了资本市场的破冰之旅，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长期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

　　唐师曾，十多年前，人们曾谈论唐师曾是作为一个凯旋归来的幸运少年。如今人们仍旧在谈论唐师曾，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个符号。

　　张立宪，真正有价值的人物往往游离在公众、媒体的视野之外，但他们非常坚硬的存在，从图书行业的表层进入本质，张立宪回归了一种手工业时代的传统，立足精细，足够虔诚。

　　宣读完毕。

　　主持人：任何力量都比不上思想的强大。它是人类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进步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群星灿烂的当今的中国，上述思想力获奖人物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当然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无数前赴后继，为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默默奉献各自力量的普通百姓们。

　　接下来有请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和全国政协委员戚发轫先生进行主题发言。

　　本次论坛已经进入到了主题发言环节，各位掌声有请。

　　戚发轫：各位先生，各位同志，各位领导，以思想力受奖者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一个是非常高兴，另外一个是非常紧张。推选我，我知道不是我个人，是我们这个行业，是我们这个团队，是我们集体，因为全国各行各业对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成绩，由于媒体界的广泛宣传，已经尽人皆知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被推到了这里，我非常高兴，我作为一个代表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紧张在哪里？因为我这五十多年来一直在搞技术工作，第一次参加思想界、媒体界的论坛，感觉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我还专门问了一下什么叫思想力。我说不清楚。所以我也不敢在这个地方讲太多的话。但是我知道大伙对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的成绩非常关心。那么我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体会到，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企业，都有它的文化，都有它的精神，都有它的思想。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不是非常强的情况下，技术水平也不是非常高的情况下，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又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步，使世界各国和各方面人物对中国都刮目相看，什么道理？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航天队伍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在我们整个工程实践当中凝聚起来的，锻造起来的。同时，这种精神又推动我们的事业，推动队伍中的全体人员不断前进和发展。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靠什么？我觉得就靠这种精神，这种思想。我们就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要建立一个创新型的社会，首先思想得解放，要有正确的思想来推动它。我五十年的体会，除了党和国家指定了非常正确的政策，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全国人民、各行各业对我们的关心关爱和理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特殊的情况，在我们这个行业确实形成了起到决定作用的精神。一个就是航天精神。这个航天精神就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这种精神推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行业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比较大的成绩。

　　中央为了宣扬这种精神，中央提出了两弹一星精神，就是导弹、原子弹和卫星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通过我们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同仁们，他们把它归纳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这种精神既是推动我们事业发展的动力，同时也要在全国宣扬这种精神，使我们在各行各业都能够贯彻发扬这种精神。

　　另外，在飞船上天之后，中央又提出了载人航天精神。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又体现了新的情况下拼搏奋斗的精神。我总觉得这种精神就是我们的思想，也就是推动我们的力量。我深深体会到由于全国媒体的关心，思想界的关心，我们归纳出来了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同时到全国宣传。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我感觉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生活五十年非常自豪。利用这个机会，要感谢全国，尤其是思想理论界和媒体界对航天事业的关心支持和理解。所以使得全国各行各业都非常关注这个事情。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由于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推动各行各业在飞速发展，经济发展了，科学技术也在发展。航天事业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1970年4月24号，中国用自己的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把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上天了，这标志着中国进入到太空。这个里程碑很重要，但是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时候我们的各方面条件还不可以。后面两个里程碑都是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都是发生在最近的五年。大家都知道2003年10月15号中国的神舟五号飞船载着杨利伟上天了，而且运行一天之后安全回落到预定地点，从落点的精度来讲是世界第一的。大家还记得第三个里程碑就是07年10月24号，用中国的运载火箭把嫦娥一号卫星送到月球轨道运行，现在还在不断地获取月球的资料。为什么这几个里程碑都出现在最近这五年？就说明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的特别快。经济基础、技术基础有很大储备，所以才能用很短的时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我们要深深感谢，不要忘记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思想力的爆发。

　　第三。大家对航天事业非常关心载人飞船的工作。我到各个地方开会大家都在问神舟七号什么时候发射，有几个人上天，有没有女同志等等问题。大家也在问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登上月球。都说明大家很关注这个事情。我同时还要说，航天还有一个领域就是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在这一点来讲，媒体的宣传还不够。真正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应该是卫星应用和卫星。这一部分真正进入千家万户了，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享受它的成果。假如现在所有的卫星停止活动了，我想我们今天就无法生活了。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以前我们中国没有通讯卫星的时候，靠微波把中央的信号传递到各个地方去，电视机也卖不出去。那个时候的信号很不好。等到我们国家拿出十个亿搞了中国卫星通讯工程，搞了长征三号运载活动，搞了东方红二号卫星，另外我们在西安建立了发射场，同时有几艘远洋测控船，同时也建立了地面站。投资的这十个亿我没有算出到底获得了多大的效益。现在我们就气象卫星、海洋卫星、资源卫星，各种各样的导航定位卫星。中国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射了八十几颗卫星。现在还有二十多颗卫星在天上工作。应该说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的发展很快。有一位报道奥运会的记者总是问火炬，说火炬对航天技术起到了多大作用。我说是，如果火炬到珠穆朗玛峰点火的话，那是高峰低温，一般的点火器点不着火。我们有火箭发动机，都是在真空里工作的，这个点火装置很好。我说这一点还不够，真正为奥运会服务的是通讯卫星，有了通讯卫星我们才能把信号送到世界各地。有了气象卫星才能很准确地预报开幕式的天气，有导航定位卫星可以把所有的活动目标的位置定的非常清楚。应该说卫星应用和应用卫星已经进入到千家万户了，每一个人都享受到。

　　中国的航天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它的重点应该是发展各种各样的应用卫星。有的人讲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地球。这一点确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这个论坛，首先感谢各行各业对航天人的理解支持和关心。大家都知道在外国要发射空间站或者发射探月活动的时候还有一部分人在游行反对。我觉得中国人对这个工作是非常支持的，这主要是靠媒体界的宣传。确实，载人和探月都为我们民族增加了凝聚力，为我们以后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的。同时，也希望宣传一下卫星和卫星应用，使其在各行各业里面能够起到更好的作用。

　　我们这个行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应该说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压力。我们总是有一个说法，不知是否符合哲学的认识，不允许失败，只能成功，成败不起。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当时大家问我做飞船总设计师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我觉得确实压力很大。从科学上来讲，科学实验要创新，就不允许失败？可能也不实事求是。所以当朱熔基总理去检查我们工作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允许你失败，但是不能死人。所以我们搞载人航天的人就是要千方百计不出事，但是出了事以后要把航天员救出来。我们在这一点上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预案。但是因为工作做得非常细致，没有失误，所以这些预案、这些备份都没有用过。我当然希望永远也不要用这些东西。这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叫零故障、零缺陷、零疑点，不容许有错。我们一个飞船有十万个元器件、八万个结点、六百台一起，几十万条计算机程序，有上百人操作，在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的发射过程中没有出现一次错误，保证它准确无误地回到预定地点。

　　今年奥运会之后的十月份，神舟七号将要发射。它将要解决空间技术、载人航天技术的重要问题，就是航天员要出舱，这一次有三个航天员参与这个工作。一个航天员在值班，两个航天员在准备出舱，一个航天员出去之后再回来。这个工作大家都很关心，现在是有计划地在进行，各方面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虽然我现在不在第一线了，是他们的顾问，现在都是年轻人在做，我相信，也有信心他们的工作比我们老一辈做得还好。

　　我就简单说到这里。谢谢各位。

　　主持人：非常感谢戚发轫先生，您和您的团队默默无闻的奉献让我们这个民族为您感到骄傲和自豪。让整个世界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刮目相看。您的满头的白发印证了两弹一星中国飞天的历程，您的谦卑和低调也印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

　　说到朱熔基总理语重心长关心航空工作者生命的零损失，我们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的挑战者号、哥伦比亚号的遇难。其实它也是代表了整个人类在挑战极限，挑战无限，挑战宇宙的过程当中付出的巨大代价。

　　接下来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先生发言。

　　主持人：纪先生在您发言之前简单的一个问题，从教育救国、教育立国的提出让我们想到了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先生，以及一代一代的教育家都在认真思考的教育救国，您的白发是否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教育改革的不易？

　　纪宝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些想象力的。但是我从来没想到我会被评为思想力人物，会有思想力人这样一个头衔。本身就好像很有创意。

　　一开始我们的同事告诉我，说网上正在评选思想力人物，你是候选人之一。我当时说什么叫思想力人物？然后我看了《中国经营报》的有关报道，也问了一些同志。当时我就想，可能思想力人物就是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并且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能够推动事业向前发展，这样的人物可能就叫思想力人物。

　　当然不知道思想力人物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但是大概的意思好像是这样。文章中写的是在实践当中思想，在思想当中实践，肯定是知行合一的人物。并且能够推动事业向前发展，取得一定的成就。所以我获得这个称号感到非常荣幸，也感到愧不敢当。

　　我想我们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三十年，应该说是思想激荡的三十年，是思想力迸发的三十年。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这个大潮当中的一朵浪花，是庞大的思想力队伍当中的一个分子，而且可能做得不一定很好，可能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学习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生，这样一个学者。也曾经在基层工作过很多年，我在县级机关工作过十年半，我一开始并不是从事教育的。在县里面，到大山区、深山老林呆过很多年。历史改革开放的大潮把我推到了教育战线上来。人民大学今年恰恰也是复校三十年，与我们国家正是同呼吸、共命运。我也应当是这三十年的见证者。我从在经济领域工作，从基层工作，到了高等学校，到了北京，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教育部门进行工作，对思想、文化、教育考虑得比较多一点。

　　刚才吕政先生介绍我的时候，重点介绍我在国学、传统文化方面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也注意到刚才印的画册上说我是国学校长，我好像又多了这么一个头衔。可能社会上认为我这几年在重视传统文化方面做了一些事情，可能得到了一些认可。当然我也注意到给我的评语当中也讲到了大学改革。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我2000年9月份重新回到人民大学，并且担任校长以后所做的一些事情。今天我想结合我自己的经历，简要地把一些想法给各位汇报汇报。

　　我到人民大学来，当时人民大学的情况大家比较了解。它是中国的一所名校，实际上在九十年代它的地位，它的名声存在着一些问题，发展是迟缓的。这既有人民大学本身的问题，也存在着整个社会对哲学社会科学究竟怎么看待的问题。重理轻文是当时社会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仅在中国出现过，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所以，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上不去，人民大学的地位也不可能上去。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改革开放究竟怎么样对待思想文化，怎么样对待哲学社会科学。它提出的时代题目是这样的。

　　尽管在我到人大工作之前，也有很多学者呼吁过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但是声音不是很强。所以我回到人民大学的第一个会议，就是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大会。我们邀请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同志发表讲话，他的讲话就是这个精神。我们请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同志出席大会。当时我9月28号回到人民大学，10月15号就召开了这样一个大会，呼吁全社会重视。

　　第一篇文章，就是发表在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一期，名字叫做《新世纪要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这篇文章后来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新的世纪我们国家已经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人文社会科学跟现代化建设关系重大。我们在人民大学搞的第一个全校性的重要论坛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5月份在人民大学举办，李铁映副委员长出席大会并且讲话。后来每年举办一次。我本身大声疾呼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一直到2002年当时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同志考察人民大学，并且发表了“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从此我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大声疾呼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所以，江泽民同志视察以后我曾经提过一首词，我其中有一句话叫做一吐胸中快。我当时写文章就这样讲，在香港凤凰卫视的大讲堂上我也讲了这样的问题。重理轻文已经形成制度性的歧视，自然科学有三大奖，人文科学一个奖也没有。自然科学有科学院士、工程院院士，两个院士的制度。人文社会科学什么制度也没有。不跟这些挂钩也就罢了，它的社会地位、生活地位等等统统与院士挂钩，在整个社会就形成了更加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氛围。当时人民大学得到了拔款。钱非常可怜，人大校园破烂不堪，为什么？没有钱。对人文社会科学拨款是非常可怜的。我曾经在人大调查过，人民大学从78年复校到2000年国家拨款只有几个亿。但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它和科学技术的关系也是不言自明的。没有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科学技术可能就是不是生产力，它可能是一种破坏力。科学技术是双刃剑，滥用科学技术导致现在环境污染，导致生活环境产生很多问题。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没有正确的价值导向，科学技术很可能成为人类的灾难。这就体现在科技的价值，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我们当时从这开始，想这样的问题，怎么样使我们国家更加科学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这个大背景下，就想到了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现在有人说纪宝成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我说保守这个词，我们现在也得解放思想地看待保守这个词，保守这个词未必都不好。我在人民大学的大会上讲，人民大学应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当包容各种不同的学派，不能随便说哪个教授左，哪个教授右，不能说谁是保守派，谁是改革派。这些都是政治词汇，随着历史的前进，它们应该成为历史的遗物。保守很可能保守有价值的东西，激进很可能代表了前进的某种方向。因此如果保守了传统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社会所需要的。这是社会理性和良知的反映。激进很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但有一些激进代表着新事物的发展方向。我们自始至终激进，我们才能开放未来。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激进一点，有一些学者的观点保守一点，我认为都应该允许存在，否则就是一刀切，就谈不上思想力。没有思想的自由，哪有什么思想力？我们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想到了传统文化。

　　百多年来，特别是上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受到列强的欺凌。我们这个民族就要反思，为什么这样？于是很多人把它归结于中国的文化，说中国的文化太差，以至于中国到了如此的地步。所以在西学东进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引进了西方的文明，确实大大地拓展了我们民族的视野，推动了我们民族的前进，必须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些人在西方文明面前自闭，把自己的文明看得一钱不值。早在1913年英国人庄斯顿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当我们欧美的人惊异地发现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文学艺术具有那么伟大的价值的时候，而中国人却学着鄙视自己的文化，这是一种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从他说了这句话百年来之后，有多少中国人鄙视自己的文化？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前进的非常了不得的一次文化运动。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民主与科学的价值无可估量。但是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不管后来被我们称之为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是被我们称之为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当时否定传统文化几乎是一致的。对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激情方式必将为日后留下深层的隐患。这种激情方式演变到文化大革命，那就是革了整个传统文化的命，是进一步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到了打倒孔家店，到了文化革命彻底地否定传统文化。而且以一种极左的形式，破四旧的形式，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形式来对待传统文化。这已经不是打倒孔家店了，而是要打倒孔子本人，要批孔。这样一来，我们感觉到到了新的世纪，究竟怎么样来对待自己的文化？我们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就必须以新的思想，新的认识来看待一百多年来对待这个问题的历史。我本身并不是搞文史哲的，我本身搞经济学，而且还是贸易经济学。贸易是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是做买卖的，研究这种学问的。操作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我对文史哲不是很懂，只能知道一些皮毛。我们必须确立民族文化的自信，认为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是建设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六大提出弘扬民族精神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在01年春天，有一位学者给我打电话，他说纪校长有人想给我们捐赠孔子像，你敢不敢要？我接到这个的时候感到不好回答。但是我还是很快回答他，非常简单，我说要，为什么不敢要？半年以后大学内最大的孔子像在我们学校树立起来。我们这个行动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从那以后我们成立了孔子研究院。01年、02年相继开展活动。有了这样一些铺垫，我们呼吁撰修清史，同时我还提出了传统节日问题。认为民族传统节日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无可替代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05年春天提出了要建设国学。所以我在几个报纸上发表了文章，有一篇文章叫“重估国学的价值”。认为要认真地研究传统文化问题。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在清华大学1925年成立国学研究院的80年之后，2005年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我们想一想，清华大学当年的国学研究院仅仅存在了四年，但在八十年代人们仍然津津乐道，表明一种人心，表明了我们民族对待自己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所以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成立国学院以后有很多争论，有很多置疑，有很多怀疑，也有不少误解。当然也却有个别人有攻击之嫌。但是我们当时没有回应这些，我们只是做事情。成立国学院，对于怎么培养人才都是探索之路。看上去是传统，是保守，实际上它是创新。是在八十年之后，怎么样延续文脉。在这样一个时代，老的东西反而成了新的东西。看上去保守的东西，但充满了创新和探索。

　　所以我想给各位汇报介绍这些是想说明，第一要想拥有所谓的思想力，一定要有真情。作为学者，对人类的命运，对国家的前途，对民族的命运要有真实的感情。对我们从事的事业要有真实的感情，没有这些的感情，不可能做好任何事情。思路决定出路，这恐怕就是思想力的重要表述。没有感情在里面，思想出不来。有了这样一份感情，感到存在很多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要想办法就要思想，就要有理念。所以真情是第一位的。

　　第二，一定是真实，一定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教条到教条。一定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大到国家发展、世界发展，是不是呼唤哲学社会科学，是不是互换优秀优秀传统文化。从我们学校自己的实际出发，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学我不干谁来干？有人问我们现在没有教师怎么办？我说没有国学大师我们来干。这样的思想强烈地存在着，所以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我在工作当中有一个观点，我十分关注行动，关注落实，我们要关注思路，解放思想，没有问题。但有了解放思想，有了好多理念没有行动，那才是挂在墙上、说在嘴上，没有用处。而关注行动必须从实际出发。包括各种客观条件、主观条件，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也不要试图一步到位。

　　第三是真理，要追求真理。真理是一个目标，我们很难完全掌握真理，但是我们的思路，我们的实践是向真理的方向前进。它一定是科学性、建设性，不是一种破坏性，不是一种盲目性。应该很缜密地考虑各种问题。一定是向真理靠近的，发展是硬道理，一定是有利于社会科学的，一定是创新前进的，它一定是这样。它的科学性，它的建设性，从理念到实践都应当体现出来，它不是一种破坏性的东西。它是建设当中把一些旧的东西破除掉，摒弃掉。有了这种行不行呢？我个人感到勇气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好说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太大了。但是要想做成一件事情没有勇气是不行的。在教育界工作，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工作，谈思想、谈问题，要有理论勇气、学术勇气。还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有一些人老是为我担心什么，我说你担心什么？我觉得我的思想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我们所讲的都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我们不存在政治上的大问题。政治文明也在发展，政治文明的各种制度，各种规定也在向前发展。比如说当时树孔子像，那个问题就得掂量掂量。我们不给领导出难题，自己判断，根据改革开放的精神，根据国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趋势，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做。外国人说孔子是世界十大名人第一位，我们为什么不尊重我们的老祖宗？任何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任何人的思想都有与现代不符合的地方，但是并不影响他是一个伟人。勇气也不能胡来，还要认真思考，判断清楚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还有一点，也可能说是第五点，除了解放思想，还要善待不同的意见，包容不同的意见，要把不同的意见看成自己前进的动力。是保证自己健康发展的必要的条件，要这样来看待。我们在办国学院时很认真地看待反对意见，我看了以后就对国学院的同志提出，我说一定不能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俘虏，我们的教学计划，我们的教学方案，培养的各个环节一定使学生虽然立足于传统文化，但是一定是放眼世界，一定具有现代意识、现代眼光。所以整个教学方案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设计的。既然要想提出一些新的思想，新的理念，难免会有人不同意。要正确对待不同的意见。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事情办得更好。

　　我就是简单把我的思想向同志们汇报汇报。谢谢大家。我要感谢这个时代，正是由于这个时代，才有这样一个论坛。谢谢！

　　主持人：我们感谢这个时代，也感谢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发言。感谢在五四运动当中的新文化和荒唐的动乱当中激进的红卫兵。实际上它印证了为什么今天有一百多所孔子学院迅速地在全球开花、遍地结果，这样一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说到思想的魅力，它也是人文的力量。从文学角度来讲，我们不要忘记从诗经的风雅颂到论语，到唐诗颂词、元曲、清朝的四库全书、康熙辞典为整个世界的人文宝库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和财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另外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同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司法迁和伟大文豪曹雪芹都在贫寒交加之中去世。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法国大文豪雨果先生去世之后，法兰西民族上下为他举行了国葬。在你们深思的时候我们有请另外一位今天的嘉宾，他从硝烟从走来，唐师曾，著名的战地记者。

　　看到您的抬头战地记者，让我想起了血染的风采。

　　唐师曾：首先我不认为我是货真价实的战地记者，只不过是我运气好，多少年前去了一次。去了之后就生病，所以就不长头发了。头发里面脑子也不好，所以老得带着一个外脑，如果不带着这些东西把照片存进去，那些照片就跟我的脑子一样东西都丢了。如果没有这个外脑帮我计算整理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

　　我就像这个没脑的人一样，但是我占了一个大便宜，我生活在一个古老的国度，而这儿的人民又喜欢我，我不是克林顿，但是我有幸站在克林顿的位置上。我边上的都是泥捏的人，它们是兵马俑。我也是，外面不长毛，里面没思想，于是我手里拿着一个Think，我想把我的移植到兵马俑上。我终于把我的Think安到兵马俑的头上了。其实我什么活都没干，那个骆驼是我的吉普车，这是我自己画的。我就是一边走一边想的人。幸亏进入了科技时代，实际我不是科技的人。我一直偷着学纪校长的想法，我去年有两本别人都不爱出的书，都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编辑是一个在香港工作的北大毕业生原来是军报的记者，后来在香港时代出版社当总编，把整本书编好了之后在国内不能卖，所以他去求人大。人大出版社社长就出了，而且卖的特好，叫《一个人的远行》。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里面都是集体活动，集体活动谁都不负责任。只有一个人的生活才是真实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五点，比如接吻，能集体接吻吗？不能，所以我喜欢一个人的。我就这样拿着照相机，骑着骆驼，一边走一边想。如果说刚才我求这个人半天，如果没有今天这个Think接到这里，我就不知道我在这里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以前干过什么。我能站在这是上对了一个学校，就是北大。尽管这个学校现在已经跟我喜欢的那个北大不一样了。但是这个学校最让人尊敬的老先生纪先生给我写过这么一句话叫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我是倒着从国内往回走的人，我是在地球上大尺度一寸一寸爬的人。

　　我刚生出来跟人一样，就这样，小鼻子、小眼。我小时候是会笑的，这是我上小学之前。我上高中的时候就不会笑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这样了。在北大毕业的时候就这样了。大学毕业的时候认为我是精英，我又笑了一次。我到政法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得再生障碍贫血住院的时候。我觉得人活一辈子只有两件事，第一是时间，所以我戴两个表，我有强迫症，我老觉得我的表不准；第二是空间，我们活在一个空间里。我们没办法掌握财富，掌握权力，我只能用我兜里的相机，随时把我的空间，在我喜欢的时间记录下来，这就是我的财富。把我的财富放在我的Think里面，从我1999年用过第一个Think以后，我就没用过其他的电脑。我现在有十几个，每个也不舍得给别人。因为这里面不仅存着不同的东西，也有像纪校长说的情感。记者证的英文叫PRESS CARD。中国的记者证有很多种颜色，新华社最好的是红的，中国这样的有两千张。我现在生病不能上班，但是我拥有这两千张中的之一。现在好多记者都不用出屋，坐在屋里就可以知道天下事。但我是个一边走一边想，所以我在街上走。现在是电视的时代，我在中东的时候我车屁股后面贴着巨大的TV，如果我写着PRESS，恐怖分子不知道我是干嘛的，会砸。如果有TV，他们知道是向全人类传播知识的人，他们就会放我一马。但是这个CCTV，就是杨锐他们，在中国是超级媒体，但在世界上是中央监控系统的意思。

　　这是英国的地铁，这是英国的公共汽车站。英语把这个叫做中央监控。在中央监控之前，要提醒市民前面有中央监控了，要注意言行，是不许偷着拍的。我把这些东西写在我的书里面，第二次在纪校长的出版社里面。去年四月北京市政府通过了一个条令，就是警察在拍人之前要先提示，不能偷着拍。

　　这是2004年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我自己去的，没有任何人邀请我。我发现在他们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活动里面，没有什么中国人。我是离这些世界巨头最近的唯一的中国人。

　　这条船叫密苏里号。BB63，1945年9月2号日本在这里投降。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场，我认为打赢的战争，但是没得了利益，没割地、赔款。但是在这条船上代表所有国家签名的是迈克阿瑟，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和地位应该排在第二。这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面的船叫阿夫勒号，我小时候是读苏联文学长大的，我想认识东尼雅，想戴保尔这样的绿帽子。这是在彼得堡，原来德国和俄国打起来了就叫格勒，后来因为列宁在这里发动了十月革命，所以叫列宁格勒，后来又改名叫彼得堡。

　　这是罗马的路，路都用华岗岩石做成锥状砸到路面里。如果在地面上挖下水道只需要把这些石头拔出来，然后再楔回路面。石头和石头之间除了沙石，没有任何的黏合剂，这样环保，而且还可以反复使用。这是罗马的斗兽场，可以看到现代的管道和石头，石头之间没有任何黏合剂。

　　这是科隆的路，德国这个民族曾经是野蛮的，但是是十分认真的。可以看每一块石头之间码放的整齐。请注意只有用这样的石头玛出这样路的人才能造出奔驰，在奔驰的引擎盖上反映出来的图案是科隆大教堂。我认为一个大学不仅是科学院，应该还有法学院、神学院、文学院。

　　这是莫斯科卫国战胜纪念馆。我一直不喜欢苏联的卫国战争，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开打之前，它已经把芬兰、波兰瓜分了。这是莫斯科卫国战胜纪念馆前的石头路。石头之间有了黏合剂是水泥，水泥的宽度跟石头差不多，而且石头大小不齐。这是我们家门口的路，为了迎奥运，一年破膛五、六次是很简单的事情。今天上午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是又要拆了。这是柏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像，这是德国特利尔马克思的故居。

　　这是韩城的一个祠堂，祠堂墙上挂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像。在挂满了马恩列斯毛的祠堂里面他们在磕头。我说这张照片太像中国了。可是几年前我用数码相机拍的，那时候数码不好，如果数码好，这张照片可以表现更多的细节。

　　这是马克思故居里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发现2004年6月19号有一个游客写了一段话，马克思把马克留给了自己，把思想留给了苏联和中国，把资本留给了自己，把理论留给了苏联和中国。

　　这是最后一次去特利尔马克思故居访问的华国风，当时他送给马克思故居一座马克思像，周边都是德国的领导人。

　　这是刘胡兰的老家，现在是无线通讯发达，连刘胡兰都有指定专营店。这是河南省渭南地区大力县雷锋二手手机店。因为在这个年代，如果没有纪校长说的那些其他的思想限制，原子既能发电，也能造原子弹杀人。

　　这是济南的机场，悍然写着这是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的时代。这是进颐和园，这边第一个离我最近的胖子是徐晓平，第二个是上海电视台的女主持，中间戴着墨镜的是北大艺术学院的副院长，再过来戴着墨镜的是敬一丹，然后是我。我们相约去颐和园聊天，徐晓平说春夏秋冬可以把我们的聊天记下来。我说我拍成画，做成书。徐晓平手里拿着一张门票，我忘了是多少钱了。这个女孩因为是美女，到了颐和园边上就跟看门的套瓷，花了十块钱就进去了。再过来用的是老年证，敬一丹用的是年票，我用的是新华社记者证。仅仅我们五个人进颐和园就出现了五种办法。我把一个人的体验叫一个人的远行，这是我去年出的那本书的名字。

　　在现在这个时代，二十年来是视觉和听觉疯狂发展的时代。过去我们看不见形象，我认为文本已经发展到了接近极点，我们写不出来像海明威、李白那样伟大的文字，但是图像空前泛滥，所以现在假照片变得特别多，特别容易。我右边拿话筒的人叫孔庆东，他是孔子之后，他有很好的文本，但是他不照相。我的左边是柯达大中华区的总裁，他卖胶卷，但是他自己也不照相。幸亏他们两个我们都认识，我从他们两个身上得到启发，我自己要一边走一边想，然后把它放在Think变成书，写在纸上就是书。写的都不好，但印数庞大。后来我就不写书了。后来人大还有五本我写序的书也很好卖。

　　我想介绍别的国家的记者是怎么工作的。这是一本讲国际政治的书，是我毕业的母校让我写的，其实我根本不懂这些事，只不过我到这些地方转过。凭什么我胡说八道？因为我是海湾战争的幸存者。我的腰带是伊拉克被判刑了的拉马丹送的。这字是我是海湾战争幸存者。我把我的这些东西叫取经，人类学习不是要文凭，取经经历。碰到的事越多，你就越丰富。你一辈子活三万六千场，我算我活不到三万六千场，可能会活到七十岁。可能也悬，人过七十古来稀，上学已经用去了前面的三分之一，后面的三分之一恐怕也活不成。写的书给美女看，就是一个消遣。给中央电视台梁玉珍看，对她去埃及当记者之前有一定的帮助作用。这是薄熙来的儿子，给小孩看就是教育。这是原中联部部长，给他看就是情报。这是熊广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我给他就是军事情报。但我是记者，我获得资源是公开的。其他人也有这样的吉普车，也到处走。但他们不像我这么工作。他也写了一本书，这个人叫张胜，写的他爸爸张爱平，去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好像卖的不好。

　　笼子里一个人武装到牙齿，但他在笼子里。我再说最后一件事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说完了，感谢THink。

　　主持人：接下来是四十分钟的圆桌论坛。有请下列嘉宾到场：张立宪先生，著名出版人；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先生；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助理孙伟平先生和中国经营报社副总编辑韩曦晨先生。有请！

　　主持人：嘉宾们说完了，接下来该我说了。三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看，由此打开了中国的现代化，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长征的序幕。但是所有现代化都是人的现代化。邓小平先生说的解放思想也是中国版的关于人的现代化的解读。当前中国的发展处于转型的最关键和最微妙时期，包括经济和社会的剧烈转型动荡、民众心理的变迁等等。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要保持和延续多年的繁荣，中国必须迈出更重要的改革步伐，其中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法制和谐、思想自由、民主和科学决策对于和谐社会的缔造等等，已经反复地被历史所证明，它必将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作为世界具有独特发展轨迹的崛起中的大国，其持续繁荣的基础也必然具有自己的个性。那么本次论坛集中了各个层面的社会精英，他们将从自己的角度来阐述对中国如何保持繁荣发展的看法。让我再次重申，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能够产生和诞生伟大的思想。也只有拥有了伟大思想的民族，才能够产生领先于世界的国家竞争力。

　　接下来我们这个圆桌论坛先有请孙伟平老师。古今中外，任何社会和民族的巨大进步都首先在于当历史需要巨人的时候，也就产生了巨人。其实这句话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在这里，我们宣称巨人的形象和力量首先来自于思想和自由思想产生的力量。

　　历史上看中国并不缺乏思想的巨人。但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似乎我们与思想渐行渐远。思想越来越成为稀缺的资源，这种看法，这种担忧是否正确？请孙老师来解答。

　　孙伟平：这个问题我没有做过多的考虑。今天是思想力人物的颁奖大会。我想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之所以能够选出这么多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力人物，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应该说是存在着思想的，而且是一个思想创新的好时代。我想如果没有这个时代，也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思想力任务新鲜出炉，或者说他们的工作得到大家，得到很多网民，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所以我觉得，我们从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一直到今天，实际上仍然是思想创新的时代。当然在目前这样的时代和过去相比较来说有了很大的不同。例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呼唤思想的时代，是需要思想创新的时代。大家都知道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中国的意义。它冲破了两个凡是，开启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且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那样的一个时代，实际上哪怕是很小的一点思想也能够在全国激起非常大的波澜。我自己是在哲学所工作，哲学所当然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战场之一。

　　当时我们研究室编了一本书叫做《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小册子。现在看来它的知识是非常基本的，也就是哲学性的非常常识的东西。这样一本小册子当时居然发行了1200万册。当时我们哲学所办的一份重要刊物叫《哲学研究》，当时的发行量也有好几百万册。这样的数字在今天看到仍然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甚至是非常有震撼力的。也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大家确实非常需要这样一些新鲜的思想。

　　发展到今天的话我感觉三十而立，思想理论界也处在思想自觉的时代。或者说中国的理论界，中国社会各界不管以什么方式都在以自觉的方式开启中国的理论思考。毕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大国，需要我们去救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世界上我们既不可能完全照搬，也不可能完全向西方学习，模仿我们的道路。我们只能通过自身的，既吸取西方的，同时也吸取中国传统的文化精华，吸取别人的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开创我们自己的道路。在这样一个时代，必然是时间摸索的时代，必然也是需要思想，也是产生思想大家的时代。我想最后选出来的十位获奖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所以我感觉，目前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也必将产生重要思想，创新性的思想，特别是对中华民族具有决定性意义思想的时代。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接下来另外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除了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强调解放思想之外，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繁荣还来自于什么样的精神源泉？

　　张立宪：我是做图书编辑工作的。三十年中国对思想的待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十年前的思想可能会给你带来危险，三十年后思想能够给你带来实惠，到这会儿可能思想成为一种乐趣。我是编书的，从编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这三十年它的好处就是在中国可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能够做很多事情的时代。我有一个同学叫王军，他是新华社的记者写了一本书叫《成绩》，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看到过。这本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版，给他写序的也都是国际建筑界的大师级的人物。是他原来觉得渴渴望不可及的人物。他说为什么他的书能够有这种待遇？不是他写的多好，或者是这个人有多么大的成就，而是因为他选择的题目。这个题目是一个世界级的选题。我因为这么多年编书，在民间遇到了很多做世界级选题的人。几个月前我还见到了一位，这个人也曾经在国外有很多经历，现在用了几年的时间去人民画报社发图片。包括他寻找原始的图片和发表在人民画报上被篡改的图片，被修改过图片的差别。他又去东北画报，东北画报好像是新中国历史最长的一本画报。那里看仓库的人都不知道仓库里有什么。堆积如山的东西，落满了灰尘，有的都不可修复了。

　　主持人：我们这代人是看着人民画报长大的。

　　张立宪：他跟我说他活在这个年代非常有幸，因为有这么多事情让他去做。如果他活在丹麦或者北欧这种几百年都静止的国家，所有的文献或者所有的档案都被琢磨透了，所有该做的事情都被很多人做完的国家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主持人：我打断您一下。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西方媒体或者西方的知识分子试图列出五十本书，或者是一百本书来说明这些书，这些作者影响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轨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您是搞图书发行的，搞出版的，能不能列出十本对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培育中国人精神最有影响的十本书。

　　张立宪：我觉得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十本书，不存在统一的答案。要不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

　　主持人：如果说我们要强调它的影响力的话，最起码应该有一个大多数人认知的标准，以你的标准来衡量，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为什么？

　　张立宪：我觉得我喜欢的书不是书的内容有多好，而是我在青春期读的书，它对我的影响最大。每个人都有自己读书时最合适的年代。

　　主持人：是不是《第二次握手》？

　　张立宪：对。因为可能在座我算年龄比较小的，我想什么书都不重要，读好书、烂书真的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在那个年龄读了那本书。

　　主持人：接下来请这位嘉宾。从历史上讲，中国有商人重利轻离别，那么一个重农轻商。到了今天的西方社会职责中国走商业至上的发展道路，似乎中国没有思想上的巨人，是这样的吗？

　　韩曦晨：其实您刚才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提到了为什么司马迁那么惨，为什么曹雪芹那么惨。

　　主持人：不仅是他们，还有伟大诗人屈原投水自尽，还有茶馆的作者老舍也在北京投水自尽，这说明了什么？

　　韩曦晨：我可以举另外的一个例子。恐怕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或者国家把一个思想家的地位抬得那么高，一千多年以来去祭祀他，给他那么崇高的地位，整个国家的道统是由他的思想来决定的，也没有。可能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亚洲，整个东亚都受这种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不重视思想家或者不重视思想。可能受很多局限，它的思想禁锢太多，多样性不够或者说它的自由度不够。

　　主持人：所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吗？

　　韩曦晨：即便我们今天在讨论思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官方的学者还会有本身的要求，一些规定的指导思想，或者一些不能逾越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影响我们现在讨论思想如何推动中国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现在在讲思想怎么推动中国，我们怎么样说思想力，恐怕有一个核心就是能不能打破各种禁锢。

　　主持人：的确，焚书坑儒的时代过去了。今天我们提出思想推动中国本身就具有颠覆意义，具有革命意义的进步。唐兄，同意吗？

　　唐师曾：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刚才说我一无所长，海湾战争以前我就会考试，所以我能考上一个好大学，考进一个好单位。十二亿分之一把我派到了伊拉克。所以我可能并不是好记者，只不过那个应试制度造成我到了那里。我是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我是倒着来的。地中海的人跟咱们想的不一样。比如我喜欢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马其顿人，他爸是武夫。他爸为了让他成为一个好人就让他读书。他读书学的是文学、哲学，没学金融、技术这些东西。以后他把他的钱财给了手下，好像还剩了千把人，他妈很担心，说你把钱都给了别人了，你还怎么维生？他说我还留着希望。他到了埃及，埃及人看不起他，他说我们这里都是崇尚光明，追求太阳的人，好像他就走到了希望。他说我就是太阳神的儿子。我也不知道他的思想是怎样的。我也想不明白，就边走边想，自言自语。好多事情都不明白，把它存在硬盘里面就能明白。

　　主持人：你的回答非常智慧。叫我问顾我在，或者我思顾我在。

　　唐师曾：我刚才特惭愧，我知道您编书，但是我的书不好。我自己瞎想，我就是一个照相的。刚才说到老外，我觉得中国也有好人。但是好人的说法跟你们说的好法不是一个，比如我最崇拜的一个人叫司马迁，我昨天晚上才从云南回来，我们那个队在走一条路，我是国家地理的司机。他们把那条路叫自由之路，就让我发言。我说我是记者，我不是个好记者。刚才他说写《成绩》那个人，那就是好记者。我想最早的好记者是谁呢？是司马迁。我刚才来不及放照片，我有一张照片，司马迁家的门口，2002年我路过的时候还有那个感觉。2003年我过的时候，前面已经有十根大柱子。2004年我再去的时候，已经有高速公路了。

　　主持人：如果说司马迁是个好记者，但愿每一个人都不要成为司马迁。

　　唐师曾：我正是因此而尊敬他。其实司马迁尊敬的是孔子。我看司马迁写《孔子世家》。那里面引用诗经里的一句话叫“高山仰止”。司马迁的墓前有一个牌楼就是这四个字。我理解的意思是高山很伟大，我们应该尊敬它。尽管我们爬不到那么高，但是我们要像所有高大的人表示尊敬。孟子好像说了一句话“孔子乘春秋而乱贼子”，这也是记者的事。

　　主持人：去年经过了八读之后通过了《物权法》，我想请哲学所的孙伟平老师谈一谈它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孙伟平：非常抱歉。这个问题可能超过我的专业范围了。所以我简单地说一说。

　　我的专业是价值论，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物权法》的通过它是对人自身的价值，特别是它创造的价值的承认。在那样的一个完全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社会里面，就像现在，甚至仍然还有很多部门干多干少一个人，干与不干一个人，你的就是我的，或者说我的也不是我的。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它必然是对大家劳动的不尊重，也是对大家创造价值的不尊重。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我想《物权法》的通过它至少确立了我们对于劳动，特别是私人劳动、个人的劳动、个人的努力、个人的奋斗、个人价值实现的一种肯定。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意义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鉴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在回顾思考三十年走过历程的时候，展望未来的三十年，大家不禁要提出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公民社会的力量、公务员。这些都带有西方公民社会的色彩。但是截然把东方和西方人为地分开也是不对的。任何文明社会的发展都有一种传递，都有一种继承。中国今天强调的是改革发展与三者之间的关系。我想展开来讲，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公民社会？

　　张立宪：我不知道公民的政治概念是什么，公民社会应该是买的起房，上得起学，看得起病，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迁徙，这就是公民社会。

　　主持人：公民的权利是什么？

　　张立宪：公民的权利就是恐惧的权利，当他追求幸福的时候不认为这是不正当的。

　　主持人：在今天似乎更多体现在维权意识，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对不对，孙老师？

　　孙伟平：公民的权利包括非常多的方面。公民权在我们国家从法律上，在认同上越来越得到大家的承认，或者说得到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公民的权利当然包括非常多的方面，大到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一直到个人生活、自己为自己争取的权利，包括刚刚说的私有财产权利。当一个社会，当合法的权利都能够得到真正的尊重和合法保护的时候，这个社会应该是越来越进步的社会。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这些思想力人物，很多的学者，包括在座诸位，实际上大家做的很多事情也都在维护这样的权利，或者说在为维护这样的权利而奋斗。一个合法的权利都能够得到保障的社会，那么它也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主持人：当我们审视一个社会文化和政治图谱的时候，处于两个之间的是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

　　韩曦晨：还是从我们这个主题来讲，思想推动中国。思想是什么？或者说真是那么高妙吗？我想也不是那么玄。过去三十年什么推动中国发展？可能就是钱少想多弄点钱，大家就想办法奔着钱去，中国就前进了，确实富裕了，有钱了。有钱以后想到的就是怎么样确定钱是我的，能够保存，能够留住，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物权法》也罢，或者说中产阶层的主要想法或者思想。我想这就是思想推动中国，不一定有宏篇大论。中产阶级为什么说是社会的稳定剂，就是因为他非常关注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有一部分自己的利益。

　　主持人：但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是，在今天取消福利分房鼓励商品住宅划时代的今天，住在商业小区里的人大部分可谓是中产阶级，从概念上，理论上来讲。但是这一部分群体，新兴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维权意识正在被许多提倡社区民主、社区文化的人士挂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也就是公民素质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不希望继续给大家带来很沉重的心情。但是另外一个沉重的话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当我们审视，当我们前瞻另外三十年，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思路的时候，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是王道文化和和平崛起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不知道对这个问题，在座的各位嘉宾有没有思考过？

　　韩曦晨：和平崛起是对国家而言，对国家的13亿人口来说，他不关心崛起不崛起，他关心的是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思想力就是让13亿人把一个问题想明白了，这可能是思想推动中国的实质意义。

　　主持人：请唐兄回答一下。

　　唐师曾：还就刚才那个问题。咱俩第一回见面我特感动，一说到战争，我自己知道我有多难受。我没办法按照正常的方式生活。

　　刚才这位老兄说的我很高兴，我的欲望很低，能多活两天，然后我喜欢的人也能多活两天。

　　张立宪：我再插一句话，一个好朋友和白岩松两个人喝酒的时候，他对他提建议，说以后你在电视上说话的时候不是老是说咱们国家，老说咱们国家好像在西方总是被说成是纳粹。你不要代表这个国家，就说自己就行了。好像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想，不代表别人，也不让别人代表，这可能就是思想。

　　主持人：可这些就是唐师曾先生引用的一句话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是其他所有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

　　唐师曾：不是。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选集第一卷。

　　主持人：在中央电视台第十七和第三十三演播室里，我已经做了近两千期的访谈接触了世界各地的政要和精英，他们最大的毛病在这两位身上得到的体现，就是避实就虚。

　　孙伟平：至于和平崛起和王道文化，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现在谈崛起好像还为时过早。实际上崛起这样的一个词也会让人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联想。现在学术界很多人呼吁不要谈和平崛起。

　　主持人：中国智慧的另外一种表现叫韬光养晦。

　　孙伟平：我们比较中性地说和平发展也许会更好。如果简单地从这样一个词汇的变换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成长壮大，中国的繁荣，实际上是希望以一种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不损害别国的利益的方式来发展自己。实际上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它也体现了我们的王道文化，而不是所谓的霸道文化。所以在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作为世界上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我想我们一方面必须以仁者的心态，以无私的态度办好自己的事情；另外一个方面，实际上也可以完全以发展的姿态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种与霸道文化不同的发展模式。以这种方式来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所以我想我们之所以提和平发展，实际上就是一种王道文化的表现。

　　主持人：谢谢。我记得大学篇里面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胜，外亡”这样的至理名言，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新的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和而不同，建立和谐社会，并且建立和谐的国际社会这样一个理想。我想请各位嘉宾谈一谈您对和谐社会，和而不同的理解。

　　韩曦晨：这个话题非常大。和谐社会应该是所有人的权利得到确认，社会有一个谈判的机制，我觉得这起码是一个基础。我们现在不太和谐的就是每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个权利当然是相对于强大的政府。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和谐的因素。

　　当然看起来是这样。现在外面也有一种说法，把和谐拆开了。什么叫和谐社会？和就是人人有饭吃，都能说话。这就是社会了。如果我们这个国家能做到大家都能够有饭吃，都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都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个社会也就是和谐了。

　　主持人：精彩的发言。我们强调的是生存权。

　　韩曦晨：还不是知礼节的问题，就是权利的问题。

　　主持人：英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同意之间产生分歧。我们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也体现在今天公民社会雏形的每一个角落里。谢谢各位的参与，我们的论坛今天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参与。

　　思想推动中国高峰论坛到这里就划上了句号，告一个段落。我代表论坛的主办方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来年再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