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现代性的朝圣者

　　东西方的脸庞往往互相存在于对方的想象之中，双方的交往历史往往只是一部断断续续的文化误读。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思想的对话与交流难以避免，而刘小枫其人其书则为中国人阅读西方打开了一扇窗户。

　　1956年，刘小枫出生于重庆，恢复高考后，刘小枫进入四川外国语学院，自称“大学四年，多不务专业，有计划地读文史哲书”。本科毕业后的刘小枫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美学。由于外语优势以及个人悟性，刘小枫由美学而入哲学，由哲学而入神学，索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多事之秋出国研读神学，最终成为最有名的文化基督徒。无论身处国内还是海外，无论从问题还是到学问，刘小枫始终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与九十年代现代性大讨论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不仅著述颇丰，而且多年来组织了大量翻译，成为不少中国人接触西方思想的二渠道。

　　刘小枫的著述影响了中国一代学人，极大改变了学界对于西方文化的单向思维。在他看来，中西文化精神的品质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精神中恬然之乐的逍遥是最高精神的境界，而西方精神中受难的人类通过耶酥基督的上帝之爱而得拯救，人与亲临苦难深渊的上帝重新和好是最高境界，所以中西文化分别代表了救赎与超脱，拯救与逍遥这两种不同的精神方式，这背后也折射了刘小枫本人由老庄哲学转向基督教神学的精神演变——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关心活着的人的真理。

　　现代性问题成为九十年代最热门话题并非偶然，经历了百年救亡与启蒙变奏，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感情仍旧复杂暧昧，对于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的普世意义也始终存疑摇摆。放在大时代的眼光来看，即使在西方，从上帝之死到人类之死，面对解构风潮与后现代的冲击，现代的问题性亦成为现代思想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在二十世纪，中西方都戏剧性遭遇了现代性的反思与紧张，而在全球化图景下，双方面临的挑战愈演愈烈。

　　刘小枫西学深厚，他对于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亦始终抱以思考，他曾感叹“因现代性而支离破碎的中国学术思想最终在哪里落脚”。早在九十年代初，在考察审视百年欧美社会理论之后，他就著书探讨在西方现代性系统中引入中国的基本问题。在那本并不广为认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刘小枫表示认同中西方的历史差异，但是他仍旧摒弃简单的中西二元分类，揭示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亦努力协调现代性命运的休戚与共和历史差异之间的张力。

　　在多年前，刘小枫可以坦然带着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来审理欧美的社会理论，这也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惯性路径。如今，刘小枫却认为用阅读西方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属于病态，“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他提倡健康阅读，要求“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阅读心态更多映射出的是我们的思维模式。二十多年来，中国几代学子都或多或少追随刘小枫阅读西方的轨迹，此时重新选择一种回归阅读本身的阅读方式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对于一个洋溢超克心态的后发国家，这何其之难？也许，作为一个朝圣者，只能从存疑开始。

　　文/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