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发轫：航天天路

　　1950年代的戚发轫没有想到，他在50多年以后，会成为中国航天历史上彪炳千秋的人物，那个只因觉得抗美援朝中，有飞机的美国人"太欺负人"而投身航空航天事业的东北青年，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白发苍苍。

　　从东方红一号中最年轻的"总设计师"，到中国载人航天的直接"实践者"，戚发轫用超过50年的时间，在"天路"上勤奋行走，而他个人的航天之路，尽管经历坎坷，但却恰是中国航天乃至中国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在这其间，坚持无比重要与宝贵。

　　《中国经营报》：戚发轫这个名字为中国航天界熟知，实际是从70年代的卫星研制开始的，但那时，中国正处在最为困难得年代，同时还经历着文革的动乱，为什么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您和航天事业却取得了突破？

　　戚发轫：坚持是很宝贵的。在文革期间，虽然自己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但还是死心塌地，中国知识分子太可贵了，中国技术人员都"物美价廉，经久耐用"，一边敲打还一边工作。"臭老九"的时候也在这么干，"卖茶叶蛋好过搞导弹"的时候也在坚持，中国知识分子太可贵了。我们现在条件好了，有荣誉，待遇也不差，最困难时期过来了。

　　另外一点，不能否认，尽管文革期间局面一度很混乱，但中国航天事业的决策没有受到影响，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7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专家都说美国、苏联都搞载人航天，我们也该做，压力很大，但周总理明确告诉我们，先把地球的事搞好，所以通讯卫星、导航卫星、气象卫星这些实际的项目都上马了，现在看来，这些对日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要。

　　《中国经营报》：航天界一直都很清楚，70年代中国曾提出过载人航天计划，但后来未能执行下去，按照上面的这个说法，我们的航天发展是不是遵循了一个"实惠"的原则？

　　戚发轫：不是没有搞，而是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又搞卫星，又搞载人飞船，这就像你买车买房要搭配好，不能又买房又买车。等卫星有了，资金也充裕了，经验也具备了，这时候搞载人航天就具备了很好的基础，才能上马，后来我们都看到，虽然我们上得晚，但发展得最快，所以循序渐进打基础很重要，不能头脑发热，航天事业不是只靠情绪就能成功的。

　　《中国经营报》：即便我们卫星的基础打得很牢靠，为日后的载人航天提供了技术积累，但第一次上马载人航天项目，肯定压力很大，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戚发轫：死人。搞载人航天(前)苏联死过人，美国到现在航天员牺牲了22个，是科学实验就会有失败。但是当时中央明确允许失败，但不允许死人。这两条要求对我们载人航天的人责任很大，所以我们的载人航天是人命胜天。

　　《中国经营报》：这样的压力应该一直延续到第一次载人飞行的"神舟"落地之后吧？其实发射成功之后，很多负责运载的工作人员就已经送了一口气了。

　　戚发轫：神舟落地的时候，我有两个感觉，第一是一块石头落地了，第二想睡觉。但我们的感受可能还有跟外面的同志不一样的地方，从宏观上说，领导说很圆满，无可挑剔。但要打100分，作为我们搞技术的人，应该把我们从起飞到落回来，所有的参数，都要汇总、分析，因为不可能不存在问题，我们当时都要集中于这些工作，所以压力也没有一下子全部消失掉，做这个行业，压力是个恒久的命题。

　　《中国经营报》：在航天界，总师是一个既有压力又有荣誉的职位，也是很多从业人员的人生目标之一，但最终能成为总设计师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您是其中之一，这之中，什么最重要？

　　戚发轫：仍然是坚持。在做载人航天的时候，当时条件也是很苦，很累，收入也不高，但坚持下来的人，都成为了技术骨干，甚至更高，比如神舟6号德总指挥，也在40岁左右，说起来很容易的事情，做到并不容易。你要耐的住寂寞，可能十年默默无闻，航天工作的周期比较长，波折比较大，也容易失败。但关键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坚持。

　　文/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