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乐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但政权的更迭、社会制度的变化却远未对“公民意识”形成超速促进的发展，直到21世纪到来，网络等新的民意表达渠道开始出现，中国全民族的“公民意识”虽然“迟到”，但却终于到来。

　　思想与行动的力量向来都不容忽视。当林毅夫、秦晖、纪宝成尚在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冷静的剖析之时，他的同道中人，也已将这种“公民意识”付诸行动。厦门PX项目的“民意获胜”，更多的取决于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的坚持，尽管此后，她也曾因受到各方压力而表现出摇摆，但她终究肩负起了“启蒙公民意识”的重任。

　　公民的“语境”之所以能够无比与当代中国接近，更多时候是缘于“赵玉芬们”的坚持，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勇于向吴仪揭露艾滋病真相的高耀洁、举办民间教育的杨东平、保住了平遥古城的阮仪三，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许永光，致力于环保事业的梁从诫，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依靠来自民间的支持。

　　他们的“胜利”或“成就”不同以往。在他们背后，实际上是一大批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他们的存在，使更多的人意识到，民众有权决定与自身有关的社会事务，至少有参与并影响决策的权利，他们的胜利和成就，实际上兼具“启蒙”与“示范”的双重作用。

　　纵观这些人物活跃的领域，无一不是当代中国与民众利益最为相关、也最为棘手的领域。环保、艾滋病防治、民间教育、希望工程、旧城保护，都是与中国民众利益牵涉颇深，正因如此，这些领域恰恰最需要来自民间的声音，他们的存在，更有利于政府做出科学而正确的决策。

　　对于习惯了“顺民社会”的中国而言，“公民意识”却难以完全依靠民众自身的“觉醒”进行，此时此刻，赵玉芬、高耀洁们的存在意义非凡，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公民”应有的权利，也远远的望见了姗姗来迟的“公民年代”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