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社会需要感恩的心态

　　                          — 访全国政协常委高占祥同志

　　记者：莫月、薛跃进

　　高占祥，1935年11月生于北京通州。曾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现任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席、中华名人协会执行主席等职。同时担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大专院校的客座教授，并被英国皇家国际标准舞学院聘为名誉会员。现为全国政协常委。

　　《商业文化》：在部长级领导中，集作家、书画家、摄影家于一身的部长您是唯一的一位吧？

　　高占祥：只能说我的爱好比较广泛。

　　《商业文化》：在电视上看过您跳国标舞。这个爱好年轻时就有吗？

　　高占祥：许多爱好都是从小就有了。《童工谣》是我9岁的时候在石景山当童工时写的，现在谱成歌曲了。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母亲信佛但买不起佛像，我就跟街坊借了点水彩颜料，临摹观音菩萨的像，在我们家供着。那年我10岁。后来当工人，喜欢写小说、画画、再后来就搞摄影。“文革”前的画里画过骷髅，画过病人，被说成有问题。说社会主义欣欣向荣，我却跟着外国人一起攻击中国是东亚病夫。

　　《商业文化》： 这在当时问题可大了。

　　高占祥：是啊，说我是黑诗、黑歌、黑画。

　　《商业文化》：什么时候开始摄影的？

　　高占祥：从1953年就开始学习了。那时候印刷厂已经有了照相排版，可照相和摄影是两回事。照相就是记录，着重技术；摄影着重艺术。到了文化部之后开始注重照相和摄影的区别。这些年又回到画画上了，开始画国画，之后画油画，现在开始画梦幻画。

　　《商业文化》：有人称您是天才、奇才，您怎么看？

　　高占祥：天赋还是有一些，在文艺上我容易钻得进去。天赋固然重要，不过我更认为，学习是生命的奠基石，奋斗是命运的救生圈。我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就是刻苦。我结婚那天晚上都去夜大上课。我在红旗大学四年，天天坚持学习。

　　《商业文化》：是在右安门那儿的红旗大学吗？

　　高占祥：是的。那是第一所国家承认文凭的业余大学，和正式大学一样。当时名誉校长是刘少奇。我学俄语，又学日语，还坚持上了六年的业余艺术学校。当时给我们讲文学的是老舍，郭小川讲诗歌，侯宝林讲曲艺。我就是以勤补拙，然后还有点悟性。前天有一个人跟我讲，他每天练四个小时书法。我说你练一两个小时，然后在那儿悟一悟。不悟就成傻练了。

　　《商业文化》：您对艺术就很有悟性。

　　高占祥：我也只是在艺术领域里还有点天分，在其它领域就不行了。我写的《求全之毁》里就讲，一个人不要求全，“工作求全平铺塌，单位求全一般化，夫妻求全要吵架，人才求全要糟蹋”。我不主张年轻人走我这条路，又爱这又爱那的。我原来想写一本《我的一百个失败》，我也有失败的地方，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才能走向成功。

　　《商业文化》：您是先画画，然后摄影，最后怎么又回到画画上了？

　　高占祥：摄影跟美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我以前有练书法的底子，有助于我画画，画画时又能跟摄影结合起来。

　　《商业文化》：主要是画国画吗？

　　高占祥：一开始画国画。有一次一位外国画家跟我说，你们的国画在我们外国人眼里就是小品。我听了以后当时没跟他说什么，尝试画了一段时间油画后才去跟他讨论。我说油画有油画的优点，国画也有国画的优点。油画画一遍不成，可以在同一幅画上，修改好几遍。今年的画完成以后，明年想改还能改。而国画就不行，墨分五色：空、实、虚、浓、淡。大写意的泼墨一笔下去不成功便成仁，那是多年的功夫。几十年也不一定能入得了国画的精髓。你能画油画，但是可能一辈子都入不了国画的门。所以，我没必要再和你讨论国画、油画哪个好。

　　《商业文化》：艺术到什么时候都离不开民族文化。

　　高占祥：民族文化要继承，要发展，但也不能排斥国外的文化艺术。比如舞蹈，我们的民族舞蹈特别优美，但国际大赛比的是芭蕾和国标，我们要参与进去，就要向人家学。原来有外国人说，你们15年内不要想在国际国标舞比赛上拿到好名次。我说你不要说得太早，中国要是提倡什么就会有这方面的奇才出现。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申请举办国标舞国际大赛，人家说，你要能跳开场舞就在中国办。在场的台湾和香港的朋友都冲我摆手，意思是别答应。可我就是想争口气，当时就答应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