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的“孙悟空”：宏观角度看PE

　　李连发(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

　　最近，在国际资金流动较多的大背景下，一些国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纷纷有所动作。国外PE客户都在中国设厂，所投资的目标公司的竞争对手很可能就是中国公司，这很自然地将国外PE注意力吸引到中国。近来我们看到凯雷-徐工案例，及高盛-美的案例，当然这两起收购并未成功。

　　过去，国内对PE的认识很模糊，一直认为PE是以支持中小企业为主、以科技发展为目的。我们最初对国内PE的理解是从科技部开始推动，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科技创新支持。

　　现在我们突然发觉，PE的发展，特别是外资的进入，对国内产业发展有很大影响，因为我们最好的行业中的企业，对提升国家产业结构及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实际上都有很大影响。这种背景下，我们国内自发、自主地形成对PE的关注，不仅仅是对一些成长类、创投类PE有所关注——创投类PE的宏观上面已经取得了法律的进展，而且，突然之间发觉并购也同样值得关注。

　　这几年国内并购类股权投资发展很快，而我们的研究和政策几乎是一个空白。现在大家都关注这个情况后，特别在外资涌入的大背景下，我们要思考国内本土基金，特别是本土并购基金应如何发展。

　　当前，从宏观角度看，一方面本土PE人才较少，另一方面外资已经开始渗透，参与众多项目项目。比如贵州有一家民营企业，发展的很好，几年后却被汇丰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了。为什么没有一家本土企业出来，让收购价值能够比汇丰的收购价的更加真实体现企业的市场价值？本土PE缺失，导致我们一些很优质的民营或稀缺的股权、资源等，以很低的价格流失，不见得对企业的发展有好处。

　　目前，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围绕PE，尤其是杠杆收购是否给真实经济带来裨益有诸多争议。这涉及到PE的公平效益。在杠杆收购案例中，会出现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情况，因为在收购后，只有企业效益得到快速、大幅度提升，PE才能在短期内获得高收益，而为了达到这个效益，有时候会牺牲一些东西。在美国，有记者对此专门做过报道，成为经典案例。但直到现在，PE究竟是“野蛮人” 还是拯救者依然存有争议。

　　我个人看来，在中国现实情况下，PE对中国经济效益的提高、产业的提升、技术增长、及竞争能力的提升，总体来说有积极作用。尽管其可能的代价不容忽视，但有些代价是必要的。

　　景学成(原人行研究局副局长，第一财经研究院的院长):

　　我曾经考虑对PE要不要规范发展、要不要注意风险，因为现在金融体系整体风险已经很大。但经过一段时间不断深入的思考，我的角度发生了变化。现在我赞成首先要提倡发展。

　　PE是中国金融之星。我们金融体制改革尚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如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农村金融问题等，PE的发展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在我看来，P PE这种形式是我们过去多年找寻的东西，是中国金融的明日之星，可以起穿针引线、纵横捭阖的作用。这个观点可能太超前了，不一定能被接受。

　　资本市场作为一个平台要能和实体经济结合起来，如果只是将股市提高到9千点、1万点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其下面的实体经济是掏空的。将来要很好利用这个平台，恐怕最能利用的还是PE。PE和实体经济结合才能达到我们利用PE的初衷和目的，而不是为了把股市搞到9千或1万点。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财富积累更多，就涉及到如何以最佳方式运作财富的问题。我们将很大一部分希望寄托于新兴金融机构，而且事实证明这些机构也的确能带来高回报。最新的统计我看了一下，最差的年回报率是50%。

　　PE是网络型，不像银行那样囿于总行-分行体系，决策速度慢、上下情不易传达。过去我们老是批判银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产权不明确，什么都不明确；而PE则什么都明确：出资者不管理，管理者不出资，还有股权激励机制。

　　PE组织架构很好，明确了精英团队主导，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同时，PE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填补两个行业或者是两种市场之间的缝隙，把它们连接起来，从中寻求获利机会，解决了传统金融机构过去的不良倾向和弊病。

　　PE的运作讲究退出机制，讲究风险管理。过去投资结束后，退不退出，项目没人管，反正国家计划投进去了。最终能什么样，谁也不太知道。PE则颠覆了这些弊病，先考虑怎么退出的问题。这是PE的优势。

　　杨青(中科招商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PE由三部分组成，即创投基金、成长型基金和并购基金。我们现在做的是前两块。很多本土企业发起的基金规模很小，只有几个亿。如果你想做并购交易的话，基金规模需要非常的大。而且，现在PE业内人士可能金融背景转过来的多一些，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产业背景的人士过来的话，可能实现企业重组和增值服务。另外，如果上市资源价值足够高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没有利润空间的时候，可能会这样做。

　　在PE发展的早期，国企背景的资金比较多，像央企。现在民营的比较多，有的本身就在资本市场，自己退出了，然后资金比较充裕，有对外投资的欲望，有的是二级市场的行情做的比较好，然后转过来做PE。

　　大的产业基金，像山西省能源产业基金，有国家社保基金的参与，政府的味道比较浓。

　　现在PE运作很多都是实践走在法律前面。如果小的PE公司在短时间内没有机会做大，一旦银行获准自己做发行、管理、对外募集，那么小型PE公司根本没有机会。

　　当然PE公司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可以针对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做专做深。如果到处撒网，没有自己特色，也没有自己的行业人脉，那根本不行。

　　李连发：

　　本土银行做PE，也是本土的PE。银行有钱，觉得不用委托给别人，自己的人最棒，可以做管理，但主要资金还是从外面募集，这也是PE的概念，只不过起点高了。

　　国有控股企业的激励机制不一定完全市场化，像国资委下面的几大企业，高管激励机制无法和其他企业相比。这样肯定不行。从这个角度看，民间的优势在于政策赋予他们灵活空间，组织扁平化，很有效率，可以采用“土狼突围”模式。因此，不见得民间产生不出很好的PE，他们也有很好的人才。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让民间和国有联合起来？

　　孙志勇(北京金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最近在推行金融混业，这个事对PE也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混业可以将股权基金和银行资本结合起来。真搞成混业，不论是光大式的金融控股模式，还是其他模式，本土小型PE都应有所警醒，因为金融机构的资本量、人才储备及客户等，不是PE可以用自己的资本解决的。如果PE企业在短期内做不起来、做不了那么多，那么金融机构可以自己做，因为它们本来就有平台。这可能也是个问题。

　　我担心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为什么融不到资？一个很好的项目，像石油，为什么银行都不敢贷？原因在于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根本特征：微观做错了，要自己负责任，宏观上做错了，投错了8个亿或10个亿，也不好说十个亿，反正投就投了呗。

　　因此，我还是希望给民间PE留那么一点时间，哪怕只有3年，让他们发展大一点，宽阔一点，人才储备储备，客户积累积累，给他们一点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