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全球外包大会国际分论坛A实录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天津市人民政府、亚太总裁协会和国际外包中心主办的全球外包大会于2007年12月10日-12日在天津万丽泰达酒店及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新浪财经独家网络报道此次盛会。以下为首届全球外包大会国际分论坛A实录。

　　主持人(郑雄伟)：今天我们的圆桌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国际服务外包城市战略定位，不同的城市怎样进行差距化发展，不同的城市怎么样形成互动和良性的发展。我想我们今天下午的会议要放松一点，每个人都可以来说，说的不一定要非常正式，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首先请大家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介绍自己是什么身份，企业是做什么方面工作的，让大家有相互的了解，这样可能更好一些。这边先来吧。

　　陆冰：大家好，我是来自毕博管理咨询公司高级经理陆冰，我们的公司成立于2000年，主要做两大块儿，其中一个是管理咨询，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属于管理咨询范畴，我代表毕博管理咨询的团队参与这个会议。

　　何政：大家好，我是万国数据服务公司的何政，我们公司主要是为企业提供数据的外包服务，同时我们也承接数据中心的外包服务，我参加会议是因为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在全国的4个城市，北京、广州、深圳建立起我们的数据中心，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我们会在全国选10个城市建立我们的中心。今天，我主要来向大家学习，谢谢。

　　彭壮壮：我是麦肯锡公司的全球董事伙伴人，我们公司很多人比较熟悉,我们主要为全球众多的企业包括政府提供战略管理咨询。我们在外包方面的业务涉及到多方面，包括十多年前和印度的合作。我本人近期在国内的工作包括今年六月份发表的一份全国产业发展报告，最近会和很多地方政府一起合作探索各地政府的差异化定位问题，并要做走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个课题。我想和大家一同思考这个话题。谢谢。

　　吴静：大家好，我是吴静，我们是一个软件运营企业，因为客户和国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公司开始从一个大连的本地企业变成在全国发展的企业。我们争取在大连以及武汉建立四个科技园区。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外包城市的定位，以及战略策略这方面的问题，请大家多关照。

　　王晓良：大家好，我是来自凯捷咨询中国的王晓良，我是中国区的中心经理。凯捷商务是全球著名的咨询技术和外包的公司，目前我们有8400人，在印度有8000人，通过我们业务的增长，我们把全球的BPO工作拿到中国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广州有700人做这个工作，财务和科技方面还涉及英文方面，所以今天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全球方面的经验。同时，刚刚也说到，关于我们公司从事很多软件咨询工作，特别是目前和大连企业合做的园区规划，借此机会听听同行的意见，谢谢大家。

　　Abtomy peter：大家好，我研究的是经济学和战略学。谢谢。

　　张中军：大家下午好，我叫张中军，我们在中国开展了很多物业方面的技术合作，公司，也做一些国际采购。今天来我是向大家学习和了解一些情况，希望寻找合作的机会。谢谢。

　　Joon Mo Yang：下午好，今天早上我做了演讲，我们是设备外包方面的提供商。

　　屈中华：我是屈中华，我们的公司在全球外包服务中排第一位，我们在日本发展，中国的业务也高速发展，我们不仅自己在发展，还要和政府在政策方面做一些合作和提供一些建议。从我个人而言，我五年前负责大连的筹建，现在我们主要在深圳，大连以及上海。两年前我们在中国的人才上存在问题，人才供应不上我们的发展，我们转移到专门对人才的大量培养上，与各地政府合作。比如，在青岛和北京，我们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做了大量的人才培养工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同时也做了关于服务外包的学术研究工作。有机会和大家合作，谢谢。

　　发言人：(前排第一位)下午好，我来自加拿大，首先我是亚太总裁协会加拿大方面的创始人，同时呢，我也是温哥华的一位相关官员，所以说我们对亚太地区的贸易非常感兴趣，我们期待加拿大的贸易将会不断的发展。谢谢。

　　威廉：今天我代表培训的教育部董事长，来宣读他有关介绍外包的情况。

　　发言人：(右手一)我的公司在弗吉尼亚州，这是美国一个技术中心，我和世界各地的合作者合作。要达成协议，我们有两件事情。首先我们在所有的技术领域设立开发小组。我们和美国还有欧洲的研发部门都有合作。我们可以实现走向世界的目标，我们在与欧盟和美国的市场进行合作，以寻找更大的机会。

　　发言人：下午好，非常高兴你们邀请我，我是一个咨询公司，我代表的是一些客户，他们说“他们想知道中国的外包的趋势是什么”？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更好地定位自己的方向。今天我会给你们提供一些你们想要的信息，谢谢。

　　郑雄伟：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主题一定要围绕外包城市的战略定位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大家来自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背景。我们的讲演和发言主要围绕这个主题，我们的讲演尽量简短，大家可以相互提问，相互探讨。这种提问，可以让我来提问也可以大家相互提问。邱先生先讲，中国长城的索道就是他建的，这是旅游的索道。邱先生您简单的代表发言一下。

　　邱维廉：谢谢大会主席，抱歉的说，我可能会讲得长一点，因为这是他的原稿，我必须念出来，这个稿不只代表意愿，它还代表着政府发言。今天能来中国北方这个美丽的城市天津，我感到十分高兴。同时代表澳大利亚，出席天津全球外包大会，我也感到十分荣幸。我对戴相龙市长对我的邀请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受弗吉尼亚.乔治女士委托，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上个月天津市人事局副局长率先来到悉尼招贤纳士，我们对他的一言一行深表敬佩，我们欢迎对天津的朋友们再次来访表示欢迎，这个产业使全球实现互利共盈，我们也特别强调，保护工作环境，以及员工公平的诉求，外包服务业务要强化政府监管，理顺劳资关系，规避行业风险，保护劳工权益，以及做好政府监管工作。我对我们在处理国际服务外包方面的合作方面，做一个简要介绍。我们拥有推进服务外包的明智的选择计划，我们拥有一支受过良好教育训练有素的大军，承担来自全球的各种服务外包工作。我们的服务外包领域广泛，遍及科技，医药，数码传媒，财经，教育，生物等各个领域。只要你能想到我们就能做到，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高速发展和整合的基础设施方面，我们拥有低成本，高效益的网络，我们有四套国际光缆，遍及欧洲紧密联系。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经商环境，鼓励外包产业在澳大利亚蓬勃发展，我们都做到了。首先是因为澳大利亚在全球最稳定国家中名列第三，也因为它在全球最佳环境中位居第五，同时因为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四。更因为像滨海新区一样，在系代用品地区，发展外包业务，它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提供24小时服务。澳大利亚的时区和亚洲市场同步，我们的战略时区优势正好填补了北美与欧洲两大国际性金融市场的实践空档，帮助企业进行全天候的运作，我们是每一天最早醒来的市场。我们比香港、东京，新加坡更早地在世界主要贸易市场架起了桥梁，过去的20年，悉尼已经打造成了全球著名的联络和服务中心，今天，有超过600家跨国企业在新那沃尔斯州接受过外包客户联络中心的服务，员工规模超过9.5万人，这些公司为亚太13个国家的服务提供高标准的技术支持，向10个亚洲国家提供商务支持，公司在悉尼在亚太地区超过百人规模，运营中用10多种语言为亚太地区提供服务。这个公司专注于满足亚太地区客户对多种语言以及知识使用的需求等等。为什么我们能够成功地吸引这么多客户在这里安家落户呢？我认为，这要归公于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按专业语言环境，悉尼成为最具全球化性质的都市之一，我们能够使用你们的语言工作，并为你们的客户提供语言服务。在悉尼，有超过1/4的人口出生在海外，占悉尼人口的27%。他们来自140个国家，澳大利亚人口中有一半在这里安居乐业，在亚太没有一个城市使用的语言种类比悉尼更多。举个例子，我们有超过1.6万人说普通话，约6.6万人讲越南话，约3万人说汉语，超过2.7万人能讲印第语，还有一些说日语，其他52%的人在海外出生，55%的人能讲两种语言，海外出生的人口中，最大的两种族群分别来自中国，有5757人，占人口的87%，而人民占选取人口的5.2%。毋庸置疑，语言的多样化成为我们在国际服务外包领域所具优势的一大原因，也是服务产业在沃尔司州成为龙头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总量中占80%的比重。再说说其他方面，2005年我们15到60岁人口中具有成人教育学位的有240万人，其中94万人拥有本科以上的学位，应届毕业人数占人口的49%，我们具备的高学历大军，这成为我们鼓励海外生物医药公司来这里的动力，研发中心的创立，为我们发展为全球临床实验的理想基地迈出了第一步，成为所有新研发药物进入市场之前的必要环节。在全球来看，临床实验产业值达到1000亿美元。

　　今天，澳大利亚临床成果中有1/4来自我们这里，我们投资100万美元，创造新的临床中心，我们首次创造销售实体，为海外研究人员和制药人员提供联络点，这个中心提供从设计、投产到营运管理和分析各个环节的服务，我们的临床实验研发得到了主要临床医院专家的支持，并依靠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即欧美技术标准来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但是，真正使我们站到临床实验前沿的是本州的经济发展，与美日西欧国家相比，我们的临床实验领域的运作成本更低，效益更高，80%的临床实验都能按时完成。在我们这里，临床实验的平均成本为4000美元，德国500美元，日本1.8万美元，我们临床实验的发展，以生物制药技术为核心。目前的一些跨国企业，都在悉尼建立了临床实验基地，他们利用我们技术上多语言的人力资源，成熟的生物科学产业链，以及低廉的成本实现彼此双赢。在公司悉尼，设立了临床实验研究机构，从事澳大利亚亚洲中东及拉美临床实验的设计、管理以及分析。在我自己从事的教育培训领域，我们正成为国际教育服务市场最大的外包供应商，我们拥有优秀的师资力量与教学设备，具备严格的教学大纲，有明确的评估标准及学生成绩鉴定报告。我们的高中文凭在全球得到承认，多国颁发了我们的文凭。 2004年，在我们州11所高等学府注册的海外学生人数达到6.7万人，占澳洲海外留学生总数的29%，出口额占欧洲出口总额的40%，2005年，新南威尔斯州出口总值达29亿美元，2005年10月，我们有悉尼大学，新南威尔斯大学，排名美国时代周刊名校百名之列，就读人数在国家总数中排名第五，2005年我们州最主要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分别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来自印度的留学生继续呈强劲的增长趋势。

　　2005年，在我们新南威尔斯州，各类高中，职教与培训学校，及在大学就读的海外留学生达到13.5万，占全澳海外留学生总数的39%。有一个职业教育机构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教育机构，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在中国已颇具规模，在15个中国城市共有22个当地的教育机构联盟提供职业教育与培训教程。这15家是北京，广州，合肥，南京，宁波，上海，深圳，顺德，唐山，无锡，西安，徐州，宜昌，张家港和郑州，所授课程包括英语，会计，国际商务，信息技术，机械技术，电子技术，物流管理，旅游会展及营销，毕业生受到社会的欢迎，有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到澳大利亚就学。客户包括上海，生物科技与医药基地，以及北京奥组委交通处，对澳洲学校而言，中国市场巨大。2007年，12名学生参加了培训，进入工艺学校学习，与北京大学学生服务中心签订了协议，为20名贵宾及志愿者提供客户服务方面的专业发展培训，培训基地设在悉尼，培训重点为英语，与奥运有关的管理及风险评估，2007年与香港马术公司签署了一系列合同，为一千多名志愿者提供培训，经过激烈的竞争，国际部已经有培训人的名单，获选者将为上海2001年世博会人员提供服务，我预祝他们好运。

　　总之，新南威尔斯州的经济发展，不再以农业，矿业，职教也为基础，而进入以高新技术外包为主导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科学平衡基金，向国际研究者提供研究基础，参与空客A380的研发，新南威尔斯州成为联合制造资源的中心。新南威尔斯州的环境产业，在政府的支持下，承担众多国际科项的服务外包工作，新南威尔斯州电影电视产业，后期制造，及动画方面的业务占有领先地位，悉尼拥有澳大利亚最大的信息产业，年产值的331万澳元，将2000年奥运会的成果，经验以及其他重大赛事的举办经验不断向全球推广，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1年新德里新联邦国家运动会，亚运会，2012年雅典的运动会，这只是我们在国际外包领域的一些经验。上述经验表明，只要你拥有人力，智慧，技能，以及最新的中文核心基础设施，在外包产业的高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是有可能实现的。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听我的报告。谢谢。

　　郑雄伟：听完他的介绍，虽然报告很长，内容确实很丰富，很多方面特别的地方值得参考和学习的。他描述了一个城市怎么做外包这样一个问题。

　　现在有请屈中华先生。IBM公司是全球外包方面最权威公司之一，请您谈一谈对这样的问题有什么高见。

　　屈中华：谢谢郑雄伟主席，不敢说什么高见。时间有限，咱们长话短说。我从几个方面给各个城市一些建议，特别是发展中的各个城市拥有一个统一的窗口，虽然说全国统一比较难，至少每个城市我希望有一个统一的窗口。我已经发现在不少城市和地区之间，相互竞争。每个城市都有内部竞争，这是我发现的问题。现在各个城市重视招商引资，服务业很热，招商引资用传统的办法，我们招商部门，给大规模的论坛，给你地(主要是给地)，给税收，也可能是一些资金，给1000万的资助，这些可能是需要改变的。因为做服务外包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就一块地，一些钱拿过来很难成功。即使拿到了，也是空的。没有人，没有业务，什么也没有，这个从招商上需要有耐心，这不是传统的招商，而需要一些懂这方面的专家。

　　第三个是持续的过程，要真正的发展起来是要有一定规模的，有人、有业务才叫成功，否则就会发现这个招商是空壳子。在全国，尽管有政府热现象，但不能操之过急，我认为绝大部分省份和城市，都要按各个三部曲的模式来做。第一步叫人才先行，先把人才培养起来，这个最少需要一年时间。第二步，叫主导因素，这属于招商引资。第三步，比较客观一点，我觉得这个词叫“与狼共舞”。在三到五年之内，在本地形成上万人规模的外包企业，参与全球竞争，不要一开始就做最后这一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从人才上讲，政府要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在人才培养上，在资金上，在政治上给予非常大的扶持。比较成功的例子是我们在南昌做的模式，南昌政府投资1500万于外包人才的培养。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三百个这样的模式，有一些还没有用。我希望各地政府都要尝试做，同时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政府做一些工作，传统教育出来的学生不符合市场的需要，政府投资这样的学生遇到困难，我们和政府的教育部门商量办一个学员或大学服务外包，这是我对政府的几点建议。谢谢大家。

　　郑雄伟：请苏礼贤先生讲讲有什么建议。

　　针对中国不同的城市，比方说西安，武汉，天津，到底做哪方面的外包更现实，发展更顺利。中国和印度比，哪些方面更有特点，我大家都想做外包，可能有些行业不适合，比如呼叫中心。类似这样一些问题，例如中国人英文不太标准，看看你有什么高见，有什么好的想法，提一些建议，特别中国的城市，外包领域怎么发展，提一些很好的建议。

　　苏礼贤：我们先讲讲我觉得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专业是设备的外包，我们不是专家。我们讲的是哪一些产业是比较好发展的，就是说在中国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首先我想谈一谈这位先生讲的，我觉得为了吸引这些新的外包产业，中国需要找到自己的模式，我觉得刚才的同事也讲得非常的好，今天早上的时候也讲到了，不能够照搬印度的模式或者其他国家的模式，我觉得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知道世界上的局势如何，未来的趋势如何，使得最近几年，这些趋势是怎么样的等等，我们都要领导得非常清楚。

　　其实呢，我们在自己活动当中，也经历了同样的情况，我今天早上说到了在欧洲和美国，我们这个设备管理的过程已经从单纯外包变成了其他风险外包等等。美国和欧洲公司在这个方面做的过程其实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环境的，全球不是那么的全球性，而我们的竞争也不是那么激烈，他们的这个结构不是那么复杂，还有技术差异也不是那么大，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外包过程，我觉得我们在中国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建立中国的组织，能够直接地寻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模式，也就是—“联盟合作”。使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最大的价值，因为这就是欧洲美国的公司今天在做的，中国的组织想和他们竞争，他们必须团结起来，提高自己的效率。所以说我觉得，我只是在呼吁，希望中国知道需要有自己的方式，来确定他们有哪一些产业是最能够实现发展的。

　　第二点呢，我觉得有一些同事讲得非常好，他说有不同的标准来定义他们自己的不同的运营能力，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他们是如何吸引更好的人才。对中国说，我们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我们有些时候相当落后，我们不太知道为我们的外包发展怎样提供的良好的环境，我们建立了技术开发区，新的经济特区，这样的话，我们给特区很多的优惠政策，减免他们的税，土地使用等非常好的待遇，这是非常好的例子，这样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外包产业的发展起表率作用，起一个身先士卒的作用，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我们了解到，看看如何更好高效地营造我们的经济特区，让我们的新区和我们的科技园区高效的运转，使他们的一些服务商和提供商很好的与其他国家衔接起来，比如印度香港这样一些国家连接起来，对于我们客户服务方面，我们也需要做一些改进，才能跟上潮流，我谈一谈我们的经验，更多的是一些建议，或者是个人的看法，对于我们的经营和管理层说，更多的是一些无形资产，也就是我们的软件设施，而不单单是刚刚说的硬件建设。

　　郑雄伟：下面我们有请美国雷曼麦克先生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宝贵经验。

　　麦克先生：非常感谢主席，刚才听到很多精采的演讲，接下来我讲到一个规划，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最大的外包提供商，今天早上我讲到了在亚太地区我们没有太多的经验借鉴，我们看看如何在全球的环境当中，成为可以以为未来的外包提供服务的中心，我们能力对我们的外包的发展环境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有一系列的优势，比如多文化，北京的这么一个大城市，我们也有很多中国或者是菲律宾这些不同的种族人群，也是非常好的例子，我们是国际化的城市，我们在城市的大融合中吸收各个方面的资源，温哥华是个好城市，辛勤劳动的民族和最优秀的民族为外包作出他们自己的贡献，我们有非常好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容纳百川，吸引这些最优秀的人才到我们的旗下。我们讲到了不同的省和不同的地区，北美的新海岸的一些地区和当地政府进行合作。华盛顿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有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要用最好的人才，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取胜的关键，这是我的理解，谢谢，非常感谢。

　　郑雄伟：发达国家做外包，我们发展中国国家可以借鉴。我们有请陆冰发表他的看法，他很年轻，在这方面有很多看法。有请。

　　陆冰：谢谢郑雄伟主席给我这个时间。其实，我们看外包市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外包市场主要由发包方和接包方组成。大家知道印度在国际上做了外包的很多的领先的部署战略的部署，我们看中国跟它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可能胜过它，根据我们调研的结果，中国和印度应该走不同的道路，我们看印度的内需只占到外包市场的15%。中国恰恰相反，中国内需占到外包的70%的样子，我们的外包总量只有内需的30%，中国现在最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做好内需市场。我们内需市场里主要有三大块，市场贡献主要分在三个地区，华北地区由北京天津济南组成，对中国内地贡献是28%，它占了中国内需市场的30%，华南地区主要是深圳广州，占中国市场的23%，三大地区我们加下来占中国整个内需市场的70%的业务。我们非常高兴正式引出我们的话题，探讨中国城市外包战略怎么定位，中国做外包应该从城市战略上做研究，我们经过了这三两年大量的实际的调查，发现中国有做铅白工程的十大基地。铅粉由四个不同的组成类别，我们给11个城市，现在是13个城市做了大致的分类，第一类我们我们看到北京、上海、深圳，我们把它叫外包战略中心，为什么这样叫，是因为战略是方向性的问题，是具有领导性的，我们希望由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城市作为中国外包发展的方向性城市，不仅要做好自己中国发展的外包工作，而且我们愿意未来把三个城市培养成为国际上的能和印度竞争的对手，加拿大或巴西，成为现代服务外包的黑马。泰国是我们愿意拿出来较量的先进的城市，这叫战略中心，从领袖角度看，贡献价值最大的是金融行业，对外包的技术要求最高的，我们看北京上海深圳，都是金融业最发达的城市，它们拥有外包里价值链最高的业务。北京、广东、深圳先做起来，我们看只有大连，它拥有先天的独特的优越的地理条件，后来我们发现无锡有非常多的日韩的区县，还有苏州，新加坡和苏州通过十年天然的联系建立起了合作关系。我们着重讲天津和南京，我们看北京，既然已经有可能成为外包的战略中心，它以做金融业务为主，天津有可能成为承接金融业务的后台，它吸收了辐射中心的价值，南京同样，人才的性价比是上海的三分之一，比上海不会少很多，做业务的时候不会拿到高端的业务，他们会想怎么调整，这个城市应该发挥得优势，最后我们讲成本优势中心，不在沿海城市，但有它自己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同时他们的产业增长非常快，这个城市我们主要由西安，武汉组成的，它们慢慢赶超次发达城市，它们在第二圈城市中发展速度非常快，他们的成本更低，我相信他们的成才，我们讲成本讲人才成本和另一种成本，他们的成本这块可以去跟上述三个不同的组合，去做相互的配比。

　　我们讲了两个位置，从城市自己的定位，从服务外包市场接包方，发包方的过程，从行业的角度讲述我们的研究成果，大家想起来可能觉得比较奇怪，我们调查出来的结果也很奇怪，制造业占到29%，金融行业占到26.5%，通信业占12.7%，我们后来研究制造业占最大，我们看印度从03年到现在，06年或者是07年或者是明年的08年，制造业呈下降的趋势，占GDP的15—17%，中国制造业从今年到明年GDP保持在30%的贡献度，明年同比会增长10—40%，但是对于制造业来说，一直始终不变是这块对总体GDP贡献非常强大。

　　现在国际市场前沿的科技领域在研究，我们说到了在讲到全球制造业过程中未来制造业。昨天戴市长昨天提到的要让先进性制造业替代未来制造业，这是和大量的服务外包推广工作分不开的，中国做好了服务外包业的推广，服务于本体的母体产业，同时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这是强大的职能，我们资本市场叫协同协议，这是永远的1+2大于2的产业观点。

　　郑雄伟：我特别赞同他的观点，与国外市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可能使中国具有一定的特色，我们有请接下来的麦肯锡彭先生说说。

　　彭壮壮：我们先说一说同行的观点，有几个方面共享一下，我们从去年年底对中国发展外包做了一些研究，确实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中国发展外包产业要走不同的路子。中国肯定有相当大的优势，有一组数据和大家共享，我们在2005年对全球的服务外包产业潜在规模进行测算，各个不同行业有多少IT需求进行外包，这个数字是4650亿美元，这是巨大的市场，真正实现的市场价值刚刚过400亿美元，不到10%的可外包的市场真正实现了外包，言外之意有90%的潜在机会，对于中国的发展产业有优势，他讲到了制造业，进一步加强了大家对这块儿优势的认识，我们不仅仅是环球工厂，而且中国在很多类型上都成为全球第一大第二大市场，无论是电信产业，汽车产品，消费产品也好，中国市场本身也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不仅仅要在传统的软件发展上做文章，制造业同样是未来的一大机会。沿着这一思路我想谈一点，地方政府要形成有差异化的发展优势，我想有从我们最近的研究中有四个方面，是比较值得思索的。

　　第一方面是市场，在企业的运作里面，我们讲聚焦细分市场方面，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发挥地缘优势，比如发挥大连和日本之间的地理的紧密和语言文化上的相通的优势，还有比如说深圳和香港之间的，但地缘只是一方面，地缘方面的优势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更值得思索研究的是产业的历史，而且是大的产业带，在我们的城市里有没有产业在中国全球范围内是领先的，比如说电话，在手机制造方面，天津在国内全球都是领先的，这个行业我觉得是未来发展一大重点之一，我们看到中国的情况，中国城市的手机的普遍率是90%以上，未来的手机将成为工作娱乐一体的东西，基于手机相关的外包工作，是不是成为天津的一大重点是值得思索的问题。这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其它很多城市有自己的产业特色，围绕这个产业，形成相关的外包的工作是我们看中的优势。市场上差异可以这样考虑。

　　第二个是布局的问题，怎样形成差异化的布局，我们在全国范围有11个外包基地，有很多城市思考这个问题，未必每个城市都一定要直接面对国际的外包企业和外包业务，我们甚至看到，包括在东欧发达地区，有梯次化的城市的布局，比如美国的一个地方，作为一个相比纽约，比较低廉的城市，开始承接一些纽约过来的投资，东欧有很多城市，中心有一个网络，通过这个网络承接服务，所以国内的城市，像东北的城市比如大连，形成梯次化的布局，从一个中心城市，带动很多其他城市的发展，在政策层次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形成差异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政策范围内，我们注重税收，以政府为主做基础设施的建设，一个真正的外包企业，它要关注其他省市做的怎么样，以差异化为入手点。比如，我们城市在知识产权上的保护，在数据隐私上的保护上面，是不是有其他城市没有的法律法规，一个依法承诺的城市，可以给外包服务企业起到影响力。

　　第二，我们每个城市的内部的感觉和推进机制如何，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到，比如，我旁边的大连软件，大连市政府考虑，对未来的服务外包和软件行业的发展进行五年的规划，是哪位领导和各家咨询机构进行讨论，是大连主管方面的副市长，这个层面的市领导要有一个长期不懈的推进的同时，还要在专家层面上和所有的外包企业沟通，这样一个城市在众多城市中才能脱颖而出。

　　最后我想谈一点营销问题，我刚才做了统计，全球100强的企业有95%考虑了外包的策略，有多少曾经考虑过中国或者知道中国也做外包，可能超不过50%，这50%里面有多少企业真正觉得中国值得去尝试，中国做得成熟的不到10%，从10%的中国外包城市中，除北京外，知不知道中国的其他城市，剩下的城市可能1%都不知道。这说明我们的城市有大量的对外营销工作需要做，一方面是知名度的问题，使国际上考虑服务外包的企业知道他要进入的城市。

　　第二点，我觉得应该考虑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走出去，做这个工作，像今天这样有很多国外的朋友过来，了解中国的城市很好，我们可能聚焦一些所谓的娱乐领袖，进行针对性的走出来的考虑，我们建议看到印度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一些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抱有对未来的远大抱负，有的营业员领袖的成为我们的城市的代言人，我想由于时间关系，不能一一阐述，从市场布局，政策营销等四个方面应该和在座的各位共享之前研究的新观点。谢谢大家。

　　郑雄伟：彭先生的发言特别切题，讲的很到位，不愧是麦肯锡高层。接下来有请汪先生，他也是全球的著名的外包机构，我们来听听他的见解。

　　王晓良：谢谢大家，刚才我想一些观点，今天早上大家也听到了提到的几点。我再强调一下。

　　中国大力强调外包。屈先生谈到了重视外包行业是非常好的事情，我觉得是不要去做所有的事情，创造独特的事情，比如西安外包行业，但是说哪个城市有巨大的差别。我现在看到，我们一条腿是让政府提供很多的优惠政策，另外一条腿是提供资源来吸引产业。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要从一个领域或者几个领域来发展，要找到独特性，电信行业，电子行业，中国目前位置是领先的。在这个领域里，我们有针对性的吸引高端的外包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趋势。就是说谈到外包，大家可能知道IPO，BPO也是中国将来可以走出的一条路，比如说采购更新，中国是世界的制造工厂，可不可以成为中国的采购的中心。城市是吸引外包产业的一个手段，再有一点，从地缘方面，刚刚彭先生提到很多时候，我们从成本上，从语言上考虑外包领域。特别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考虑大连之所以能够成功或者成为中国外包界的名片的经验。作为天津，它将来面临国际市场，和日本合作也可以成为一个发展方向。再有外包不仅仅是国际市场来到中国，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企业也陆续进入他国，很多国内企业在吸引外包，特别是大型企业。

　　最后一点就是说无论从政府也好，还是从行业来说，都提到利润，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行业来领导，而且中国现在能够走出去，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一定能够逐渐走出去，创造中国外包城市，这方面大连做得比较好，大连是唯一广告城市，在国外可以看到他的城市面貌的，天津也好，其他城市也好，在国外很少有人提到，这也是中国应该积极参与的。谢谢大家。

　　郑雄伟：看来顶级的咨询机构观点是很相似的。应该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想法确实是很重要的。汪先生特别提到大连是中国发展外包的一个成果，从大连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问题，从定位方面有哪些很好的想法，有哪些需要解决的，请来自大连的吴小姐谈一些看法。

　　吴静：最近有非常流行趋势，全国各地做外包，做外包的说明会，我觉得这样造成了各个城市的竞争，没有使产业良性循环，而是恶性循环，没有造成园区的运营商和政府以及我们所谓的形成一个供应链，我想我们应该就像刚才各位嘉宾发言一样，各个城市不应该追求一个客户，一类客户，要知道城市的特点是什么，都说大连做得比较好，之所以做得好是我们不停地找我们产业的定位，再一个我们大连关注的是一个模式，光做宣传，没有服务是不行的，大连软件公司十年前做软件外包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外包，我们想大连有什么，我们离日本非常非常的近，我们有很多人在，我们有非常强的制造业，我们的嵌入式和我们的软件开发的能力比较强，我们开始做软件开发的外包，我们自己的定位叫做中日对外合作。很多公司来到大连发展，经过2、3年的发展，2003年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口号，成为外包中心。不仅日本客户要到大连发展，欧美企业有很多的人不懂日本话，找些日语的人才会到大连来，所以我们开始把欧美的市场上的产品引进到大连。去年开始，我们又有新的业务，我们在积累了十年的经验后，我们不仅仅能做日韩工厂，我们做欧美市场，我们变成全球的企业，有了整个的外包采购能力后，我们就做，我们不停提高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的特色，不仅是地理优势，宣传再好没有好的优势特色是不行的。外包不仅需要地理优势而且需要人才，当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时候，徐总刚刚说，我们做推理政策，我们永远走在最前面，我们园区的本身，我们知道什么适合我们的外包的发展，我们的外包的比例是怎样的。我们会提供的比例是什么样的。这样的才能把客户带到你的城市，要靠你的服务赢取你的客户，所以我建议全国的外包11个城市在一块探讨怎么提高我们的服务。为我们的服务提供帮助，不是竞争，竞争会对导致我们的整个的产业的跌落，我呼吁我们各个城市要在一个好的情况下存在，而不是竞争的状况存在，这样我们会赶超印度，会做得更好。

　　郑雄伟：谢谢，吴小姐从大连自身的发展方面谈自己的深刻的体会，新华网、中国报业网等网络也纷纷转播，这同时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下面有请下一位发言人。

　　奥尼：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很著名的公司，我知道我当时担任我们的公司的运营领导，我来自悉尼，我们非常关注中国市场的发展，我们来自不同的特色特点的国家，我们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有很多的丰富的矿产，比如说石油、天然气、还有煤矿等等，还有一些新能源，风能、核电站的发展是我们新的发展方向，我们还有很好的融资渠道和物流运输渠道，所有这些为外包的服务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渠道。所以说呢，我们以前讲到，我们必须有共同措施，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实施的调整策略，根据不同的地区做出不同的战略。

　　去年我们第一次来到中国，了解中国的市场发展情况之后，我回到我们的国家。当时我和我的合作伙伴掌握了中国的一些情况，我们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发展中国市场的关键性和重要性，也就是说如何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者，跟我们一样来到中国市场投资落户。我们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整个世界的资本市场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有一点我想讲到的就是在澳大利亚，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些合资企业合资公司，他们是非常支持我们基础设施建设的。我们用一个双赢的方法来帮助社区和政府。同时，我们提供的设备包括还有游泳池、医疗设施、康复设施、医疗、还有日间的护理。因此我们建立了很多商业模式以便能够吸引投资者，同时呢，我们在这里的公司就是通过这样的模式，实现了非常大的增长 我相信，我们与中国开发商的这些合作关系将会使得社区以及政府和企业受益。这种机会的到来是需要我们参与到一些活动当中的，比如澳大利亚在房产方面的开发是会需要资源的，因此有一些农民，需要我们来观察这些土地，然后来看一下他的价值有多少，他们想知道在这个方面他们能够有多少的获益，我们拥有很多信息资源，这样的资源和机遇就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使用土地。而且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带信用的贸易，来处理温室的排放问题，澳大利亚的媒体特别地关注这点，现在我们积极地参与到了这个二氧化碳的减排上来，我们和一些企业一起合作，他们是需要我们服务的，以实现减排。

　　我觉得，我们公司就表明了一个例子，当我们获得这些机遇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非常灵活的获得这些机遇的。如果我可以把我的公司作为一个例子来讲一讲，关于灵活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利用中国这样的优势，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也是很灵活的。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哲学就是双赢，永远是双赢。如果我们觉得不是关于钱的问题，而是关于忠诚问题，我们就会忠诚，因为只有忠诚才会有机会。比如说，我们非常愿意让那些中国的企业与全球的企业合作，我们目前在美国有一个天然气的石油项目。我们的报告表明，现在的业绩是非常好的，这个项目是我们和美国方面做的合作，这些公司是一些上市的公司。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一些合资合作者，使得我们能够引进一些资源，帮助我们获得一些相关专业的知识，改进我们的资源的利用，获得更多的经济机遇。我的看法是，中国不仅仅从外资当中获得很大的益处，同时自己的合资合作伙伴可以获得益处，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动和国家政府的合作，不仅仅是与澳大利亚的合作，还与美国有合作，我们的计划是要把我们的公司扩大到中国去，同时在欧美和印度的业务也要扩大。

　　希望我们的公司，特别是中国的公司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全球的扩张计划当中，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一种工具。使得我们能够共同的发展。同时我们觉得，我们也可以在中国有我们的网络专业知识，帮助公有和私有的部门来处理他们的基础设施项目问题，或是是私有企业的目标实现等方面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看法，讲一讲我们公司的一些扩张计划是哪些，以及中国的潜力是什么。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那么中国如果开放自己的思想，如果能够在方法上更灵活，中国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成就呢？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有什么益处呢？谢谢，非常感谢能够来到这里。

　　郑雄伟：主席刚才的介绍使大家对公司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希望他的公司与中国有更多密切的合作。下面有请来自韩国的专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专家，看看韩国的外包，韩国一方面是接包方，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是发包方。

　　Joon Mo Yang：谢谢主席先生今天邀请我来到这里，我觉得我们的战略是全球化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外包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知道，如果把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日本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比如日本想从中国得到什么东西，可以出口给中国什么产品，作为一个区域专家，我们看一看中国怎么创建这个优势。比如说，在全球化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当中，我们如何创立自己的优势，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人云亦云，我们不能随着别人的脚步行动，复制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取得，所以我们跟中国和日本，有很多的学生交流计划，我还包括和美国加拿大的交流，这样的话，这些所有的国际学生都为我们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新的活力，我们安排了一些国际课程，我们有很多的国际教授，海外教授，比如说中国教授，美国和加拿大欧洲的教授来韩国讲学，我们提供我们的英语课程，这样的话在我们一系列的国际课程都能被我们的学生很好地掌握，我们也可以宣传国际上的课程，可供留学生学习。我们大学，是关注到外包的核心流的，我们也有一些战略性研究中心，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大学平台吸收很多的海外市场海外才，比如研发中心的创建。当然，我们的也为专家提供很好的机会，到海外进行培训，介绍一系列的专业性的教育，给他们很好的探讨的机会，就专家的培养阶段来说，我们还可以直接聘请海外教授，不仅仅可以很好的发展我们的教育产业，还可以举国进行科技的实施，我们的教授都可以从不同的行业当中学习，这么一个直接引进教授的机制是很好的，我这些观点仅供参考，谢谢。

　　屈中华：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事实上您刚才说到了，我们知道这个教育体制，我们中国有一些瓶颈，我在发展我们的教育方面，如果我们中国学生在我们的韩国找到工作，有100万的韩国人在中国学习工作，我们中国有很好的IT人才，有很好的汉语技能，如何在韩国找到很好的工作呢，您有什么建议吗？

　　Joon Mo Yang：事实上我们也有很优秀的韩国学生，中文学得很好，这是一个互换的工作，我们也招聘了很多优秀的中国学生，中国人才。那么我们当时有两个学生，来自中国，比如说在延边，知道他们的语言是普通和朝鲜语，双语人才是很好的优势。我们还有一个大学的分校提供汉语学习。

　　屈中华：我们的本科学生在分校当中，大概有100名学校学生，有可能来到中国学习和工作。谢谢。

　　郑雄伟：韩国离中国很近，韩国有最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我们把机会给对面的美国的两位先生，第一位是(右二)

　　发言人：(右二)第一次来中国，我觉得一切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我们刚才耳听八方，听到各位的高见，都是很好的经验和机会。在过去的15年中，在前苏联，包括其他的地方，我们都有相关的经验，就是帮助他们的政府建立我们的科技园和怎样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一个世界经济体制。这样他们就能够跟欧洲的先进的国家和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增强他们的企业竞争力。当时我有三个想法，我想谈一下，第一个是营销，以市场为导向是很重要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必须看市场的情况是怎样的，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在大众当中，有一个很不好的形象，就美国来说，在欧美，很多人，认为中国是这么一个状况，比如说贫困，低发展水平，这是普遍大众对中国的偏见，许多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如果想把中国发展成一个服务外包中心的话，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是非常消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机制的话，首先必须考虑这个国家，比如中国是否像西方媒体宣传的消极的思想一样，必须看中国的面貌是否日新月异，他们有最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有瞩目的科技发展成就，有卓越的贡献和业绩，那么，在一系列的东西肯定会使我们的西方人大吃一惊。 第二个我想谈到的是，我教育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措施，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劳动力发展水平和素质。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点，之前我们已经讲到了，我们有不同的科技园区，很多大学建立了自己的科技园区，这是很好的。我们的形象推广出去，比如他们建了25个工业园区，谁想去这些地方呢?他们肯定有原因的吧，他们想创造机遇，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没有人愿意在这里生活，孩子不能在这里上学，他们就没有商业方面的给予了，所以说这是不合适的。因此这个方面的问题，如果要建立工业区的话，也要相应地建立一些大学等等，这些东西都应该是融合的，另外，有一件让我惊讶的事，就是网络，在工业渠道中会有中国的网络和世界的网络。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有这样的群体，比如说在卡萨克斯坦，俄罗斯，，在东欧，北美，有些城市正在建立这种技术群体，他们有同样的机遇和问题，他们在全球的领域合作，实现同时也可以给世界提供机遇，这就是我在这个方面一些建议。非常感谢组织方邀请我和其他的同事来到这里参加会议，谢谢。

　　屈中华：现在主席的责任轮到我身上了。

　　发言人：(右一)好谢谢。首先我想讲一讲，目前有一些谣言，以前都说是圆桌会议，实际上不是的，我希望下一次能够是一次真正的圆桌会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亲近一些，不管怎么说我非常高兴我听到今天的演讲，我希望说说我自己的看法，我所有的客户，讲得都是信任的问题，他们讲到风险，讲到了如何做生意，讲到了质量，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归结到互相信任问题上。刚才主席先生提到的问题是我们对于这些想做外包的城市有什么建议？我的建议首先就是要建立互信，比如说我来到这里，是代表了一些客户的，但是当你们去了他们的城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可以与更多的人进行交流，刚才那位大连的女士讲得也非常的好，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任的游戏，所以说城市之间可以做的是要建立信任，这样做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第二点，在服务外包方面，目前有很多的未知因素。人们知道在历史上IT外包是什么东西，他们知道，呼叫中心是什么东西，但是当你往前面走的时候，讲到了这个服务外包的道路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道路上，有些人并不是很清楚，服务外包是什么。因此我们要关注的是你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每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样的核心竞争力光有这个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在核心竞争力旁边围绕着很多的能人，他们包括了在人力资源，金融等等各个方面的领域，这样才能够使得核心竞争力得到发展。我觉得总裁讲到了价值链的上升的问题，每个人都必须知道这和外包联系起来的重要性，如果你总是在价值链的低端，就很难的走出来。你可以从这里开始，但是你的目标应该更高，我喜欢说的是：我不喜欢总是在最低端开始，我希望尽量从高的起点开始。所以说，人们要知道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不觉得是城市之间没有竞争，而是说城市之间的核心竞争力是非常明确的。核心竞争力，不应该太狭窄，应该有更广泛的定义。第三点意见就是关于你如何来评判价值的。

　　比如说一个服务外包的价值，我觉得你要评估服务外包的价值，你就要知道，在这个方面的知识有多少深，知道你产品的质量有多高。在服务外包方面，要爬上价值链，你必须要有非常深刻地理解，知道在那些做服务方面的人，他们必须要有专业的知识，不见得他们都是博士学位，但是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的核心竞争性必须要包括很大的一个方面。我们公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建立了信任，我们要建立信任，第三个就是我们值得这样做吗？如果我们把非核心的竞争力外包出去的话，这应该使我们长期受益，我们随着时间的改变，增加我们的价值，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地区之间的竞争，但是这不应该是一种摧毁性的竞争，谢谢非常感谢。

　　屈中华：非常感谢，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外包方面信任的重要性，其实我五年前也做了一个研究表明现在的外包是对一些城市来说是非常核心的，这次的研究表明这个在交通方面可能占了50%的成本，关键因素就是信任。如果你互相信任，这个交接的成本节比较低，使得两方都能够节约成本，如果没有信任，需要花很多时间谈判来监督等等，这使得两方都遭受很大的成本的损失，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中坚力长期的信任，以及合作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城市阶段和国家阶段都是如此，这样的话能够推动中国的外包的发展，谢谢。

　　发言人：(右二)我在就这个信任问题多讲几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特别是在服务外包领域，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讲一下外包，我们提供的是设备外包，同时我们也把一些非核心的服务业外包出去，比如说在中国，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就讲到了一个工资的外包，我们提到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有不同地区的合作伙伴，有不同的特色，有不同的专业。如果跟我们中国之间建立这么一个解决方案是最节约成本的，花费是最少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有写数据是涉及到保密的，或者涉及机密的，或者有些数据是不可能共享的，有些原则应该是我刚才讲到服务外包信任诚信问题，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屈中华：特别是在我如果我们中国真正的想要在国际上面发展外包的话，信任是重要的一点，还有我要补充的是刚才讲到了有很多的不同点，比如说我们的专业知识，在某个领域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个韩国的专家已经找到了。在中国来说，有非常多的机会进行服务外包，我自己是做教育培训的，我对很多培训很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政府非常乐于投资钱来培养人才，在韩国是否有这么一个人才培养机制呢？谢谢。

　　郑雄伟：下面我们请戴先生先给大家讲一下他的看法。

　　戴维戚：为什么会有外包这件事情在这里发生呢，从一种观点看，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世界的制造中心，这个制造中心的负价值比较低，所以造成了一个不平衡，所以从中国来说，中国应该使附加值能够提升，逐步使中国和世界先进的国家拉平，这是很好的趋势，跟印度比，印度有一个先天的条件，印度讲英语，搞教育很有意思，我们讲普通话，讲一些方言，需要通过一些训练，训练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说我今天说一个号召，出一个指令，马上可以达到像印度这样的标准，另外一个做外包的事情，也是需要硬件的，包括像物流，金融等等，首先交通要方便，生活要方便，不能远离理城市，我到天津，跑到塘沽这个地方，大概有70—80公里，太远，外包不一定是搞一个区，我们的人员也不过来。其实怎样都可以，要灵活一点，这是我的想法，给一个建议。

　　刚才说到市场的问题，举个例子说，我在温哥华，我们有一个软件公司做的是飞行员培训的软件，印度方面不停打电话，要求我们把软件给他们，当然没有给，因为我们需要专家。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从印度本土，飞到温哥华拿外包的项目，做市场，说明他们是真正做得出来，现在在我们我看起来，除了大连在外面打广告，其他的都是叫我们来开会，其实可以大量派出去做市场，在这里说再多没有用，如果中国有，你可以到外面来，可以培养好到外面来发展项目的，最后我想外包不一定是包到中国来做，我举例子说，加拿大一个城市，我们非常缺懂英语的建筑工人，培训好，可以包给中国，给我们做，不一定是在中国做，这个思想要拉开，我们省北方有一个煤矿，不是露天的，是挖到地下的，我们需要有懂英语的，这个可以包，问题是没有，陕西省有很多的煤矿，都没有这样的人才，所以我说要做外包，一个硬件要有，一个软件要有，有真正的政策来深入地解决的这个问题。

　　郑雄伟：谢谢，请戴维戚先生再介绍一下自己的公司。

　　Joon Mo Yang：我们来自专门做中国的项目的公司，我们叫Bui Thang Diep，我们今天会再签一个叫“天津外包大厦”项目，我们这里有地，我们整个公司运作上市，我们把国际上的资金引进来，做一这个，目的是为中国政府做一个引进，反过来在加拿大我们希望能够引进，一定要懂英语，达到一定的水准，确实要基础好的。

　　郑雄伟：他提出要盖外包大楼的概念我们非常认可，我们愿意协助他们做这个工作，现在中国沿海城市，很多地方土地很紧张，特别是一线城市，像北京上海等等，土地很紧张，在市中心的地更紧张，很多地方出台了一些政策，外包可以用一些生产用地盖外包大楼，这里有很大的利润空间。我们把平台搭起来，有很多机会。包括北京，有一些地方给我们地，希望去盖楼，杭州也是，经济开发区，找过我们好多次了，还有滨海高科技园区，包括温州，市内有些工厂拆迁完后，原来是工业用地，现在不批商业用地，现在那块地转换于商业用地要6、7千万/每平方米。我们可以在那地方做外包园地。

　　义乌这样的地方搞外包搞什么比较好，北京主要以软件外包为主，义乌应该搞物流外包？物流外包很多人不认可。义乌物流外包本身就很发达，我们研究的课题里应该算外包，特别是第三方，第四方物流，但拿地很难，比如天津，天津的物流很发达，给你地，做物流很不现实。义乌做外包，从政府讲有两种情况，做研发中心，制造中心，为制造中心服务，研发中心为当地的产业服务，当地产业以轻纺工业为主，有没有可能将国际研发中心建到义乌温州这些地方，形成一定的规模，形成一个城市里很多人搞研发，一个大楼里很多人在那里干。

　　义乌一直是把产品卖到各地。现在义乌提出要在义乌卖世界各地产品。这样能够促进贸易的平稳，促进中外的经济的平衡，以前义乌是把产品卖到世界各地，现在要把义乌变成从世界各地引进各种产业的城市，成为品牌商品的引进地。

　　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和外包结合起来，叫营销外包，销售外包，这个可能性有的话，地方政府是最欢迎的，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屈中华：中国会把所有的东西，劳动派出去，这个可能是在中国做外包服务中的一向做法，不要把传统的劳动分工和广义的外包和我们现在谈到外包混淆起来，现在谈的外包是狭义的定义。我们要谈谈狭义的外包，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这位先生提到的说香港有没有懂英文的。他们到国外很好，更安全，赚更多的钱，有问题，中国受教育不太高，怎么能学会英语，我们是不是能尝试做这个事情，但是定位不太一样。

　　彭壮壮：我们想其实国家大力发展的有另外一个更广阔的宏观的概念，服务的概念，我们在上海参加了一个服务贸易的大会，这方面的规划是很雄伟的，达到4000亿美元的水平，现在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一个是第三，一个是第七。服务贸易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的前景，其实在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国未必都要去承接国际服务，服务贸易上中国有全球领先的技能，比如刚刚讲到的石油，刚刚我们和大庆的政府探讨中国在石油的勘探挖掘，中国在油井的建设上有巨大的优势，技能的优势，人材的优势，这方面我们做的真正的优势出口，因为您刚才讲的，我觉得我们其实在狭义的服务外包上面，更多的是在引进国外的一些因为相对成本方面的外包，像低端的成本而转移的一些业务，整个大的服务贸易里面，中国的贸易里面有一些出口有优势，未必每个政府都要做相同的外包，像温州要做的这个东西，可以做中国有优势的服务外包。做全国领军的一个城市。

　　郑雄伟，我觉得他说的很对，现在中国有些城市，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一谈外包，大家都想做服务外包，中国有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很多领导都在看《世界是平的》，他们在研究外包，很多程度上，服务外包咱们谈的是以接包为主，慢慢可以成为发包中心，很多生产环节已经可以往外包了，很多企业可以放到内地去。这次会议为什么名字是国际服务外包城市战略定位？

　　李先生：可以这样谈谈，刚才你说服务的外包，是否今天不但是服务，也可以是投资外包，可以这样，国外的比较重要的工程，重要的处理的矿物的工作，用承包的方式投资下去。也可以在服务方面进行服务，我们在加拿大有一个人才的短缺的问题，在我们的那里，毕业的学生所有的工人是100万，有40万短缺工人哪里找，是个问题，每个行业建筑工人的短缺，这些都是可以在短期工作人才方面移民方面考虑的。对欧美来说，英语是比较流通的语言，美洲跟亚洲是中药生产的地方，从亚洲到北美，我们刚刚看有一个50万的DU的吞吐量，未来发展到400万的DU的吞吐量，我们整个加拿大只有200万DU的吞吐量，到2020年我们的吞吐量会增加2倍。在运输方面，刚才提到IT方面，它怎么建立到一个城市里面，在其他的通讯的设备方面，在外包的服务方面来说，我想很多人提出了人才培训方面的重要性，所以怎么可以培养更多的人到一个地方，不同语言的居民的沟通方面，在这方面比较灵活的处理将来不同种类的外包，所以呢，在产业方面很重要，没有产业的优势就很难在某些地方推行我们的外包工作，在我们这里注重生物科技，新媒体，环保的技术，还有国际的贸易，刚刚的金融服务，这些都是比较先进的行业，所以说我们有优势的方面，也是一个传统上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个改革以后，也是加拿大最注意的地方，希望吸引多数人来投资。还有就是完整的优势，刚才皮特说过，温哥华是最宜人居的地方，人的平均的寿命男士是80岁以上，女士差不多是84岁以上，这些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好的空气，好的地方的环境，还有安全的保障，我想未来的很好的完整的指标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工业上怎样能到最低，在教育人员方面，我想是很重要的指标，中国的城市里面，怎么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我想是很重要的课题。刚才有人说到“炭”的问题，怎么将二氧化碳方面的价值交易，我想我们可以举个例，在两个星期前通过了一个范例，我们在未来13年，将我们炭的排放量减化33%，有这样的目标，还有政府的政策配合，怎么样鼓励比较环保的产品，可以，不收环保的产品加工税费。怎么样使我们自己的环境得到提升，个人方面来说，鼓励多做些运动，汽车保健的器具，怎么在再外包，将来投资完整，整体来做，怎么样可以将人才多放在一起，怎么可以多发展这个业务。谢谢。

　　郑雄伟：我觉得讨论特别好，中间忘记了休息，刚刚有人提醒我要休息了，刚才讨论得太热烈了，我想再给大家出一道题。我们的外包，特别是服务外包，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像中国，印度一些国家，会发展成什么样，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有些人觉得，外包不会成为主导产业，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导产业，承接服务外包对中国的影响到底多大，对中国的经济的份额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在全球的GDP里面，外包会占到什么样的比例。

　　彭壮壮：那么我先简单讲一下，我们应该说基于中国目前情况研究和测算，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其实这个在当时看是一个很大、很难想象的目标，我们的离案离岸的产业的规模在2010年要做到中国做到610万美元，经过我们的努力，最后统计出来的是19.6亿美元，超出了常人努力的范围，印度到去年超过了200亿。整体来讲，回到我前面来讲全球潜在的外包的4650亿美元，这样的情况是有可能实现，不是绝对可能实现的，很多程度上是把供给方面做好，人才的供给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回到您的方面，在这个的经济发展中，中国的经济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回到了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中国的将来的经济的发展方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产业扮演一个催化剂的角色，它能够真正使我们的制造业得到提升，得到一个价值链的高端增长。再一个就是帮助我们国家的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这个产业聚集技术人才资金方面的优势，从这几个方面讲是扮演催化剂的角色，如果说通过他完成GDP的多少，那是是看错了方向，给个简单的例子讲，狭义的服务外包产业是按人头计费的产业，一个人如果看待印度做得好的企业，一个人的年产值到5万美金这是非常非常高了，我们算一算我们中国需要多少人从事这个产业，才能达到31亿的产值，帮助我们从服务业和国际交流，应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

　　郑雄伟：讲得特别好，我觉得回答的非常好，实际上离岸外包从相对数说可能不会达到影响国家的经济的角色，但它确实会触动很多的环节，是一个催化剂。

　　屈中华：这个问题可能我要补充，关于这个话题，它会很重要，我在经济上做简单的核算，外包服务业增加值是非常高的，这是第一个点，非常重要，第二，不要小看，100亿美金的出口，在印度GDP的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们的外包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第二点印度将近有150万人做这个产业，但是根据印度的数据，它可以带动600万人就业，一个外包服务可以额外带动三到四个相关的就业机会，如果按印度的预测，2010达到300的就业机会，带动将近1000万人就业，我认为这个产业在中国做好是非常大的，特别是高端的就业，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个小事。

　　郑雄伟：还有好的看法，咱们最后有一个发言的。

　　苏礼贤：刚才接着这位先生讲的，就像我同事刚才说的，在这个思维过程当中，在这个中国服务外包方面，在离岸服务方面我们有很多方面要考虑。因为它可以涵盖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外包公司在中国出现的外包活动，韩国和日本，他们因为一些地理的原因，使得大连当然不仅仅是大连等一些城市有很多的外包机会，这些都在中国发展，如果服务外包和生产外包是很不一样的，因此服务外包的推动力和生产外包的推动力是不一样的。

　　彭壮壮：服务外包因为是一个新的产业，所以我们开始这个产业的时候有些人不理解，当然如果把生产外包加进去的时候，肯定数字更大。

　　总的来说呢，我们讲的是支持基础设施的外包还有工程服务的外包，也就说在印度的发展非常快，把这些加进来的话，如果看一下数据，可能这已经离印度要落后了四、五年，有同样的统计数据的方法说我们落后了四、五年。

　　郑雄伟：今天讨论的真是忘我了，连休息都忘了。感谢大家智慧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