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长江年度论坛暨长江年度人物颁奖礼实录

　　新浪财经讯 2008年1月13日，2008长江商学院年度论坛在美丽的海滨城市三亚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展望与东亚共同发展。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的盛况。以下为2008长江年度论坛暨长江年度人物颁奖礼实录。

　　谢亚芳：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师长，还有在座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我是长江六期学员，凤凰卫视主持人谢亚芳。我想今天有这么多的家庭成员能够共聚在美丽的三亚，是一个心旷神怡的地方，早上的精神应该不止如此，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早！

　　我们开场之前，我想先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刚刚自我解释的时候先说我是长江的六期学员然后才说是凤凰卫视主持人，因为对我来说凤凰卫视主持人只是一个职业，有一天会成为过去，但是长江六期学员是我这个台湾女孩飘洋航海来到大陆之后找到的第一个组织。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个本土的商学院如何运用他的智慧和勇气走一条世界化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他在国际上网络了这么多的优秀人才，肥水是不落外人田的，最后还是让他们全回到了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稳定和支持的力量。所以我想我已经看到了长江商学院的未来的前景，以及无穷的发展潜力，我怎么能不努力的向组织靠拢呢？希望各位家族成员，我们能够一起在这条道路走得越久越远，飞得越来越高。

　　今天共聚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身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每天做这么多的直播，你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准备，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对我来说做新闻就是看连续剧一样，看完第三集看第四集，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就像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我们看到了过去的2007年，中国经济写下了非常亮丽的一个篇章，我们见证了A股市场从3000点到6000点然后回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中欧之间、中美之间，中国和其他地区，和周边市场之间发生的冲突与矛盾。我想这个很亮丽的篇章过程当中，有喜悦有成长、有冲突，有矛盾，当然也会有后续。而写下这个篇章的就是在座的各位。

　　所以今天2008长江年度论坛很荣幸的请到了这么多的嘉宾、领导、经济学家、学者，还有中国企业界这么多优秀的精英，我们要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东亚的共同繁荣，揭开亮丽的一幕。

　　下面我们欢迎今天与会的嘉宾，我们欢迎海南省省委书记卫留成先生、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博士、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先生、、三亚市市委书记江泽林先生索尼公司前董事长、索尼公司顾问委员会主席出井伸之先生、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杜维明先生，长江商学院的各位教授，感谢各位的光临

　　长江商学院有一位人物功不可没，在我的眼里他不止是一位忽悠大师，而且还是一位善变的男人，从下围棋九段，新洋务政策，还有谈一场灵魂出窍的恋爱，这次我有一个惊喜的发现，他现在已经不谈灵魂出窍的恋爱了，不变的地方是他仍然雄心勃勃要带领长江商学院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他今天要跟我们谈境界，谈长江的境界、人生的境界，中国的境界。热烈掌声欢迎项兵博士。

　　项兵：

　　尊敬的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先生，省长罗保铭先生，尊敬的出井先生，三亚市委书记江泽林先生，尊敬的各位老师、同事、同学，大家早晨好！

　　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就了我们今天的繁荣盛世，我们今天繁荣来自诸多方面。包括我们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人口福利，包括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包括全球化的东风，也包括中国人的勤劳，也包括在座的诸多企业家的奋斗和奉献。

　　前几天我们搞了一个论坛，核心是高市值，高市值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好处，包括吸引全球人才，因为我们诸多的公司，我们的中石油，我们的中国移动，我们的工行都在全球同行业之中成为市值NO.1，因为这个市值好，形成“全球应对全球”，这是好的一面。我们长江的诸多同学都是中国富商的一部分，我非常的自豪。一拨富商的产生对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会起到巨大的推动。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造富和一个伟大的商业机构是完全两码事。中国经济真正变成强，必须出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像索尼一样，像IBM、三星、LG一样。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有可能真正由大变强，也只有这样，中国的中产阶级，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也只有这样，我们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才可能具备。我多个场合强调，企业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感之一是为社会出一批中产阶级。

　　为了成就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我本人最近几年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思考，第一个问题是境界，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境界要一步一步的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境界。如果过多的强调民族品牌，包括自主创新，比如说我的丰田要进入中国市场，打着日本民族品牌的旗帜，他在中国市场有可能发展不了，索尼一样，LG、三星也是一样，要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必须油世界级的胸怀和境界。第二个问题是价值取向，企业为谁而战。美国企业为股东价值而奋斗，日本企业倾向员工的价值，我们中国的企业仅仅限与钮扣、领带产量NO.1，对企业为谁而战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今天我们有必要、有条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思维方式，这是我这么多年一直鼓吹的，从1840年到现在，我们绝大部分是从上往下看，我经常用的例子之一是毕加索和达芬奇的关系，如果毕加索是绘画雕塑艺术，考虑的仅仅是法国和意大利，也许毕加索不可能成为引领全球的新一代艺术家。西方管理和中国世界相结合的问题，毕加索从下往上的思维，引领全球的思维是非常大的问题。

　　在新的视野新的境界之下，如何分析、研究中国企业的崛起。项教授做了三条贡献，第一“取势、明道、优术”，第二，链条对链条，第三，“全球应对全球”。三个层面的问题是去年我写的第三代企业家这篇文章，三代企业家这篇文章就是我刚才讲的两个层面的问题应用到中国企业，探索中国企业撬动世界的杠杆。

　　我的整个思维体系之中，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全球学习”，向日本企业、日本企业家学习，向韩国企业家学习，向印度学习，新俄罗斯学习，向全球人学习，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追随，更重要的是超越。在全球化的今天，变化如此快的今天，我们丧失虚心和学习能力就是我们失败的开始。最近我写了几篇文章，有关印度，放在我的博客里，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向印度企业家学习。印度企业家在世界五百强之中做全球一把手的有三十多人，欧洲和美国顶级的跨国公司一批印度人。我这段时间的思考和观察，我感觉到印度“全球应对全球”的高级管理人才可以用上将千人来形容，如果我们观察印度的企业，可能具备了厚积薄发，快速发展。这种战略令人震撼。

　　明年我们的中心就是希望中国的企业家和印度的企业家近距离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无可质疑我们N多方面领先印度，但是企业家方面，能出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的领军人物方面是远远落后于印度的，从这一点来讲，长江商学院有历史的责任，给中国企业带来历史，希望能给中国企业培养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物，不仅是全运会冠军，还要出一批奥运会冠军。

　　我们明年论坛的中心就是中印，后年就是亚洲。我们希望顶级的企业家来共同探讨亚洲的企业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发展，亚洲的企业和系企业家在亚洲的共同利益方面哪些方面可以合作得更好。这次论坛考讨论的重要论题之一是中国经济和东亚共同发展，讨论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和日本、韩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讨论在全球化的今天，包括西亚的企业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超越经济管理，在人文方面做一些探讨，找我们的共同点，使我们更好的面对全球化。

　　最后我非常感激海南省党委和政府给我们这次论坛的大力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没有我们今天论坛的成功举办。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论坛也是不可能的。我希望这个论坛能成为亚洲顶级企业家对话的平台，我希望这个平台对于亚洲的企业家起一个非常好的协助和探讨亚洲企业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当然这些挑战不仅仅是企业的挑战，有些是全世界的挑战，全人类的挑战，包括环保，我希望通过这次交流碰撞，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日本的企业家、韩国的企业家更具有责任感，更具有人文精神。

　　我希望通过这次交流，你们也可以交一批新的朋友，享受我们海南三亚美丽的阳光、沙滩，谈天的就谈天，能谈恋爱的就谈恋爱，我希望我们三亚、长江论坛为我们企业文化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感谢在座的所有朋友，感谢各位领导，谢谢！

　　谢亚芳：谢谢这位善变的男人，我想这个善变的坚持应该是有魅力的表现吧。我想今天拥有这些美好的事物就得要感谢接下来这位嘉宾，从企业家到政府领导，有人说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我们热烈的掌声邀请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卫书记。

　　卫留成：尊敬的项博士，长江商学院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三亚。我很感谢项兵教授邀请，使我能有机会在这个场合讲几句话。

　　作为本岛的岛主，我要诚挚的欢迎各位，不但现在，以后每年都来到三亚。志在成立世界十强商学院的长江商学院虽然成立时间不长，已经功绩卓著，之所以这样，我想除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高级管理人才的强力需求，跟项兵教授的胆识、思维是密不可分的。长江商学院首届年度论坛选择海南，就是对海南的支持，在这里我向长江商学院、项兵教授表示感谢！

　　我想，干什么吆喝什么，我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去讲几句海南的话。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年，回顾过去20年的风雨历程，我想有过经济泡沫的创伤，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有过挫折痛苦，20年来看，海南终于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我想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海南的经济格局必然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大格局中的一步棋，我想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回顾，可以总结，可以展望。

　　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海南的未来如何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对海南非常关心。在关键的时期，给海南指定了方向。我们新一届的党委和领导班子试图交一份合格的答卷，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突出特区的“特”字，努力构建海南特色的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的经济，实现海南又好又快的发展，并且提出了生态立省，开放强省，产业富省、实干兴省的战略，海南人对特区的“特”字是有着很深的情结的，我们要重振特区精神，就是想开放抢省、实干兴省，以生态立省、产业富省，构建海南特色的经济，海南不能与大省、强省比总量，而是要拼特色，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良好的结合，我想这些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也符合海南的特色。

　　体制和机制本质上就是在更高的起点上，体制决定基础，体制的重大变化可以推动机制的转换，我们的构想，是想突破海南在体制上的一些难点，在新一轮大发展中站上一个新的制高点。

　　很多同志，像我们刚才美丽的主持人那样，很关心卫留成从一个企业家到地方政府的官员这一段故事，企事业很简单，我到海南已经四年了，当了三年省长，一年书记，当省长的时候主要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当书记一年，继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点项目，工作重点已经转向了体制改革。我想这是一项比经济建设更复杂、更重要，难度更大的工作。但是作为省委书记，必须把这件事作为最重要的事。也有人说，我来了海南三四年，海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准确的说，应该说海南在发生变化的时候老卫来了。在座的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我们是把企业家扎实的工作作风和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的本事带到了海南，促进了地方的发展。

　　这里我想讲一下海南产业发展方略。我们主要是“一省两地”，新型工业省，和热带海岛休闲圣地和热带农业产地，我在省长的时候就是把一省两地中的“一省”搞出了一点名堂，海南要不要发展工业，如何发展工业，在相当长时间里省内外争议是相当大的，如果不依托本地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的新型工业就不大可能迅速提升海南的经济，不大可能增长财政收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如何发展，人们担心工业的发展会破坏海南的生态环境，影响海南的特质。为此，我们在反复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不两大”的原则，在不破坏资源，不污染环境，不搞低水平建设的基础上来发展，要大公司、大项目、高科技支撑，要在污染排放方面设置专门的障碍，要提出集约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加快工业发展，既有效的促进了省内外的经济，也找到了一条海南工业发展的道路，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快的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格局，为海南加快发展提供了保障。在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新型工业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我们提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历史发展，海南不能，也走不起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子，我们意识到保护好海南这片蓝天、绿地、青山、碧水不仅是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是海南人民应该为全国人民、甚至是世界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所以我们在生态保护和建设方面要下很大的工夫。可以说海南的生态环境质量多年来持续保持全国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海南的经济社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以今年为例，生产总值增长14.5%，是94年以来增长最快的，财政收入净增了100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41%，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6%、18%，我相信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在其他地方不算多，在海南却是历史水平。这说明海南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上升期。这也证明，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得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

　　也有人担心，海南发展石化工业是不是会破坏环境，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在座很多人都知道，新加坡是亚洲非常美的国家，但是也许有一部分不了解，新加坡是亚洲最大的炼油基地，但是人人都说新加坡是一个干净卫生的城市。这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要大项目、大公司进入，高质量的发展，只有这些做到了，就能够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环境。

　　我从中海油到地方政府，我想跟大家交流的是，我觉企业和政府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府在管宏观的东西，在研究理论、方针、政策，所有重要的会议都是讨论重要的文件和重要的讲话，人们往往为一个词一句话争论很久，文件出来以后，讲话发完了以后，怎么执行，企业更多的在研究经营策略、盈利计划、市场方案，坦率的说，我是用企业家经验带动政府，企图把这个小省当一个大的企业来经营，包括追究务实实效的作风，包括融资，资本运作。大家都知道洋浦开发区，当年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外商主导开发区，有关开发商和政府的价值相悖，政府希望以相对廉价的资源引入更多的项目，长期繁荣。海南通过重组洋浦开发公司拿到了一百亿，这为洋浦以后作为中国南方唯一的一个保税港区的开发和建设提供了保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当然感谢项兵教授，他送给了我一些免费的长江商学院的指标，我说你给我多几个培训的指标比给我多少钱都需要，也就是为我们我把我们省委常委很多同志送到长江商学院学习。在座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家，我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家到地方来，把你们的才智，把你们的本事用于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我相信大有可为。

　　最后，我还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海南，关注海南，我也希望项兵教授能够把长江年度论坛永久的落户到海南。我希望长江商学院能够在海南，在三亚办一个分院，冬天的四个月都到三亚来上课。

　　谢谢大家！

　　谢亚芳：听了卫书记的话我才发现能忽悠的不止是项教授。听了这个精采的开场，我相信今天的论坛会是思想的盛宴。现在我们进入第一个单元，2007年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在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加入WTO的承诺全面兑现和新一轮经济浪潮不断深化的前提下，我们如何才能积极敏锐德捕捉和更新我们身处的全球化商业图景之变化？温故才能知新，接下来这些嘉宾就从中国经济过去的发展轨迹当中来做出对未来的预测和展望。

　　他们是《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先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先生，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先生，长江商学院教授李伟先生。大家欢迎。

　　刘洲伟：大家早上好，我们第一场对话的主题是“中国经济预测与展望”，按照长江著名的三字经来讲的话，第一场论坛要解决的就是"势"的问题。众所周知预测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游戏，为对付不确定性所做的工作也成为最不确定的事情。比如说打个比方，以此为职业的国际顶级的同行宏观分析师这两年大多数没有猜对中国股市的大变化。当然了，我们觉得越是有危险的工作越值得去做，也是利润最高的工作，对预测的这种把握需要专业的分析工具，更需要经验，当然也需要勇气。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五位发言嘉宾，他们是各个专业领域的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发言都会很有含金量。希望大家能够洗耳恭听。我们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全球的焦点，关于美国次案危机，有人说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也有人说潘多拉的盒子刚刚打开，将往什么方向发展，同时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对中国以出口贸易为生的企业造成何种影响，我们先围绕第一个问题来讨论。

　　刘洲伟：下面有请姚景源先生。

　　姚景源：我赞成他的意见。美国的次案危机确实是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也会有，但是也像全生同志刚才讲的，不会很大，我们应该把这样一种预测，这样一种基本看法作为我们来分析2008年中国经济的一个基调。

　　夏 斌：美国权威专家认为次案危机可能真正的暴露是2008年的第二季度，所引起的美国销售的下降从而对中国的出口的下降可能有所影响，但是有可能我们现在就要防经济过热，也许对我们中国企业的升级换代不是好事，但是我想说的，我仅仅看到2008年可能出现的，作为一个中国政府的决策者来说，更要关注外部的不确定性，美国经济的调整如果经济增长GDP两个百分点以上调整的压力就很大。我们要担心的可能是不管是哪个党上来，2008年以后，或者2008年年底到2009年，美国反对全球化保护主义的思潮可能越来越大，这恰恰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一个很大的障碍。

　　周春生：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会进一步加息，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我们08年的经济政策主要是紧缩，就有可能采取行政的手段控制信贷，我们的利率可能有进一步调高的可能性，美国降息可能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大。由于美国经济放缓，会导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冲突，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正如我们夏所长刚才讲的，我们宏观调控有一个目的就是适当的减少对外的贸易顺差，适当的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这个意义来讲，美国次债对我们影响完全是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我们只需要9%的增长速度，中国人也应该感到很兴奋了。

　　李伟：我想讲两点，第一，美国这次金融风暴对美国来讲，都是大家没有预料到的事，美国两个月以前已经有经济学家透露出金融风暴已经过去了，这是两个月以前，我们都知道这个预测是错的，所以美国的金融风暴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对中国的影响，可能对中国的进出口有直接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可能会下降，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美国这次金融风暴对中国来讲是一次机遇，应该抓住这次机遇。什么叫机遇呢，美国风暴以后，美国的银行业受了很大的冲击，金融业受了很大的冲击，大的银行都需要资金，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是世界上资金最雄厚的国家，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1.5万亿，我们可以拿很少一部分用很低廉的价格收购世界上最顶级的金融企业和银行。

　　刘洲伟：谢谢各位，综合看一下，各位学者可能对次案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乐观的。美国假如是民主党的话，他们反全球化的策略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影响。下面我们说一下现在的通胀，有人认为是趋势性的，极有可能发展成全面的膨胀，请各位谈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以及通胀对哪些行业会有巨大的影响。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最专业的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姚景源先生。

　　姚景源：2007年中国经济应当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总是在讲，中国经济2007年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该，就是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但是问题就是价格上涨。我们2007年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物价上涨，1—11月份CPI上涨4.6%，11月份当月的CPI是6.9%，单月月度涨幅是最高点，在7、8月份的时候我就讲，中国的价格上涨是结构性上涨，我讲了结构性上涨，挨了不少人的批评，

　　他们说我这个叫做掩盖问题，粉饰太平。我讲这个结构性上涨，是讲这次价格上涨的特点，不是否定价格上涨，我刚才说我们价格上涨是我们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当中非常严峻的，值得关注的第一位的问题。为什么说是结构性的呢，第一，我们说CPI表明了整个价格上涨的基本状况，去年11月份我们的CPI是什么状况呢，大家知道CPI包括八大类商品和服务，我们在11月份是五涨三降，现在上涨的大家讲得很多，下降的我看你们媒体真的没有宣传。我讲三个下降：第一个是衣着类，全国的衣着类11月份与上年同比下降11.4%，还没有把商场的各种促销打折的活动算在内；第二是交通通讯类，汽车，本田原来三十几万，现在十几万，通讯工具手机的价格和通信费用也在下降。北京公共汽车四毛钱，坐地铁两块钱可以坐到任何一个地方。通讯的费用也在下降，这一部分有一部分上涨，就是原来卫书记管的，就是汽油柴油上涨。第三个下降，文化教育，教育这块，全国农村孩子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部免了，中西部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书本费也全部财政支出。所以现在我们整个价格变动的状况是五涨三降，不是全面上涨。什么时候全面上涨呢，就是93、94年。

　　第二，如果我们把商品分成两类重新组合，一类叫食品，一类叫非食品，这两类11月份的时候是什么特点呢？食品类同比上涨18.2%，非食品上涨是1.4%，我们就可以看出，11月份CPI6.9%，其中5.94%是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也就是说86%的原因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

　　第三，从全国区域上看，现在价格上涨最高的第一是贵州，第二是青海，经济越是欠发达地区，这次上涨越多，相反上海、北京、广州上涨价格低于全国水平。这也是由于主要是食品上涨价格，所以越是相对落后地区价格上涨越高。在同城范围内，这次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最大。

　　现在农民在家养一只猪一年下来赚五百，现在如果说一个农民到了海南、三亚打工，一个月工资可以超过一千块钱，除了各种消费之外，可以净剩五千，相当于在家里养十头猪，农民就选择了在发达地区打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我们的农民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到发达地区打工。本来这些人是在农村养猪的，现在他们到城里来打工了，不但不养猪还变成了吃肉的，也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变化。

　　所以我说结构性上涨，不是说是掩盖价格上涨，也不是否定价格上涨是要找出他的问题，然后再来加以解决。

　　刘洲伟：姚景源先生再一次阐释了什么叫结构性上涨，对以前媒体的误读给予了回答。下面请夏老师。

　　夏 斌：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大家都在说。我想说一个前阵子我做的两条曲线，在座有搞金融的，我们知道货币供应量，传统的分析，我想告诉大家，在2007年上半年之前走得不一样，到了2007年下半年CPI往上走，货币供应量是稳的，甚至往下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物价上涨是客观的，但是是由于货币的因素吗？不见得。我们要怎么思考这个问题，不要简单化。现在猪肉价格上涨，油上涨，我就说这要重视，现在我们提到需求性的涨，我们要防止2008年因为美元贬值而上涨。当然上涨是因为多种因素。另外一方面成本性的上涨，民工、保姆、城市低保工资都在涨，我认为这个涨本身是我们让公民在享受改革开放。第三个因素是我们主动想上涨。我们现在价格上涨因素是很多，很复杂，因此在这个背景下，2008年信号不明确，总量收紧，怎么收紧，对于资源型的价格，国务院在根据走势决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这么简单，用不了这么多人来研究。房地产也好，股票也好，这种价格上涨的压力，货币是一个基本因素，我们曾经货币多的时候物价并没有上涨，这次物价上涨道理很简单，中国的经济链很好，只要把外资管住，把好金融关，不要让外国资本随便捣乱，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情况很好，没有理由不涨。当然还有很多的因素。明年如果担心市场价格，中国经济很好，人民币还在升值，中国股市还是很好，那还要具体分析。

　　周春生：我觉得是不按规则出牌，我们经济的表现，和传统经济学的预测是不一致的，物价上涨，我们一般都认为需求超过供给所以上涨，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如果一方面投资大幅度增长的同时消费需求偏低，消费需求不足的时候我们发现消费价格在上涨，从这个矛盾的现象来看，我不认为中国的物价上涨是一个货币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现象，就没有办法完全通过货币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几个专家也谈到这个观点。这样一来，我就觉得08年中央经济会议非常明确的紧缩的货币政策，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控制通货膨胀，或者是说通货膨胀可以控制，但是结构可能出现更大的问题。我了解了一个情况，去年准备金我们几乎每个月调一次，利率调了好几次，我们发现实际上下半年比上半年涨幅更大。我们现在的矛盾就是觉得物价上涨还是一个成本的问题，现在国际市场玉米的价格大概比去年好象涨几倍，这种情况下，所有物品的价格，其他的价格上涨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人民银行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我很担心国务院又给央行施加压力，货币政策来承担物价调整的问题，央行又来采取各种措施，对很多企业的贷款很严格的控制。现在找到新方法来控制了，现在是每个季度来控制。我觉得这种方法还是有点像我们行政干预，这样的结果我担心物价不下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不正常的现象，而且会影响到很多优秀企业的融资与发展。

　　李伟：中国通货膨胀大家讨论的我就不讲了，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提问大家讨论一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从三十年以前发展到今天，如果大家能看出中国经济里面的货币发行量的话，货币的发行量是很高的，超过了通货膨胀很多，以前我们解释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货币化的一个过程，是很多交易以前不用货币来结算，现在要用货币来结算所以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加，货币的发行量就增加了。是不是到最近这个过程已经没有了？第二个，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要考虑，我觉得应该考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尽管中国现在食品的价格飞涨，其他价格下降，但是中国民以食为天，所以食品还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要把食品的价格看得比较重。这跟国外不一样，美国人收入很小一部分用在食品上面，中国人很大一部分是用在食品上面，这一方面是政府方面的问题，应该从经济、政治稳定方面来有所考虑。这些问题不一定今天要大家回答，下面可以讨论。

　　夏 斌：我们一个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在调控中间，要明确制订明年的工作方针，也就是2008年的工作方针，这都是具体的操作货币量多少。应该上企业家、市场了解政府在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什么，你可以内紧外松嘛，不要完全采取行政调控的东西，我内部可以想办法调控到位。刚才讲的货币量，我们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最后的二十几年，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每年的货币供应量是找不到规律，25年来，大家都知道我们经济增长每年都是10%左右，除了89动乱之外，大多数是8%、9%，我们的货币供应量最高的年份是93、92年，达到37%，也就是说今年的货币比去年增长三分之一，现在是讲百分之十几。搞研究的人听了一看不是很严重，我们找相似的状况是哪几年？199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经济增长9%—10%，物价很低，我们的货币供应量平均是24%，2003年—2006年经济增长很好，物价很低，货币供应量平均下来是16.7%左右(数字记不准确了)。明年，我建议就是16%，明年世界银行都在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是10.6%、10.7%，我告诉大家原来我们的货币供应量中间没有大家炒股票的钱，原来炒股票的钱不算在里面，现在把炒股票也算进去，中央银行不公开具体数据，经过我的了解，最高的时候是2.5的百分点，经济增长明年10.5%，物价是14.5%，明年股市相对比较稳定，按照这个调控已经是很紧了。

　　刘洲伟：我们给台下的朋友两个提问的机会。

　　08年是新一届政府，又有奥运会，又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嘉宾来说上一句话，说一下你们感受最深或者最想高度台下的话。

　　李伟：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应该是非常良好的，我个人认为奥运会，中国经济将来发展在20年内还会有很大层次的发展。

　　周春生：我不认为奥运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尽管存在困难，前途还光明的。

　　夏 斌：到2009年开这个会的时候，2008年的中国经济仍然会是有惊无险的一年。

　　姚景源：我觉得08年大家最关注的CPI上涨的幅度应该会低于2007年，08年的投资会控制在一定的增长幅度，08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会比07年有所回落，但是总个来说，应当说08年对中国经济来说仍然是平稳较快增长。

　　刘洲伟：好，我们这个单元的对话就结束，希望我们的企业家能够审时度势作出更好的成绩。

　　谢亚芳：各位嘉宾，我想作为小股民我更感兴趣的是，明年人民币是不是能够涨到10%。下一个环节大家要关注的是我们知道中国第二代企业家在发展过程中有很鲜明的特色，就是在价格相对比较低廉上做最大的发挥，走出一个创新的商业模式，但是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到底在未来第二代企业家如何来应战全球化的趋势，我们要继续请出这段的对话主持人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先生，搜狐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分众传媒总裁谭智先生，台湾《商业周刊》、商周媒体集团总裁金惟纯先生，UT斯达康前总裁吴鹰先生。

　　牛文文：刚才说是讨论长江三字经的“势”，那我们这一场要讨论的是“道”或者是“术”我们这一场要完成的是另外一个使命，就是中国企业家的分代，给我们的命题是第二代企业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到底我们是不是第二代，我们这代企业家的使命是什么，是不是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甚至我们是不是第二代，我们希望我们这一场可以调整到十一点，能够提供一些更实在的建议。我们看我们长江商学院旁边写的是新一代商学院，长江商学院算第几代？第三代是吧。

　　我们先介绍一下第三代企业家的理论，我们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说什么是第二代，我是第几代。我还是做一下普及，按照项院长的理论，中国的企业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代，84年以前创业的主要是制造也的企业，像海尔等算作第一代；92年以后创业的，主要是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利用了全球资本市场，很多人也是海归；第三代是谁还看不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两个问题来做一下讨论。首先介绍一下四位嘉宾。

　　非常奇怪，都不是制造业，坐在我旁边的是搜狐的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先生，他是海归，96年创业，是一个互联网供应商，最重要的是好久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了。中间是吴鹰先生，他也是海归，他是UT斯达康的创始人，那是91年，现在他投身投资行业。谭智先生，大家知道他也是海归，他在中国的全球公司当中转战多个企业，最后落到了分众，也算是新经济。旁边这位大家都熟悉了，他是台湾《商业周刊》的创始人，金惟纯先生，他也是我们华人商业媒体的领导人之一，今天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台湾的经验。

　　下面我们展开讨论。到底什么是第二代企业家。

　　张朝阳：其实我觉得“代”是有连续性的，当然这种连续性有时候会产生突变，回答你的问题，可能我确实算第二代企业家，因为有一些特殊的事件，比如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带来的中国经济新一轮的高速成长，比如说作为海归来，八十年代初我们这些人在美国呆了够年头了，来自国内的新的改革浪潮传到了大洋彼岸，我们可能在众多的留学生里面有一些异想天开的人，放弃美国的机会回国，我应该算是这样一个状态，在92年想回国的事情，在95年就终于做决定回国，而且看到了互联网的机会，成为早期几个回国来做互联网的人。

　　吴鹰：昨天晚上我问了一下我算第几代，有人说你当然是第一代，没有想到隔了一个晚上就变成第二代了。按照项院长的划分，创业的时间来说，严格来说UT斯达康是91年创业的，那是不是严格来说是1.8、1.9代。我是85年出国，那时候基本是基于中国市场来做的创业，基本上没有资本市场的推动，也没有互联网。一个是时间上的概念，一个是市场技术方面的划分，这个划分不划分还不是太重要，最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家在目前全球化的趋势下，现在全球大家都把目光放在中国。美国是几十亿美金、上百亿美金的身价的都在关注中国，我们是先把中国的市场做好，还是放在全球的格局需要考虑。

　　谭智：我想一下自己怎么定位的。我算是第二代企业家创办企业里的一个经理人，从我自己来讲，是用资本的手段或者是方法进入到企业，而不是单纯的创业去做这个企业，所以从时间来讲，我从93年回国之后，从想在中国做点事情，可是当时没有那个渠道去犯原罪，所以无法直接进入，做得更好做得更大一些，很多做事，当时开一些企业，生产制造业也好什么也好，都是依赖于国家的政策，比如说进口、原材料、批文等等，当时我认为自己做不了这个，所以我就参与一些企业的运作。吴总在UT的时候是我的老板。我也参与了很多的大企业，参与了企业所以我只能在这个角度把自己定位为经理人。

　　牛文文：同样另外一个场合，柳传志、牛根生也在讨论企业家的分代，讨论得很激烈，最后吵起来了，为什么你就是第一代我就是第二代，中间有一个人不服气，三十年大家都在一个层面上做了一件事，很难分清楚自己是哪一代，尤其跟日本企业相比，三百年四百年算哪一代。我们请金先生讲一下台湾的情况。

　　金惟纯：老实说，上面说建议的一个简单分类方法是84年包括以前的是第一代，92年左右是第二代，99年到第三代，我算了一下第一代到第二代有八年，第二代到第三代是七年，这样算一代，把企业家分代是一个蛮奇怪的概念，项兵教授是一个奇怪的人。因为每一个企业家都是根据当时所处的环境，利用他所有的资源和条件去创造一些价值才能称为企业家，但是每个企业家所处的条件、环境不一样，不管他用什么方法，什么背景，谁是海归，谁是草根没有意义。我最近看了一个数字，福布斯富豪榜上第一名的，小学毕业，很多前十名的很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以上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企业家第二代，从创业到现在五六十年了，他们的背景是草根性的人物，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是完全个性化的，可以收购全球的一些大企业，他的企业已经完全国际化了，在过程中不断的演化。所以我基本上不觉得要把企业家的时代背景、包括环境、产业、个人的不同条件、背景来分代。

　　我讲一下我对内地的企业家分代我不清楚，在台湾，我们凡是创业人是第一代，所有权传承到第二代的时候叫第二代，再传下去是第三代，一般来讲一个企业至少经过三代的传承才叫稳定了。所有权不是管理权，经过三代的考验，这个企业仍旧茁壮成长，或者仍旧可以经营，具有一定的规模，可以接受时代考验，有长久的竞争力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好象一般人来讲，大陆的第一代创业家很多人有一些负面的评价，认为有些人不正规，出身不好之类的，我个人不这样看，我个人认为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中间，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出头，他们都是十足的企业家，就算最后因为时代的变迁时代了，但是我认为在那个条件中间还是有风险的，不愧是企业家。

　　五年前项院长到台湾做长江商学院的说明会，我说我可不可以来读书，他说你太老了不行。所以我今天要拍一下他的马屁，项院长有一句名言，“爱到灵魂出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完全可以变成一个观点学上的新概念。我从这里看大陆的第一代，文革的十年让整个中国十亿人灵魂出窍，从上到下，灵魂出窍标准要很高，这种情况下要放空你自己，根据时代面对现实处理问题，这就是企业家的精神。

　　牛文文：最后这个问题让项院长来回答，什么叫第二代，是海归？还是年纪呢？还是做制造呢？还是自己的企业是一个全球资本的公司呢？到底什么是第二代分代最重要的标志，这个可能需要项院长什么时候给我们专门讲一下。

　　我自己体会长江商学院从CEO班到EMBA班，都是第二代的，我理解的第二代是没有制度困惑的，需要带领中国企业走下一个时代的人，不是一个“代”的概念。也许不是很准确，我们暂且存疑。

　　我们第一个问题暂且讨论到这里，因为中国走到现在，我们压缩了很多的代际，长江商学院才这么点时间已经是第三代了。

　　我们开始讨论下一个问题，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我和尊重的一个人，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这一代人的爱和怕》，那个人叫刘小芬，假使我们是第二代的话，第一代可能是最怕政府和环境吧，股权问题是他们永远的痛，我估计我们在座的大家可能都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的使命和挑战、痛苦是什么？今年中国企业面临很大的压力，形象、品牌、贸易、还有劳动合同法、环保、经济周期、和谐社会等等这样的东西，我要请教几位到底你们感觉，现在感受到你们的使命和痛苦是什么？你们的爱和怕是什么？

　　张朝阳：借这么重要的机会，我还是想谈一下做新经济的一些感受。我有两个可能跟主流的一些观点稍微不太一样的。

　　第一，新经济在中国发展得非常的迅速，而特征就是跨国公司的巨头到中国来都是惨败，而本土企业提供了主要的给中国网民的服务。为什么本土企业能够有这么大的竞争力，是因为市场充分竞争的原因，是因为互联网创业的门槛比较低，成千上万的企业在激烈的竞争，这种激烈的竞争等于把一大帮的人到水里去游泳，最后能浮上来的企业一定是最优秀的企业，或者说创业团队有各种最优秀的原因。这种创业团队通过自然选择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团队就比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任命一些，根据学理历、经验、包括在美国历来商学院对于优秀管理企业判断的参数都大相径庭，很多传统的企业很多年产生了很多理论，但是对于中国的创业型企业都不适用。一个企业为什么成功，跟这个团队的学历、经验没有关系，因为是一个太复杂的过程，跟这个团队的性格，零岁到三岁干吗、三岁五岁干吗，这些都不重要。当跨国公司任命了一些团队，有一些结构性的缺陷，跟本土企业竞争的时候就会惨败。在其他行业，比如说通讯、饮料、日用品等其他行业，面对国有企业的时候，跨国公司享受了很长的一段成功期。

　　所以我认为新经济中国的本土企业为什么成功是一个物竞天择的结果，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牛文文：我听说中国唯一一个行业能够打败所有跨国公司的是互联网行业，对于搜狐来说，你感觉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者说你还想把它带到哪里去。

　　张朝阳：我想讲第二个观点是新经济企业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刚才我讲人才选拔标准失灵，新经济面对的是互联网平台，房地产业竞争是地域性竞争，但是互联网，北京和广州都是可以竞争，这样就有N的阶乘，对于互联网竞争，是一个天然的指数性平台，这样的情况下，到底对于你的营销、决策、技术、产品创新，在你投入的比例方面应该投在什么地方，你这个企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可能在传统企业，按照传统的商业理论应该这样安排，但是在互联网企业，哪怕你的营销是为零，哪怕你的管理是这帮人没有任何管理经验，大家如果你在创新、技术上创造了一个特别突破性的，导致你这个企业会发展非常快。

　　牛文文：你的意思是别人困惑的你没有。

　　张朝阳：我意识到互联网竞争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整个搜狐就开始转型，从品牌营销型企业转向一个技术创新的企业，从早期的美国在线，做了那么多年的网络，被雅虎等一些企业彻底的颠覆，雅虎年首了很多年美好日子又被Google彻底的颠覆，包括微软，现在一个古老的公司，依然具有面对消费者的创新的能力，使得苹果公司重新开始从移动装置方面，终端消费者创新方面开始威胁到微软的地盘。大家认为Google很伟大，但是一些新的东西可能又来颠覆它的存在。所以我认为创新是一个关键，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现在不怎么参加会议，我都在想怎么造成一个好的产品。

　　牛文文：长江商学院应该有一个课题研究一下，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成功是中国公司的成功还是全球化的成功，是本土消费者更深的了解、传统服务的成功，还是美国资本市场、国际化人才的成功。我们把问题交给吴鹰先生。

　　吴鹰：我想分两个方面来回答。一个是关于文化上的，就是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新兴企业家应该更关注哪些方面。

　　互联网企业跨国公司都不是很成功，他对中国的不了解，和对文化的不了解，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现在国际上的人士中国化的趋势非常明显，现在不光是学中文，我有一个朋友是软银美国公司的老总，五年前我跟孙正义一起坐他的私人飞机，这位老兄讲他为了让他的孩子学中文，他自己要更了解中国一定要搬到上海去住，后来就真去了。这个是一个小事情，但是就说明国外的人在不断的学。对中国的文化有很多的冲击。

　　我在美国回国之前在贝尔实验室做事，今天早上项院长提出要关注印度，我在这个实验室中国人很多是做工程师的，但是主管是印度人，我发现一个问题，印度的国际化，因为印度国际化调整是非常快的。我们中国人搞技术，我不是攻击印度人，他可能只有两分的能力，会吹成八分，但是中国人比较谦虚，八分谦虚成两分。这方面项院长做得很好。我是一期的，跟二期混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跟我说项院长这个人不错，很谦虚，跟谦虚没有什么关系。可以狂一点，项院长很能干，很能侃，中国人的“侃”不是“吹”，他会侃很重要，可以侃出很多新的观念出来。中国的企业要出去，或者中国的企业要国际化的时候，传统的认为是美德的东西要适当做一些调整，我个人还是比较接受谦虚这个观念，但是过分谦虚会让呢的真实水平发挥不出来。零绝对不能说成一，但是五可以说成六、七。

　　中国人一说你很漂亮，女孩子说哪里哪里。美国人说你很漂亮，她会说“我知道”。我觉得还是要强调一个独特性和创新性，非常不一样。卫书记做企业，讲的很多观点不一样，海南要有很多海南的特色，海南不可能做成一个工业省市，要以旅游为主业发展一些高科技都行，办一些有污染的东西就不行了。我觉得我们企业要做要强调一些独特性。你想想国外那么多钱，那么多的技术资本积累，还有企业管理的经验，我觉得创新很重要，帮人省钱的东西，帮人省时间的东西，帮人省力气的东西，如果能够给人提供一些新的别人没想到的你能够做的就是创新，就会有很多的机会。

　　牛文文：好象中国的企业家做企业多少年以后都做投资去了，你也在做投资，柳传志也在做投资，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做投资？

　　吴鹰：谢谢文文给我一个做广告的机会。我想了一下，我这个人是吴鹰，过去十几年只做了一件事，把UT斯达康做到三百多亿，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是做企业不得不做的自然的积累的一些经验，比如和资本市场打交道，企业内部管理、人才的培养，企业化、制度化等等一些东西，同时也受到有些部门的误解，在这个过程中也建了一些政府关系，这也是资源，包括和很多CEO班同学之间，最好能运用的就是把我原来的一些经验，我在做企业当中一些不成功的模式，如果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我觉得是最好的。

　　牛文文：吴鹰先生从企业做到投资家，谭智先生是更多的一些人的代表，从跨国公司的经理人，转到中国的民营公司来做，而且迎来了民营公司的大发展，推动了民营公司的全球化，给我们谈一下。

　　谭智：我是没有办法。我也想做第一代企业家，在90年的时候，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很多人说你早做五年就好了，早做五年倒腾PC就可以赚钱了。我当时是找一个朋友申请了一个一百台的传真机，倒腾了一下赚了十万美元，增值100%。我想继续做下去，但是朋友说批文再大就拿不了了。现在很多人会说，早知道去年春天把所有的钱投到股市上，早知道我也做一个网游公司，早知道我就在搜狐股票几毛钱的时候买，“早知道”这种话可以说几百遍，很多时候、很多机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最大的挑战莫过于从这些海量的信息里面挑一点点我们能用的。不用很多，就一点点信息。我在追随人家做这个做那个，最后领悟到单纯的追随着是不幸的，非得是颠覆式的思维才行。我两年前三年前才介入这个，回想起小时候我喜欢看书，当时我记得看《史记》，里面讲到吕不韦，跟他父亲赚钱，他父亲当初说“务农十分利，经商百分利，树一天子其利无穷。”所以吕不韦后来就树一个天子。过去的阶段一直在复制别人，生产业、服务业在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复制的最好的情况就是跟人家一样。我们当今的企业家，就像在长江商学院学的“取势、明道、优术”，最难的是优术，怎么把自己做好，最难的事情是怎么在现在生存的环境下去创新，创新不一定是创造一个新的模式，可能是一个方法，可能是一个管理结构，可能是一个服务的意识。只有创新才能把自己的企业做得更好。我举一个例子，分众传媒比去年多了一些，但是相比国内很多中型的企业还是很小，可以忽略。但是一想，中国的广告整个才160个亿，所以需要往下怎么走，怎么去做，必须有一些创新的想法，而且这个创新的过程不是你出现危机的时候再去创新，而是超前，在鼎盛时期，甚至还没有达到鼎盛的时期去想这个事情，才能解决你未来三年之后发展的问题，五年之后问题。我自己感觉，我们自己最大的挑战就是想办法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扩充自己的思路，不断的颠覆式思维。

　　牛文文：感谢谭总。

　　他们都很谦虚，我发现三位企业家讲得都非常谦虚，没有什么怕，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是“创新”，“不要太谦虚”。金先生，有人说台湾的企业家是苍狼文化，台湾企业面临全球化的竞争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突围的想法？

　　金惟纯：我想台湾跟大陆的比较，是有一点危险性的。发展阶段有点不一样。有些事情是一样的，以我个人对台湾企业界的一个观察，观察这么久以后，得到一个结论，如果你观察时间很短的时候，你有时候不知道哪一个标准或者哪一个价值是高的，当你观察时间长的时候，全部都回归到基本面。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我都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做法会成功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会成功呢？当我这样想，就看到他成功了，过了三年还成功，过了五年还成功，我都有点想是不是我错了。结果十年以后，我发现我完全是对的。我认为不对的，全垮了，靠关系做生意的人全垮了，倒来卖去的人全垮了，吹牛不务实的人全跨了，我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如果用十年做架构，我觉得一切回归基本面，基本面才是绝对的。经营企业的基本面是什么东西？只有三件事，第一件事爱你的客户，第二件事爱你的员工，第三件事爱你的股东。发自内心的爱你的客户容不容易？很难。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是做媒体的，我们整个媒体从转亏为盈的过程中，我只做了一件事，我就叫公司里面每一个人从早到晚去想读者需要什么，这件事不容易。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记者，出题目的时候，我要写什么，不写什么，是想读者的需求，还是想我多拿一点稿费，去采访的时候是想读者还是想被采访的对象。我发现大多数的工作，他工作的过程中间，很少想到客户，大部分在想别的事，想在组织里面的竞争者，想主管，没有想客户。如果爱你的客户爱到灵魂出窍就会完全知道他在想什么。如果你不爱他，他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你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所以一个企业的文化，一个组织，从最深的一个地方能够做到真正去爱他的客户，作为企业经营者真正爱他的员工，我们讲创新这件事，如果你非常爱你的员工，你知道你的员工的需求，你知道他想要发挥，你给他空间，他就会去创新，你给他鼓励，给他空间，给他包容，他就会创新，创新是一种文化，不是你坐在那边想点子，而是讲一个组织的创新，不是讲一个个人，一个组织的创新是一种文化。你创新的动力在哪里？要去爱你的股东。不断让他知道成长在哪里。最后回到事情的本质处就是这么简单。

　　我总结一句话，面临全球化也好，第二代、第三代也好，整个中国企业界面临的问题主要能够分成“道”、“术”这两件事的话，我觉得问题在“道”，在学技术这方面，中国人的能力非常快，但是“道”来讲，企业文化、公司里治理这个东西要形成，我们未来来检验企业的成功，在“道”，公司的治理，现在下工夫扎根的人是未来的赢家。谢谢！

　　牛文文：我们有点超时了，所以不提问了。

　　最后要简单的小结一下。我感觉我们这个单元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是应该更多一点人上来讨论，我感觉假使第二代面临全球化挑战的话，经典的场景影响是百丽的老邓，或者是美克美家的杨总，或者是我们一个经典的长江商学院的学员，代表中国制造的下一个时代，他们来讨论。我们吴鹰可以帮他做世界级的融资，我们张总能够给他提供最大最大的品牌支撑和品牌宣传，我们金先生能够提供台湾的经验。所以经典的场景应该是长江商学院的学员都是第二代的企业家，这些人的成功才是中国企业界的成功。

　　感谢大家，我们这个单元的讨论到现在结束。

　　谢亚芳：下面是长江年度人物颁奖礼的颁奖现场。 每年，长江年度人物奖都会评选出本年度表杰出的长江人，“长江年度人物奖”是由长江商学院颁发的年度人物大奖，经由评审委员会评选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长江学员。他们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或以创新的商业模式带动行业发展，或以全新的行业理念影响国经济的未来这些获奖人不仅长江商学院一贯推崇的理念与价值观，更体现了中国经济2007年最活跃的力量。

　　到底我一直说的他们是谁？今天我们要颁出五个大奖，请看大屏幕。

　　2007年2月，北京汇源集团在香港联交所成功挂牌上市，从一个山东罐头小厂到中国果汁行业第一品牌，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CEO课程”首期班学员朱新礼用十五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黄金品牌。当2007年中国食品安全成为了全球性话题时，汇源打开了大门，接受CNN、路透社等50家国内用媒体的采访。目前，汇源果汁出口全世界60多个国家，成为了国家质检总局认定的饮料行业唯一标杆，朱新礼所领导的汇源集团用实际行动捍卫着中国民族饮料品牌的尊严和荣誉。

　　我们首先请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先生为我们宣读颁奖词，有请罗省长。

　　罗保铭：作为一名优秀的民族企业家，朱新礼勤奋朴实，勇于开拓，具备全球化占战略眼光，他的身上闪烁着企业家精神的耀眼光芒，他视品牌为企业的生命，从第一杯果汁到一条成熟的横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产业链，汇源集团今天的成就令人叹服。

　　宋朝诗人黄庭坚有诗云，“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朱新礼的十年磨一剑，不仅让汇源成为中国饮料行业的品牌企业，更是在2007年当中，和其他企业精诚合作，并肩努力，做强“中国品牌”，让“中国制造”成为优质健康的代名词。

　　谢亚芳：好，下面我们有请朱总，有请罗省长为朱总颁奖。

　　谢谢罗省长。

　　其实我觉得近期之内对于朱总印象最深刻的时候，07年2月份汇源在香港上市，那次很特别的是，大部分的人在上市的场子上是用的葡萄酒，他们用的汇源果汁。我想很多中国的小朋友以后会说是喝汇源果汁长大的。现在不止是您，包括您的女儿、女婿都成为长江商学院的学生，到底成为长江商学院的学生对于汇源果汁的经营方向有什么改变？

　　朱新礼：我非常荣幸参加长江商学院的颁奖。我是第一次参加长江商学院是跟马云的老婆是一班，第二次进长江是跟吴鹰他们几个一个班，两次进长江都有很大的感触，特别是第一次，汇源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是上市还是不上市，引进战略还是不引进。有人说长江忽悠也好，就喜欢被他忽悠一下，因为一个企业家就是要不断的学习，要不断的超越，要超越自己，我通过学习一次一次的超越自己，学完了以后把女儿送到长江，后面把女婿也送到了长江，现在儿子也在后面等，还要去长江。

　　从去年汇源上市，超过认购17倍，上市当天涨了66.3%，去年美国卫生部长、州长、议员都去汇源参观，对汇源有很高的评价。

　　我感谢长江，他对学员带着很多的感情，有情有爱，特别是对学员的关心、关注和厚爱，现在社会的颁奖太多了，良莠不齐，有些我都不去参加，这次很高兴，谢谢长江！

　　谢亚芳：原来有人喜欢忽悠，有些喜欢被忽悠，一家子都被忽悠到长江来了，我看以后年夜饭都到长江来吃就行了。

　　下面将要颁发的年度人物奖将会有三个人共同领奖，因为他们三人之间的完美配合造就了一个2007年超人气明星企业的神话，请看大屏幕。

　　2007年分众传媒正式被计入纳斯达克100指数，这也是第一个被计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的中国广告传媒股。

　　江南春、虞锋、谭智在商业运作中不仅成功的创新了广告模式，更以颠覆性的力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短短四年的时间，分众传媒成为商业模式创新的引领者，新广告媒体的代名词。在2007年一年当中，分众传媒获奖16次，平均每月获得1.3次中国商业各类将相和荣誉，当之无愧成为明星企业。

　　我们有请颁奖嘉宾，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博士为我们宣读颁奖词。

　　项兵：我上来是要宣读颁奖词的，这三个人之所以得到大奖，我没看颁奖词，我根据学校的观点说一下。第一，是模式创新，在我们国内的企业家比较习惯于低成本竞争，可是他们模式的创新使中国企业为之一震。第二，虞锋和江南春为第四期、第八期EMBA掐得你死我活，不仅他们在长江念书，他们分众很多的高管也在长江念书，谢谢大家。

　　谢亚芳：今天三剑客来了两剑，有请虞锋、谭智。

　　谢谢项院长。请两位发表你们的得奖感言。

　　虞锋：谢谢大家，谢谢长江商学院。项院长准备对我们严格一点，看看我们合并的效果怎么样，确实合并完以后，在商业数字上是非常成功的，两家合并，到今天市值70多亿，商业的市场来说，我们把这个市场原来从两家并完以后，利润增长比较高。从商业的模式上来说，看起来一路走下来，做了很多的并购，确实并购的方式是很好的。最重要的一点，比较欣慰的是，我们这两年给中国众多的中小企业带来了很多的启发，除了内涵式的增长，也可以通过外延式的并购来发展，更多的是通过资本市场。

　　对我们企业家更大的思考，怎么样跟产业链对接，通过我们这样整合，大家可以考虑通过这种方式真正把中国企业做大做强。

　　我本人是做投资的，其实慢慢做企业的时候，慢慢有很多想法，我自己的感觉，做企业家和做投资家还是有区别的，像江南春同学，马云同学，还是持续把企业做好，做投资的人来说，心态上比较中庸一点。我愿意把我自己的经验贡献给大家。我现在只是办公室有点变化，更多的是在球场，或者是去球场的路上。

　　谭智：谢谢夏院长给我们的奖励，也是对我们共了和行业的奖励，刚才讲我是第二代也好，第一代也好已经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到这儿来学会怎么样“取势、明道、优术”的这个过程。对我有一个震撼性的影响。我希望在座的大多数人，很多特别是企业尽快上市，做得更好更大，未来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希望我们通过长江商学院，大家同学在一起沟通联络，能够把自己的企业做得更大更好，也感谢长江商学院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分众传媒有很多的同学在这里，我希望能对中国的企业起到更深远的影响。

　　谢亚芳：我想问一个问题，到底三位企业家谁更好学一点。今天江南春没来是不是翘课啊？

　　虞锋：今天江南春没有来，肯定是他最牛。

　　谭智：我是最用功的。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旷一次课。

　　谢亚芳：我们知道每一位企业家都会非常注意商业规律，遵循规律之道；但是在长江商学院也有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企

　　业家，他们在自己的成功之道上为别人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成功商业信条，请看大屏幕

　　1992年一位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大学生和四位同学用借来的3.8万元开始创业；2007年由他掌舵的企业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综合类营也企业，他就是复星集团董事长、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CEO课程”首期班学员郭广昌，他和他的团队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大胆的不遵循“专业化潮流”打造出一家中国版的GE！在房地产、生物医药、商业、钢铁、金融等各个领域，无不闪现着复星强悍的身影。2007年7月16日，作为内地第一家综合类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巩固了企业在国内民企中的“行业领袖”。

　　谢亚芳：我们有请索尼公司前董事长、索尼公司顾问委员会主席出井伸之先生来为我们宣读颁奖词，大家欢迎！

　　出井伸之：郭广昌用多元化发展模式为自己的企业赢得了市场和未来，值得喝彩；在企业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上，很多尝试者都失败了，但郭广昌率领的复星集团却一直成功地走道今天，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添上了不可或缺的一笔。虽然对于郭广昌来说，投资角度是多元化的，而企业经营则彻底是专业化的，到目前为止，复星在其众多投资领域中几乎没有大的投资失误，资金链反而越做越好，郭广昌的战略投资眼光和商业判断能力令人折服。

　　谢亚芳：热烈掌声欢迎郭广昌先生。

　　郭广昌：尊敬的海南省领导，各位学友，各位老师，我自认为我一直是离经叛道，不是一个好学生，包括对长江经常提一些不是很尊敬的话，尤其对项院长经常做一些争论，刚才说项院长是一个不谦虚的人，今天我拿了这个奖要贿赂他一下，我觉得他还可以，最重要的是他是我见到的最不像院长的院长，他能放下身段，怎么样批评他，他都能够笑一笑，很好的跟你交流，我觉得他教会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别太把自己当一回事，这样你才能清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现在做管理，管理没有一个确定的模式让我们走到大洋的彼岸，我们就是探索者，探索者总是充满缺点，总是要不断的被批判，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探索者之一，未来仍然是。

　　作为一个中国的综合类公司，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我们要做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综合类公司，我也毫不谦虚。在我目标当中，这种企业就是中国的GE，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离这个还有非常大的距离，但是我们还有20、30年的时间让我们去努力。作为一个综合类的公司，它的三个价值链，我们经常说链条对链条，从月亮上看地球，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确保资本是相对比较便宜的，这样的看，巴非特的资本是最便宜的。我们始终要抓住中国经济的特点，去做最有成长性的企业，我们要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全球一百年所做的事情，工业化、城市化在一起成长，这个阶段里面最具成长性的产业，做最好的最优化的投资。第三个链条往往是大家很少注意到的，我们非常强调持续性的创新价值，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价值的创造者，只有持续的创新，持续的提高去创造价值，最终作为一个综合类公司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我们会在这三个链条上不段的努力。当然做这些最重要的还是“人”，人才能创造价值，所以我来长江商学院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希望认识更多的长江的同学，可以和你们合作，共同创造中国的未来。

　　谢亚芳：你好象不是复星集团里面唯一的一个长江商学院的学员，你怎么看同学到同事的变化。

　　郭广昌：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给项院长做一个广告，我美丽的夫人也在长江学习，长江有一种无为无不为的味道。我非常尊敬那些批判过我的人，因为你们帮助过我们，所以我们帮助长江，希望长江真正成为中国最有特色，最好的商学院之一。

　　谢亚芳：听说你20年前骑脚踏车来到海南过？

　　郭广昌：我跟海南是非常有缘分的，我跟卫书记也是非常有缘分的，我曾经和上海带了11个同学汽自行车到海南，那年就是海南建省的时候，那年整个海口只有一个红绿灯，我看到海南一步一步走过来，我对海南非常有感情，海南也是我们现在投资的一个重点，刚才我也跟罗省长报告，我们会加大在海南的投资，我相信缘分，相信热爱可以创造价值。

　　谢亚芳：我们看到长江年度人物奖每年都表彰一些在商业模式创新的学员们，因为他们是真正在以“全球应对全球”，请看大屏幕。

　　2007年中国商业图谱中，一位学习油画的企业家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就是美克美家集团董事长冯东明；他如作画般精雕细琢，打造出2007年中国经济界最具有闪光点的全球产业链商业模式。

　　冯东明的企业战略便是以“全球应对全球”，美克美家集团的产品向全世界供应，同时向全世界采购最好的资源，服务于中国消费者。冯东明最终的成功，是全球化在中国企业发展道路上的成功，这种链条和链条的全球事业视野在2007年当中给予了人们更多的思考和启示。

　　下面我们有请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杜维明先生宣读颁奖词。

　　杜维明：

　　我感到非常荣幸，来介绍冯东明先先生。

　　作为中国企业CEO课程学员的冯东明，用自己的商业艺术演绎了长江的理念；他在自己的企业当中成功的完成了真正理念上全球商业模式创新，他将自己艺术的气质和人文精赋予企业之中，有效的造就了企业面对复杂全球市场，却有万物为我所用的大气和自信。

　　他的企业产业的链条不再是具有空间和地理意义上的局限，他的成功是中国企业商业模式一次颠覆式的创新尝试，他对全球链条的理解和全球化视野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习。

　　谢亚芳：有请杜教授为冯总颁奖。

　　谢谢杜教授，也请冯总为我们发表得奖感言。

　　冯东明：尊敬的海南省领导，尊敬的各位学友、老师们，大家好！

　　实际上，我今天领这个奖，是项院长给面子，他忽悠的水平，刚才前面是一些核心区域的企业家，我们美克是从新疆诞生的企业，当我坐飞机过来的时候是零下25度，我们到这儿是零上25度，所以忽悠大师的水平，核心区域的要照顾，我们也要照顾。我是学艺术的，关于企业管理这种课程不是一分钟都没有上过，我们美克在90年代初就直接打欧美市场，2000年以后回到中国，经常把我们的名字叫错。我们有三个行业，一个是家具出口，一年两万条货柜，第二个家具零售，第三个精细加工。是做今天有这个机会能让我们放羊，我这个奖完全是照顾我们边疆，属于西部开发的一个举措。

　　去年项院长说你要来，我就没有来。现在媒体，什么IT产业这些都是明星，我们这种做传统产业，我们做家具出口，1万3千人，我就带了1万3千个木匠，今天这个机会，我们班的同学真的很棒，大家真的很谦虚。首先我要感谢我学了这四个模块，让我们检验了一下我们自学成才以后到底有哪些缺失，第二就是我们这些同学的友谊，长江商学院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在一起建立这种感情，最终我到这儿来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谢谢大家！

　　谢亚芳：身为消费者，我最有兴趣的还是美克美家那块，我很喜欢你们一个销售词，叫做销售是一种生活方式。刚刚看了你的宣传片，大家更多的觉得，好帅！这个照片很有艺术气息，到底身为一个画家转行到做企业家，你到底喜欢做艺术家还是企业家。

　　冯东明：如果下辈子我还是做艺术家。一个画家只对一副画负责，企业家要对一个社会负责，潇洒轻松一点就做画家。

　　谢亚芳：下面一位是已经是一位航空工业领域的领军人物，但他在企业管理中对企业员工素质和精神的打造提携写是他今天获奖的真正理由，请看大屏幕。

　　宣传片

　　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的领头人，林左鸣是中国航空工业领域的传奇人物。他38岁开始执掌万人企业，两度临危授命，将陷入亏损的两个大型国企推上了盈利跑道；在接掌中国一航的帅印后，一航便开始在国际资本市场美丽起舞，成为东亚乃至世界具有活力的航空工业公司。

　　作为企业的领导者，他不仅自身超乎寻常群长的创造热情和开放的心态，成为长江商学院EMBA首期班学员，更将源源不断的优秀学员送到长江商学院，与他们一起创造了中国航空工业的辉煌，共同实现航空报国的梦想。

　　谢亚芳：有请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齐大庆教授上台宣读颁奖词。

　　齐大庆：

　　2007年温家宝总理提出，中国人要造出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大飞机；同样是2007年中国一航生产的首架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支线飞机ARJ21成功下线！中国飞机正式跻身世界民机行列。林左鸣身上担负的责任和压力，也许我们难以感受，但是林左鸣创造的热情和开放的心态，已经使得中国一航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资本活力和市场动作。

　　这位用思想来管理和指导企业的企业家，已经成为有限的“真正中国企业家”中更有限的真正传统文化精神的执旗者。

　　谢亚芳：由于林左鸣今天工作繁忙，所以我们请到代领人上台领奖。有请齐教授为我们颁奖。

　　谢谢两位。

　　代领人：感谢长江，感谢各位老师，各位同学。07年确实是林总领导下的中国一航取得辉煌成绩的一年，ARJ21下线表明了我们中国一航从军用飞机到民用飞机实现了跨越的发展，就向温总理说的，中国人会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大型客机，我相信到时候，中国一航会为所有中国人插上腾飞的翅膀。

　　谢亚芳：林总虽然不能前来，但是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念一下。

　　“感谢母校的厚爱和提携，我有公务在身不能够参加颁奖仪式，非常抱歉，请转达我对项兵院长和各位的感谢和祝福。”

　　现在我们2007年度的长江年度人物颁奖已经结束，我们期待他们在2008年里在各自的领域里发挥出更大的能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最美丽的浪花。同时，2008年长江年度论坛上午部分全部结束，我们下午再见。

　　谢亚芳：各位嘉宾，各位同学午安！

　　在这个昏昏欲睡的时分还是要振奋一下大家的精神，今天早上大家听了一场很精彩的论坛，我们谈到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午大家也进行了很多的交流，除了谈谈我们自己我们还要向外看齐，我们看看中国未来在东亚经济圈，乃至于在世界的角色当中能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展开这个主题之前，我想先发挥一下我的职业病，中午很多人跟我谈到一场台湾很重要的立委选举，昨天国民党大获全胜，大家可以喝酒庆祝。我简单说明一下是什么概念，这次立委113席，国民党拿下81席，他已经过了修宪门槛，就是谢长廷就算选上了，他也不得不和国民党合作。我想未来在大中华两岸的局势会越来越稳，当然有利于经济发展。

　　接下来这位嘉宾就要为我们谈一谈，08年中国在东亚经济圈扮演什么角色，东亚经济圈又会有什么走势，下面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先生。各位的椅子上都有一份图表，一会儿史蒂芬.罗奇先生讲解的时候大家可以对照参看。

　　史蒂芬.罗奇：我要向大家表示感谢，我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论坛，我有20分钟的时间，因为现在时间迟了一点，我相应要缩短一下我发言的长度。

　　今天下午我给大家讲三个问题，今天早上大家也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今天上午讨论的基础上来进行下午的讨论。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中国的增长非常的快，全世界都为之而瞩目。我们已经开始把一切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今天下午我想用一些幻灯片来给大家解释三个问题。你们手里已经有了我这个幻灯片的材料了，并且翻译成了中文。大家看到这些幻灯片，第一点，中国是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的，有些人说，美国所产生的问题不会影响到中国，不要相信这样的说法，你们必须在全球的范围来考虑问题。最后的阶段我会告诉大家商业周期中出现的一个拐点，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是这样。现在中国要面临宏观的结构方面的挑战，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中国实现了很好的发展。我们知道过去的成功不能够确保未来的成功和回报。在以后的30年当中，我们所做的能否成功不能完全基于过去三十年的成功。最后一点是与政治相关的。我要讲的是全球化的政治问题，发达国家想到自己对于全球化的承诺，这是大的问题，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中国是全球化政治辩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个辩论对于中国，对于亚洲，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会给大家通过幻灯片具体解释一下这些内容。

　　在一开始我说过我所研究过的所有经济体当中，中国的经济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这个幻灯片给大家展示的是大多数的亚洲经济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这是经济起飞之后的情况。人们一般判断中国的经济腾飞是起始于1982年，这段时间中国的贸易增长了8倍，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其他的亚洲经济体都远远的落后于中国，像香港、新加坡、台湾，他们是紧随中国之后，但是速度还是远远落后于中国。考虑到中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贸易，在我看来，在世界贸易的周期当中，现在如果要是出现拐点的话，中国肯定会受到影响的。中国依赖于全球化和贸易的自由化，这对于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影响。我对中国的前景是感到很乐观的，在过去十年我一直很乐观，曾经有人对中国持非常消极的观点，出于种种原因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会崩溃，但是我一直很乐观，最近几年我也一直是这样的观点。我必须要告诉你们的是，要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在过去几年我一直感到很孤独，因为很多人反对我的观点。

　　在去年的六月份，我担任了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区的主席，因此我需要以一个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大中华地区的长远的发展和成功，中国的GDP的增长非常的快，很令人瞩目，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表示关切。在去年三月份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说，结构性的问题现在已经浮出了表面之上了，我要说的是表面之下，中国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而且和是不可持续的，你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这里有各方面的原因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关切。

　　关于不平衡，这个表就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左边是三个领域GDP的增长，固定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80%，右边是中国的个人消费，是黑色的线，占GDP的百分比，去年达到了历史最低点是35%，左边是供应，右边是需求。从这个表的对比来看，对任何经济体的话，就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必须在这一方面加大力度，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左边这个图转向右边这个图，这也是政府的重点。几年之前制定的“十一五”规划就非常重视促进居民的消费，以此来带动经济的增长。中国是不稳定的，根据温家宝总理的观点是这样的。因为你们对于资源的消费是过度了，你们进口大量的能源。你们可以看到在左边的图里，去年中国占到了全球GDP的6%，但是却占到了最基本的金属全球消耗量的一半。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能源的密集度远远高于其他的国家。中国是不协调的，比如说在金融体系方面就是很不成熟，很不完整的，他的银行系统条块分割很严重。稀缺的投资资源分配也非常不合理。在午餐的时候，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就像这个图所说的那样，60年代日本是一个像中国一样的高投资国家，关注的是基础设施和从二战的阴影当中走出来，在6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比中国过去的增长更加强劲。在60年代日本的投资占GDP的34%，现在中国接近50%。所以这种投资过度的现象，还有投资效率较低的种种迹象都已经显示出来了，中国是一个高投资的经济体，但是我认为有点投资过度了。现在人人谈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温总理讲到这个问题之后，像污染的问题，水污染、空气污染，很显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全世界现在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七个是在中国，中国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但是这个问题是非常老的问题，不是新的问题，政府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是很好的，但是我们需要在所有领域都看到进步的迹象。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迹象不那么令人满意。

　　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对中国现在来说很重要，像资产的泡沫，特别是你们国内房地产的市场上，还有中国的股市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股市增加了五倍。每次我讲股市的时候，你们都必须要非常的谨慎和小心，在谈论中国股市的时候，用词要非常的谨慎。我把现在的情况称为是一个泡沫，这个泡沫是由零售的投机者所造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从去年开始，每天新开户的数量平均达到了三万户，07年的9月份，每天新开户的数量达到了34.5万户，在短短的九个月的时间里，股民的股市上户量一下增加了十倍，有很多新的投资者，他们缺乏经验也缺乏足够的知识和培训，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对中国经济也会产生非常危险的影响。

　　最后一点就是通胀，现在是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带来了新一轮的通胀，对于一般的中国居民来说，通胀问题影响是非常大的，人们的家庭预算当中，很大一部分钱都是用于购买食物，目前的情况，人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通胀率以后将会是更高，因此人们对于以后经济的稳定性，信心是在下降的。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好的消息是全球业务发展的环境可以帮助中国来做更好的调整，美国经济的放缓也许对中国来说是好的消息。这些是我要给大家提供的一些信息。现在中国正在转变成为一个消费驱动型的国家，对于我这种经济预测家来说，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振奋，我们认为这样的转变正在实现。

　　在左边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是个人储蓄的情况，右边是消费的情况。政府正在努力建立一个社会保障网，保险系统、养老金系统等等，但是人们的储蓄率仍然是很高的，消费比例比较低，收入的差距也很大。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还有东部和西部的差距仍然非常大。由于收入差距，消费也会受到影响，有些人认为你不需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担心，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很独特的，是与世界经济脱钩的，但是不要相信这样的说法。你们可以看到右边是亚洲的情况，当然包括中国，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GDP，右边这个图黑色的是出口，红色的是消费情况，消费出现了历史最低点，出口是历史最高点。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国内的消费正好处于历史最高点，而出口是最低点。你们可以看到，在左边这个图，消费来看，美国的消费者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亚洲的出口，去年美国的消费接近于一万亿美元，当然有些人认为在印度还有在中国会有很多的年轻人会是消费新一代，这样就会改变这样的情况。现在印度、中国在去年的消费量于美国相比都是比较低的，我必须要说，与这些国家来相比，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小猴子，也许你们以后会成长起来，但是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你们不要觉得中国是可以脱钩与世界的，如果美国经济下滑，中国肯定也会感受到他的影响。美国经济肯定是会走向下滑的这么一个趋势，美国的消费是占GDP的72%，是中国消费占GDP之比的两倍。但是美国现在这种发展也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觉得美国经济的式微是在预期当中的。美国的消费是没有办法由他的收入所支撑的，你们看这个黑线是目前收入周期的情况，他实际上已经要大大的低于以前几个周期的平均值。还有就是要看资产市场，尤其是房屋资产的市场，美国人是在用他们的房屋当做提钞机，把房屋抵押出去，用到他们当前的消费当中来，但是这场游戏不能够持续下去，美国肯定是会走下坡路了。尤其现在次级债或者是次案的危机已经爆发了，那些依赖于房屋抵押按揭的人遇到了麻烦，美国在以后会陷入到衰退当中去。我们考虑全球的经济周期，因为中国是非常依赖于全球化的，就像是我前面给大家看的那张图那样，我们期望能够看到，在美国如果出现这么一个衰退周期的话，中国肯定会受到影响，而且美国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征兆，消费占GDP之比开始下滑了。

　　我从政治的角度来谈一下。尤其我们现在在关注着上个星期美国进行的预选，已经让我们觉得有些意外，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经济的安全性。可以说美国的经济安全问题要比伊拉克问题更加重要，在去年的12月份才成为了美国人最关注的一个议题。美国公众对全球化越来越持负面的态度，60%的美国人都觉得全球化是不利的事情。左边的图说明了这些原因，西方世界里的主要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你们可以看一下黑色的线是工人的收入，红色的线是公司的利润，可以说在发展过程当中，工人的收入实际上占比是在不断的下滑的，富人得到了利润更多，但是一般的工人却没有得到更多的收入。现在不仅是受到经济上的影响，而且在政治上也受到了冲击。

　　现在美国人从工人收入上来说，所占到国民收入成分的比重在历史上达到了一个最低点，如果是在华盛顿去说一些反全球化、反华的言论是很受人欢迎的。在美国国会，前些时候也有18条新的法案都是要针对中国采取一些更加强硬的行动美国的国会通过这些法案对中国贸易采取制裁，这样就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是很大的受益者，我去年在美国国会那里作证三次，谈到中美贸易的关系，我是属于少数派，我跟他们强调，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是一个错误，但是国会却置之不理，我的太太问我为什么还要去作证，我说因为我非常关心，但是我作证三次以后却没有发挥什么影响力，所以我又回到亚洲来了。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呢？是不是还是能够处于全球化的状态，低通胀、低利率，美元软着陆，还是说向右边转化，各国更加关注他们本国的利益，也就是我所叫的本土化或本国化，通胀率上升，边际利润收窄，同时会出现美元的硬着陆，这个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答案。在过去的15年当中，似乎我们是处在左边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全球化的，可是如果说是经济周期发生了拐点逆转，如果美国经济陷于衰退，我们有可能会转向右边的情况，各国更加关注他们本国的利益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最后，我要做一个小结。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绝对是一个奇迹，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这样子的国家的发展，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也是我们这个奇迹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可能是把过去三十年的奇迹在接下去的三十年中完全的重复，就像是你们的总理提出的，存在着一些结构上的不平衡，我们受到通胀、资产泡沫的挑战，全球化向本土化转变的挑战。美国的衰退可能就近在眼前了，会扭转全球经济发展的状况，所有这些都是中国08年要面对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正好是08年北京奥运会的年份，是令中国非常兴奋的事情。你们有一个校友说，我们不仅要看到08年还要看到08年之后，中国不仅是要开好奥运会，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大国在更长的年份当中能够更长的发展。

　　谢亚芳：刚刚了史蒂芬.罗奇的演讲，很谢谢他在中美贸易当中为我们中国起到的支持的力量。刚刚提到很多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东亚区几个重要的国家，中、日、韩三国的企业家们，从当年的白手起家到今天的融资上市，如今都共同与相通的挑战和机遇。今天的论坛当中，来自三国的新经济企业家们，将会分享他们在创新、融资中的经验，以及他们眼中的未来。下面有请《财富》杂志亚洲版编辑钱科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日本Monex证券公司总经理、首席执行官松本大，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滕斌圣，韩国首尔大学、长江商学院合聘教授赵东成为我们做一次高峰论坛。热烈掌声欢迎各位！

　　钱科雷：非常感谢！我是《财富》杂志亚洲版编辑钱科雷，我要感谢项兵院长邀请我到这儿来，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嘉宾，接下去是要讨论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话题，我想这个话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多的创业家，这么多的企业家，都是长江商学院的校友，我在这里看一看，请大家举起手，你们觉得自己是企业家或者是创业家的请举手。

　　我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一直想创业家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在《财富》也是在研究这个话题，我做亚洲版的编辑非常兴奋的一点就是在于我能遇到亚洲地区的很多创业家、企业家，像马云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现在阿里巴巴非常成功的在香港上市了，我跟他对话的时候一直在想，为什么他的公司在股市上面市值那么高，他的估值甚至比Google都要高了，他说我的业务模式是建立在中国企业的动态之上的，你们买的阿里巴巴的股票，实际上你们就是买下了中国企业家的未来，这个是最有价值的。

　　我还有一个好朋友是在司龙商学院的一个教授，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看过他的书，他是批评中国过分以来外国的直接投资的，这本书引起了很多的争论，最近他新出了一本书，叫做《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谈到中国很多的企业家，他非常赞赏中国浙江的模式，他说中国现在存在一些问题，就像刚才史蒂芬.罗奇先生所提到的不平衡，黄教授说，现在中国的模式当中的不平衡和问题是在于这些企业家没有得到体制当中繁荣发展的机会，黄教授提到在《财富》上面的大企业，包括微软、英特尔公司的例子。

　　另外还有一个极端就是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面的项目，但是这些基建的项目可能是太多了，可能不可持续了，根据黄教授说的，像广东省这样的建设可能非常依赖于外国的直接投资，像上海这样的地方非常依赖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两方面的依赖性都够过高了，中国所缺少的就是浙江模式，就是非常灵敏的模式，他说企业家精神最强的省份，私营企业投资最积极的省份，不仅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而且这个省份生活水平也是最高的一个省份，婴儿的死亡率是最低的，寿命是最长的。贫富之间的差异在这样的省份中间也是最低的。如果要实现北京领导人所说的和谐社会的话，我们就是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

　　今天下午我很高兴跟我们来自亚洲的这些企业家来讨论这些话题。当然中国企业家也是面临了很多的障碍和挑战，跟美国的企业家或者跟亚洲的企业家比较起来的话，中国企业家面临的障碍和困难是更多的。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里几位嘉宾。我左边的是来自韩国首尔大学、长江商学院合聘教授赵东成先生；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先生，他领导着中国最大的一家私营企业；接下来是日本Monex证券公司总经理首席执行官松本大先生，我非常了解松本大先生，他是高盛原来最年轻的合伙人，他离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发疯了，因为风险太大，觉得他是不会成功的，但是现在他已经是领导着日本最大的一个网上的证券经济公司，他领导着日本的网上证券经济的创新形式；最后一位先生就是滕斌圣先生，他是长江商学院战略学的教授。

　　先从滕教授开始吧，我刚才描绘了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不利的状况，我们在这里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但是你觉得现在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他们所获得的机会，或者说他们在中国经营的整个环境他们觉得满意吗？

　　滕斌圣：总的来说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是表现很好，但是人们却觉得失望，中国似乎现在是向国营企业倾斜了,总体上来说，环境对于企业家是有利的，但是还是没有很大的改观，最近企业家有些担心。

　　还是有些领域仍然完全不让那些私营企业家加入，或者说部分是对他们封闭的，不鼓励他们进来，如果说这些民营企业家要进来的话，他们面临着很多国有企业的竞争和挑战，现在的环境还并不是完全的公平的，即使是在开放的行业当中，他们从其他的一些机构和银行那儿所获得的支持并不能很好的满足他们的期望。

　　钱科雷：我跟马云谈过浙江的企业家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企业家的问题，我花了一个周末去义乌，现在义乌是一个小商品的集散地，那儿有成千上万的家族企业，就好象是一个大的批发商的销售中心一样，你在义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这种小商品批发中心，每一个镇都有自己的特点，也许这个镇是专门做伞的，你就会看到很多制伞的家族企业一家挨着一家。我花了两天时间与他们对话，他们很多都谈到资本的问题，怎么样通过资本来扩大自己的企业，他们觉得从银行那儿得到资金很难，所以影响了他们的现金流，很难得到发展。所以我想问郭先生，您做得非常的成功，你的公司发展非常快，您是从复旦大学毕业，最开始是做制药的，发展非常快，你怎么解决资本的问题，你的钱都从哪儿来的呢？

　　郭广昌：我对中国经济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如果说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的话，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我们有限的资源没有配置到最有创造力的方面去，就是说我们资金这个资源没有配置到最有活力的中小企业里面去，尤其是08年，资本这一块，银行贷款会减少，主要会减少到中小企业，他刚才问复星集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企业家如果想加速发展必须解决你的资本问题，否则的话，你的积累不可能很快。中国是用30年走过人家100年的路，你不抓住机会就失去很多，对中小企业家来说，的确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从复星来说，我们走的一条路就是充分与资本市场相结合，98年我们第一家A股公司复星医药就上市了，07年复星集团整个集团在香港上市，只要任何的资本机会我们都抓住。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一定要紧紧抓住机会，因为银行贷款肯定越来越难，但是中小版在打开，针对很多种小版，很多PE会加入投资，说了这个之外，我必须加一句，我们一定要量力而行，最根本的依靠开展依靠你本身公司的现金流，你一定要非常关注你自己公司本身现金流的完善，这样才能让你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千万不要假设，如果银行给我多少钱，如果我娶一个非常有钱的太太，没有这些如果，你还能活下去吗？这是生存发展的基础，所以我认为一定要量力而行。

　　钱科雷：非常好。我再问另外一个后续问题的时候，我要问的就是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你必须要注意自己的现金流，中国这些非常有才华和能力的企业家，他们要实现下一阶段的发展就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很多人谈到了日元贬值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改进我们的技术，怎么才能够改进我们的战略，保留住我们的客户，继续实现增长，甚至是向海外扩展，我们必须要降低我们的成本，控制好成本，才能与竞争对手进行很好的竞争。他们所做的就是逐渐向价值曲线的下端去走，而不是往上走。你们认为中国现在这样的一种做法对于长期来说是不是危险的？

　　滕斌圣：问题是说中国企业为什么从整体上并没有从价值链往上走，找利润丰厚的行业，往往在行业内进行竞争，甚至往价值链的下游，竞争更加激烈，利润很差的行业，这和中国企业过去20年来走过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这20年来我们被机会所宠坏的，在中国有太多的成长机会。现在机会仍然很多，因为大批的企业已经做起来，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还是要使用同质化的竞争，中国还是一种农民式的，像种地一样，用种地的方式做企业，所以薄利多销成为一种理念。

　　郭广昌：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三年前问我，因为三年前我们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一直呆在价值链的低端。尤其你刚才讲的浙江模式，最根本的转型就是要让自己从价值链的低端往高端走，家具不仅仅是低端制造就完了，有设计、品牌，比如做衣服，像美特斯.邦威，这三年不少的浙江企业进行了成功的转型。刚才史蒂芬.罗奇先生讲到，美国的经济衰退好象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我觉得影响会有，但是不是那么大，比如说现在以两块钱的成本卖给美国人，美国人在美国卖20块，也就是2块钱涨到3块钱他的利润还是很丰厚。另外一个问题，2块钱涨到3块钱会不会把制造中心放到别的地方去，比如说越南、马来西亚，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转化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还是不容易的，第二，中国企业的这种整体竞争力已经上去了，我们能力在价值链往上再走一步。我认为这些生机勃勃的企业家能够用三年的时间让我相信他们是有能力走出这条路的。我看到这样的企业太多了，虽然这几年人民币升值，但是我们的竞争力在。我唯一担心就是人民币升值不要太快了，对劳工的关心不要太过了，你要废自家的武功不要太快了，留时间让大家慢慢学，时间长一点就够了，我觉得有些人太没有耐心了。

　　钱科雷：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您对刚才他们讲的那些问题的反馈，或者讲一下您在您的国家的经验。

　　赵东成：韩国现在是处于日本和中国的中间，韩国是落后于日本一代，领先中国也是领先一代。在96年之前，韩国是一个工业化前的时期，有很多的企业家和创业家出现，创业家用了很多国内的资源，但是却不是很成功，96年之后我们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就像中国在70年代末所说的那样。韩国的六、七十年代第一代的企业家，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利益，有一些稀缺的资源只有政府挑选出来的企业家才能够获得这些稀缺的资源，所以第一代的韩国企业家是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和信任的，他们有了稀缺的资源之后就变得成功了，在国内市场上有优势了。然后出现了第二代企业家，时间是在80年代末，他们在第一代企业家已经建立的文化基础上来谋求新的发展。第一代人将主管大权转向了第二代，第二代的管理方式是全球化的，不一样的，尽管他们也依赖于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们现在能够更好的寻求国际市场上的机遇。第二代的企业家在全球市场上非常成功的利用了资源。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韩国的企业被迫要实现全球化，他们可以进入全球的市场，可以充分利用全球的资源，现在韩国的企业家已经有这种能力来利用全球资源，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企业家都是借助于政府的支持和帮助，第二代企业家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后代，所以公众认为第二代人是很幸运的。当然，第一代企业家他们很谦虚，他们告诉公众，他们的财富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财富是属于人民和政府的，韩国人认为这么说是很有道理的，他们把此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现在第二代企业家从自己的父辈手里继承了财富，这就表明财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这就在公众当中引起了一种信任的缺失，因为第一代的企业家是赢得了全民的信任的，可是现在，通过一代和二代人财富的交接就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家族内部的信任。我认为目前这个阶段是第四代企业家出现的阶段，已经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形成当中。第四代的企业家更加透明，更加有社会责任感，更加能够应对社会的问题，第四代的企业家也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后代，第一代的企业家是由于人民的信任获得的财富，他们把财富在家族内部传承下去，而第四代企业家是由于家族内部的信任而获得了财富。在第四代企业家的手中，他们在实验新的模式，把更的财富回报于社会。

　　钱科雷：很有意思的两个趋势，第一点就是中小型企业的家族传承问题，另外就是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是民众对于私营企业家的敌视，其实在整个地区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在欧洲、美国就不是这样。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一个人很有钱的话，其他的人会觉得不那么舒服，我想请松本大先生再讲一讲日本的情况，我们一讲到日本就讲到职员，好象所有的人都是以同样的薪酬标准来进行工作，可是像你这样的人，你的工作方式和模式是很不一样的，你认为在日本是否也有这种敌视的现象存在呢？

　　松本大：我觉得很显然情况在发生变化，我也是觉得有一些仇富心理，或者说有一些对年轻的时候就获得成功的人的嫉妒等等，但是二战之后，日本涌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像索尼、本田等等，他们出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做得太出色了，他们的成功持续了五十年，而且还有一些新的企业家涌现出来，像本田、索尼，可以说是第一代的企业家，但是如果说他们第一代是那么成功的话，我们现在都还看不到第二代像他们那么成功的企业家的涌现。尽管有一些是年轻的企业家开始出现了，不过他们实际上多半是受到了上一代遗留下来一些问题的影响。

　　钱科雷：浙江可以是中国省份当中企业家精神最强的一个省份，可是奇怪的一点是他的贫富差异是最小的，因为这些企业家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推动了当地一些供应商的发展，他们拉动了很多当地其他企业的发展，就像是黄教授的那个研究所表明的，这是跟那些其他的国营企业，或者是外资企业，或者基础设施拉动的情况不一样，因此浙江省看起来似乎更加的公平。

　　讲到浙江的企业家，我觉得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哪怕你给他们很多很多的钱，哪怕是解决他们资金的问题，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去太快的发展他们的企业，把他们变得太大，因为企业家面临着一个经典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愿意放弃他的家族或者是家庭对于企业的控制，让那些职业的经理人去管控一个更大的公司。

　　中国的企业家一般来说是不愿意这么做的。从理性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如果说这个公司是变得更大，哪怕原先的创始人相对来说在这个更大的蛋糕里面占到的是一个比较小的份额的话，实际上财富是更多，但是我跟很多的中国企业家交谈之后，他们宁愿让企业小一点，但是要在这个当中占的比例要多，比如说占到90%以上。

　　滕斌圣：中国企业家的选择这个一定要从我们的传统来看，哪怕一个小公司如果能够完全掌握的话，恐怕比一个不能掌握的大公司要好得多，中国商业的历史相对有限，封建的一些影响还比较多，所以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说，财富当然很重要，撇开财富不谈，企业本身就是他的身价性命，或者是他在社会上立本的根本的一个方面，如果他为了把这个做大，不得不把他稀释。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特色，在东亚其他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也会有这种情况，欧美可能会好一些，他们在分享权力方面做得好一些。我们看最近的中国企业的一些发展，包括牛根生、马云，都非常愿意用散财的方式。

　　郭广昌：我们经济学上有很多假问题，这也是一个问题之一，如果说我的选择那么简单，那问题就简单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处在的时代是一个创业家的时代，我们的职业经理人是不成熟的，我们的职业经理人的代理成本还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绝大部分企业来说，采取家族这种方式，还是这些家族本身能够做到今天就说明他是最优秀的，真的要一个职业经理人帮他做的话，要取代是非常难的。我说得不客气一点，很多人去请职业经理人的目的80%以上是为了对付资本市场，就是去上市的时候好看一点，会讲流利的英语，资本溢价，我了解的很多上市公司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定要理解人家为什么要采取现在这种模式来做。相等对应你考虑，在家族控制的情况下，你怎么做到能够容纳职业经理人的文化，一味的批评这些家族企业，或者让他一定引进职业经理人，这是没有意义的。复星集团一开始就是合伙制的，但是我觉得我一定不去反对那些走家族道路的人，每个人懂得怎么样对他是最有利的。

　　钱科雷：非常感谢你，我还有几分钟时间，看看下面有什么问题。

　　提问：我的问题是想问郭广昌先生，我是长江商学院MBA的首期，我当时做的一个项目就是关于复星集团的，复星集团现在的确是中国国营、民营集团当中非常优秀的一个集团，我想问的问题是，您希望复星集团只是发展在您这一代人手上，还是希望他做成一个百年老店，美国有很多很优秀的企业，他们经营了一代又一代，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我们也翘首企盼中国有这样的企业能够经营数十代，甚至几百年。

　　郭广昌：我一直跟我的很多朋友在讲，我们中国的发展不能仅仅看日本，更不能看韩国，因为他们太小了，当然更不能看新加坡，他是那么小的一个地方的经验，怎么在中国来用呢？我们更应该看美国。我觉得我们长三角的GDP跟日本差不多的时候，中国就真的崛起了。从企业角度来说，很简单，有很多公司在世界上有非常成功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成这样的企业，至于代代相传这方面，我最看中的就是要学GE的模式，他没有特别大的股东，但是他总是能够选到最好的CEO，这个模式我现在还没有研究，没有研究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不感兴趣，没有研究的意思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有时间来考虑，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十年二十年那么久。

　　钱科雷：我回答非常精采，我们看中国模式，我所看到的就是中国的政策框架更多的是学日韩的模式，但是你刚才说得很对，那两个国家可能是很小的，不太适合中国。可是中国的政策框架更多的是向日韩学的。前两个月，我去了印度，印度的公司从政策的环境上他们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印度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印度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资本市场，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却还是初级阶段的，可能还是经常会受到谣言、传闻或者各式各样信息的误导，另外还受到很多国有企业的影响，你觉得这是中国应该关切的一个问题吗？

　　郭广昌：中国资本市场如果批判地话，我今天可以讲两个小时。既然批判的角度来看，我就从表扬的角度来说，一定要看到中国资本市场的进步是非常令人惊喜的。98年的时候，还是有额度的，现在已经取消了。当时民营企业上市刘永好是第一家，我们是第二家，现在已经有很多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成熟速度是很快的。中国资本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助推力，这样一个市场的实现要靠政府的努力，也要靠我们在座的各位来努力和批判，批判地目的是把他建设得更好。

　　钱科雷：赵教授，你可能也是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在亚洲的一些其他发展模式的情况。

　　赵东成：中国的确是一个大国，我看到中国发生着很多的变化，中国将来的确会成为一个各种各样公司在这里竞争的一个舞台，会有很多的日本公司、韩国公司或者是美国公司都到这里来。

　　松本大：我觉得现在到了真正全球化的时代了，不光是贸易的自由化，而且人们的心态，人们的想法现在也变得越来越类似了。我前面也提到，为什么日本在二战之后开始腾飞呢？这是因为当时人们的思想，他们的心态发生了转变，可能现在在中国，人们的心态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准备好了去迎接新的时代了。我们在这里讲很多是中国的公司，中国的业务或者是日本的公司在日本的业务，可是将来整个讨论的框架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将来会有更加普遍的全球化的发展，可能到底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或者公司的CEO是哪国人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有经营业务，我们现在要更好的分享我们的理念，更好的分享我们的信息，促进我们企业家之间的交流，这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钱科雷：我来提最后一个问题。我在全球论坛上注意到很多印度的企业家，其中有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今年我们的论坛是在印度德里召开的，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向一个印度企业家提了一个问题，说悉尼上一次举办了奥运会，中国马上要举行奥运会了，印度的企业家你们为什么不去赞助运动员呢？那个印度企业家答复说，这跟我们毫无关系啊。这样的答案我觉得是难以想象的。他说我们是做业务，做生意的。实际上他们这家公司正好是做体育用品的。

　　我想象当中，一家体育用品的公司如果说想进一步的增加他的利润，增加销售额的话，应该要去采取一些行动，不知道中国的企业在这方面的想法怎么样？

　　滕斌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很多中国企业家还是把自己企业的命运和中国国家的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就像郭广昌先生刚才讲到的，看到中国整个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所以对自己的企业有很大的信心，这个有一种民族性在里面，东亚的企业家普遍有这种强烈的愿望。中国企业过去二、三十年里面不断在向外面学习，虽然我们原来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但是放开以后，我们一直在看外面的企业怎么做。刚才说到支持奥运会的问题，像联想也是看到三星88年的时候怎么支持奥运会，怎样把他们的企业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不光是从企业责任的角度，另一方面也是品牌建设的角度，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长处。

　　提问：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学美国的东西是很多很多的，尤其是供应管理方面，翻译的书籍也很多，留美的博士也非常多，但是我个人感觉，作为我们中国人，最应该学习的是日本人和韩国人，因为日本和韩国也是更广义上儒家文化的传承，同时在这种文化基础上产生了很多世界级的企业，比方说丰田、三星，我想请问，中国企业家最应该向日本企业家和韩国企业家学习的是什么？

　　松本大：我来考虑一下你的问题。我觉得日本实际上是通过打进美国市场，还有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市场才获得了成功，很多日本公司就是通过这样一种颠覆式的发展来打入世界很多市场当中去的。讲到尽其所能方面，我想日本公司还没有做到最好，没有达到自己能力的极限。刚才前面有人讲到中国公司面临太多的机会，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中国本身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有这么多的机会，有这儿多的承诺，但是我认为这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也会造成某种风险。比如说以前，日本的公司做得非常好，非常棒，后来他们忘记了要继续挑战自己的极限，我对中国的企业家的建议就是，前面有同仁讲到，要有前瞻的眼光要未雨绸缪，否则等问题真正出现的话，成本就太高了。这就是你们可以在日本企业当中学到的东西。

　　赵东成：过去十年当中韩国公司非常强调技术和设计，但我认为比这个更加重要的是人力资源，教育教育再教育。

　　郭广昌：我觉得我们要向日本人学习的最重要的就是日本人的学习态度，中国好的时候就全盘中国化，虚心向中国学习，西方好的时候就全盘的西方化，整套的引进，这个态度是最重要的。

　　钱科雷：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面，通过这种对话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让我们一起对对话嘉宾感谢，感谢他们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智慧。

　　谢亚芳：谢谢五位嘉宾精采的交锋，刚刚这个同学问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还要进一步探讨，我们知道过去30年里，日韩的公司创造了许多世级的品牌，并在国际市场上和欧美品牌分庭抗礼，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一批中国公司也加入到了这一竞争中来，而更多的中国企业也在未来10年里的全球战略运筹帷幄，中国的公司可以从日韩同行的经验中学习到什么？而东亚整体企业又如何营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业文化？下面有请这单元对话主持人美国《大西洋月刊》国际记者詹姆斯.法罗先生，索尼公司前董事长、索尼公司顾问委员会主席、索尼公司顾问委员会主席出井伸之先生，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主席杜维明先生，韩国LG电子(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禹南均先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战略学教授战略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远藤功先生，美克美家集团董事长冯东明先生。

　　詹姆斯.法罗：谢谢大家参加我们这轮的讨论，再次我们邀请了六位非常杰出的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像前面一样回答观众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专家里说，我们所有的发言人不仅仅有非常符合资格的背景，而且他们讨论的主题也是贯穿我们整个今天的讨论的，不仅是我们这节的讨论，还有上节的讨论，也包括今天上午的讨论。刚才有人谈到了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另外还谈到了新一代的企业家，也许像商学院是他们受教育的很好的地方，另外还讲到了中国经济受挑战的地方是什么，上一节还谈到了中国的企业家能够从其他国家的企业家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这表明中国的企业还有中国的企业家正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在进入新的阶段中必须要这样。过去二十年当中，中国的经济在某种程度正在实现全球化，他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了实现新一轮的成功必须要更深入的去探讨很多的问题，必须要更加深入理解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和商业模式。还有中国的公司能够发展，和与整个世界接轨的环境。

　　我们今天邀请了很多的嘉宾，要谈他们的背景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这里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出井伸之先生，以前是索尼公司的董事长，现在是索尼公司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自己也是一个全球化公司的总裁，坐在他旁边的是杜维明先生，是长江的名誉教授，同时也是哈佛的一位教授，他是全世界最为著名的研究孔学的人之一，旁边的是冯东明先生，是美克美家集团董事长，也是今天长江年度人物奖的获得者。出井先生代表的是全球的观点，冯先生代表的本土的观点。下面这位是彼得.威廉姆森先生，他是长江商学院的访问教授。另外他旁边的是韩国LG电子(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禹南均先生，前几周他们公司在北京做了一个圣诞节灯火的展示。旁边的是远藤功先生，他是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他对公司怎么从本土向全球化发展有很深的研究。

　　我们先请国外的嘉宾谈一下他们的观点。比如西方公司、韩国、日本的公司从各自的角度讲一下他们各自的经历。

　　首先请出井伸之先生，现在索尼被认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公司，他的品牌受到了全球的承认，在各地都是这样，这对于你们公司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从您自己的角度里看，回顾过去几十年索尼发展的经历，你认为中国的公司能够从日本公司那儿学到什么东西？

　　出井伸之：日本只占世界人口的2%，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0%，这是一个优势也是一个劣势，日本是一个小国，人也少，我们要参与全球化，像索尼的收入在日本的收入只占了20%，所以索尼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公司，他们不关心一个公司起源是来自于哪个国家，他们关心的是这个公司的产品，他的服务和品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索尼是一个混合型的公司，比如说他的娱乐公司是总部在美国的纽约，其他公司的总部有在日本，有在其他地方的。我们业务部的主管是在东京工作的一个韩国人，而我们其他部门的很多高管也是西方的人士。我认为对一个公司来说，国际形象非常重要。

　　前面史蒂芬.罗奇先生讲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他谈到美国的资本主义，在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比如说在美国金融行业还有IT行业的成功，使得全球的钱流向了美国，一下子手里的钱太多了，在这样一个时期，美国人应该重新的考虑一下，美国资本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现在对于金融行业的信心可以说是过度的大。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公司到底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当然金融行业会创造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还包括你能够为整个世界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在90年冷战结束之后，这种沙文主义已经不再提了，但是现在美国的这种资本主义是处于一种强势的状态，美国是基于资本来驱动经济，日本仍然是制造业来驱动经济，韩国也有自己的特点，我想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全球体系的形成，而这个新的全球体系是为了未来的发展里形成的。对于美国人来说，需要考虑的是美国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对中国也是这样的。

　　对于索尼公司来说，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我们在97年起动了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索尼在中国的收入应该超过索尼在日本的收入，因为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如果一个大市场的收入还小于日本小市场的收入的话是没有理由的，这也是我们全球化的一个表现。我们在中国挣钱，我们应该为中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我们当时想到我们索尼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公司我们应该为东道国的社会做出贡献，这是很不一样的。过去人们讲到全球化的时候，好象就是美国化，现在全球的力量的平衡已经发生的变化，俄罗斯、印度也在崛起，亚洲、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如果这些经济体能够有更加密切的合作的话，在以后的十年当中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历史。

　　詹姆斯.法罗：讲到亚洲的未来得话，如果进行很好的协调合作的话，我会感到非常的乐观的。非常感谢您刚才的评论，包括你谈到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全球化的意义，本身的含义也在发生着变化。

　　我现在想请禹南均先生说说，你现在在LG在中国的工作，您知道世界各地很多公司发展的经验，您认为韩国的经验对中国现在企业的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禹南均：我在LG工作了33年，这33年我有23年的时间是在海外生活，对于我来说，要我谈韩国的经验，我自己也常常忘记我是一个韩国人。我记得我在美国生活了15年之久，所以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美国人，后来我又在欧洲生活了5年多，我又觉得我是一个欧洲人，现在我在中国工作生活，我又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如果有很强的民族情结的话是不好的，我在LG工作，从很多的其他公司学到了好的经验。我现在在北京工作，我是韩国LG电子(中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我们总部的很多高级管理人员只有CEO是韩国人，其他的都不是韩国人。这与索尼是不一样的，索尼的CEO是英国人，首席市场营销官，还有财务官很多都是西方人。很多人觉得全球化的公司应该是这样一个模式。

　　我们是非常赞赏索尼的发展历程的，还有其他日本公司的一些发展我们也是非常关注的，他们有着很多的创新。前面有一个企业家提到技术方面的创新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伙伴合作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你们还记得二战之后， 在布雷顿系统崩溃之后，美国的保护主义势头上升，欧洲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保护主义的势头也是非常的高涨，很多反倾销的问题，有些人预期日本的公司，特别是那些电子、电气公司可能是不能生存下去了，但是相反日本公司变得越来越强，日本企业跟韩国企业之间也是有很多的相互合作和借鉴，日本企业也帮助韩国企业来做消费品，日本公司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大，我们也是向他们去学习怎么样吸取规模经济效应的好处，怎么样进一步扩大对美国的出口。我觉得邻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将来不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且整个亚洲地区之间国家的合作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詹姆斯.法罗：非常感谢禹南均先生。下面我想问远藤功教授一个问题，因为你在日本的大学里面教书，现在又到了中国来传授你的这些经验，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在日本的企业方面你有哪些学术研究，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有什么要分享的？

　　远藤功：就像出井伸之先生所的，日本公司花了四十年、五十年的时间才逐渐的全球化的，最主要的一点是要有耐心，我们一直是非常耐心，逐渐的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根据我们的学术理论，让一家公司全球化应该是会有几个阶段的，比如说一开始是做出口，然后再到当地去生产制造，然后变成跨国公司，最后才真正变成一家全球化的公司，索尼公司现在就是一家真正的全球化的公司了，他就经历了我前面所讲到的几个阶段。

　　中国必须要以更加快速的方式去全球化，日本公司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全球化，中国的公司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之内就全球化了。要达到这个目标，你们必须要从日本、韩国或者是其他一些跨国公司那里学习经验教训，然后把这些经验教训运用到你们自己的全球化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现在的经济状况和当时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整个的速度更快了。当日本公司全球化的时候，整个的发展速度，整个的环境不是那么快。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会快得多。

　　詹姆斯.法罗：

　　我想再引申一个问题，你谈到日本公司全球化的四十年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障碍的，比如说美国和欧洲就有政治的反对，你们觉得中国企业会不会也是经历同样的过程，还是说会有不同的阶段？

　　远藤功：当时日本企业不得不走过这个阶段，后来我们体会到，到国外进行本土化的生产也是很重要的，单是出口对当地社区是夺不出很大的贡献的，因此我们强调在海外本土化，并且给当地的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者给当地的社区提供一些援助，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一步一步日本企业真正的全球化了。

　　詹姆斯.法罗：我们刚才听了一个美国人，两个日本人，一个韩国人的说法，接下去我们听一下一位英国人怎么说。听一下彼得.威廉姆森先生的研究当中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彼得.威廉姆森：我想在这里补充一点，要成为一个长期成功的国际化的公司，中国公司就必须要能够成为知识经济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只是产品经济的一部分，现在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产品经济当中，中国公司已经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而且中国企业也是非常有创新性的，中国公司他们是以更少的东西完成了更多的成果，也给更多的大众市场提供了质优价廉的产品，可是我觉得要进入下面一个更高的阶段，中国企业要充分的参与全球的知识经济当中去，要有自己的技术，要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创建自己的专利权，不是仅仅去获取技术，而是要跟一些西方的公司，或者是亚洲的公司来共同开发自己的技术。同时还要收购在欧美的一些小公司，他们本来可能拥有技术了，要把他们的技术拿过来，整合到中国的公司里面来。最后一点是要去创建中国公司自己的品牌。

　　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有两家亚洲公司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品牌，还有宏基、新加坡航空公司都是一些非常知名的亚洲公司，这样就能参与到知识经济当中，而不是仅仅是产品经济当中。

　　詹姆斯.法罗：下面有请冯东明先生说一说，他代表了中国的企业家。我们刚才听了合作关系的重要性，还有更加快速的全球化的问题，另外讲到了充分的参与到知识产权的市场，或者是知识经济当中去，冯先生，您是中国非常成功的一位企业家，你有什么样的评论要做？

　　冯东明：大家下午好！首先刚才韩国的企业家、日本的教授，包括我们美国的主持人，英国的教授，从他们的西方文明的角度，从资本主义社会谈了一下对中国企业的看法，我们作为中国的企业来讲的话，我们实实在在的感觉到的是我们从市场改革开放以后，美国人教会我们做生意，怎么样经营，怎么样成本压低，怎么样把一个便宜的东西不贴牌卖给他，打上他的牌子。日本人到中国来建厂，告诉中国人怎么样现场管理，我们国家的企业现在不是一个缺资本的时候，现在最缺的是一个软实力，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突然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有多少的空间啊。我的经验，我们90年成立的公司，90年的时候南巡讲话还没有开始，93年、94年邓小平讲话，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只开放轻工业，冒出了一批袜子、鞋子，2000年之后，轻工业成熟了，就变成了所谓的传统产品，我们国家变成世界的加工制造中心，2000年之后，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又不太对了，我们在2000年是80%是工业的GDP，20%是第三产业。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出口企业，我们已经非常成熟了，家具制造方面，美国人已经教会我们怎么样制造出一个产品了，我们建立美克美家集团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零售，我们国家的消费开始上来了，开始产生一些中产阶级。05年以后是重化工经济时代来了，日本是上个世纪5、60年代，我们今天才能重化工经济时代，意味着这个阶段你是跑不掉的，今天赚钱有很多方式，用什么游戏规则赚钱，什么样的技术来赚钱，这个是铁的。我们现在IT产业很发达，这个市场，刚刚日本的教授讲了需要十年，我讲的意思是我们今天的本土企业，软势力要增强，刚才说到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美国人没有跟我们讲怎么样建立我们自己的品牌，他把中国变成成本优先，他把只有的研发和设计中心留在美国，他希望中间的防火墙越厚越好，这是人家的利益，互利双赢。我们中国的企业的软实力，这个没有人教你的。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机会很多，真正我们国家到2010年后，改革开放这20年以后，后面的这一段，想和周围的这些国家全球化，进行竞争，尤其拿核心能力去竞争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所以机会是给所有准备好的人。

　　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家来说，现在还是要好好的练内功，师父把我们领进门，学艺要靠自己。

　　谢谢。

　　詹姆斯.法罗：非常感谢。杜维明可以说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导师，我想再引申一下刚才冯东明先生提到的一点，他说中国公司接下去要做的一点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像索尼、LG，像哈佛、剑桥这样的品牌，中国公司的品牌如何建设，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这个问题是不是太难了？

　　彼得.威廉姆森：的确，建设品牌是很难的。我在这里提几点建议。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建立品牌，而是以足够低的成本，足够快的去建设品牌。不要靠什么广告公司在电视上面投大量的广告。我还记得宏基公司的发展，我每次到机场去的时候，我都看到那里的手推车上面都标着宏基的标志，如果说你在电视上面去投放广告的话，你最多只会看30秒钟的时候，我推着机场的手推车，慢慢走出来，可能有十分钟的时间，就像冯先生说，我们必须要用一种创新的，实际的方式来建设品牌。索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出井伸之：：品牌可以说是代表着消费者的体验，并不是简单的靠广告带来的，如果说消费者用了你的服务和产品非常满意，他会留下这个产品或者是服务的印象，建立品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毁损一个品牌却是在一夜之间，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错误，如果不很好的处理的话，就有可能破坏品牌的价值。我觉得中国的品牌应该不仅仅是面向中国人的，也应该是面向全世界的人的。现在中国所生产制造的东西已经是很多了。有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整个的品牌名应该要更好。

　　詹姆斯.法罗：杜维明教授对于文化的非常的深入，特别是对于中西方的文化是非常有造诣的。能不能跟我们说几句。

　　杜维明：我的观点是完全从外行人来说的，我是赞成从月球来看地球的，但是我要加上两点的补充，因为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不同不仅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全球化也是一个区域化和地方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复杂化的过程，作为一个复杂化的过程，要因应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我的了解，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有各种完全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科学技术，不同的创新来面对这样一个大的挑战。一方面放眼世界，要拿出我们的品牌，中国长期是向最先进的美国、西欧、日本学习，同时我们发现现代化导致全球化以后，多元的倾向已经出现了，美国经济上的重要不可质疑的，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周边的日本和韩国可能更直接，印度的出现，龙象之争，中国文化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差不多有一千年，现在是不是重新参照，互相学习。另外还有巴西、俄罗斯，甚至伊斯兰世界还有非洲，假如我们的视野真正是全球的，我们可以做很小的东西但是做得很精，世界80%的市场我们可以掌握，我们也可以做区域性的合作，我们可以到印度投资，我们可以到巴西投资，我们也要放眼全球，使我们的大企业变成世界级的大企业，从分层的方式，以前是明显的线性的发展，假如我们不从现行形成的思考，从网络的思考，从复杂的思考，可能中国的发展在内地就相当的多元多样，这种发展的模式和广州、上海有所不同，中西部的发展模式和沿海有所不同。怎么样内部互相学习，和东亚世界互相学习，然后再扩展到世界，这样一个策略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绝对给企业家非常多的空间，对外要开放，对内还是要开放，开放的意识不管是法律制度，从税收等各种方式，要为企业家创造他们发展的条件，使他们觉得宽松，觉得能够和东亚，能够和世界各方面共同的竞争，这个是一种新的软实力，而不是完全对外的软实力，也是对内的一种软实力，如果这种啊软实力从政府、学术界、媒体大家共同营造，确实可以创造很多的空间，我担心的是近来很多对企业不了解，不认知，认为企业是赚钱，没有对社会有足够的责任，其实企业的发展是整个如何增强国力，如何发展软实力非常好的机制，企业家本身的提高，整个社会、学术各方面对企业家有一种新的认识，和西方、东亚的竞争都是在不卑不亢的状态下，这个是非常困难，但是我想长江商学院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平台，大家向这个方面去努力。

　　詹姆斯.法罗：谢谢。我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所有的这些讨论，软因素，软实力，像知识产权有更高的价值，我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的成功，像日本和韩国一样是从低价值的模式起家的，现在要提高这个价值的话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中国由于员工的素质比较低，知识产权的问题，使得他在提高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现在是暂时的问题还是长期的问题。

　　杜维明：软实力是我的同事提出来的，他提出来美国的国力如果要向世界扩散，只是经济、军事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我认为中国不应该仅仅是一种策略，还应该是一种承诺。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要打品牌，我们内部的凝聚力和核心价值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传统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育文明，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当时有一个说法，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应该至少在40%，现在中国教育的投资是非常非常少的，远远和周边的国家不能相比，刚才赵教授从韩国来的，他说教育教育再教育。这就是我们担心的，教育不应该仅仅是大学教育，要各种不同的方式，把我们的社会资本，把我们的伦理价值要提升，不仅是经济资本，不仅是科学技术，不仅是智商，这方面中国已经相当突出了。我们的大学生在世界各方面，如果考数学都很高，但是人文素养呢，我们对于诚信的观念，我们对于契约、信用、法律制度的理解呢？不是说这就是企业家本身的问题，我相信和政府，和社会的全体有关系，但是企业家因为动力最大，因为风险最大，受到的压力最大，能够掌握的资源最多，而接触的人也特别多，所以企业家在这方面如果能够起头，一方面把内在的活力调动起来，另外了解到我们现在极严重的缺失，我相信可以有新的一条路可以开采出来。

　　詹姆斯.法罗：其他国外的专家你们能不能讲一下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合同制度，现在对中国来说是暂时的还是一个长期的呢？

　　彼得.威廉姆森：我想做一个回应，强调我的同事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中国应该更多的投资于软基础设施的建设，在78年的时候，坦率的说，那个时候很多东西在中国都不存在，后面这几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不能够照搬美国的这一套，应该考虑到中国本身的文化还有经济的现状，建立起符合自己的软的基础设施，但是有的时候让我感到很失望的就是我们不是要去照搬别人的做法，或者在别人的基础上去改进，是你应该在自己的情况上创立自己的模式，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模式。

　　杜维明：学习，当然要向日本、韩国、西方学习，即使在“文化中国”，当然包括中国大陆、中国的台湾、中国的香港，中国的澳门，也包括新加坡，还有海外的华人世界，正是因为英国殖民主义所留下来的比较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所以新加坡和香港在法制这方面做得是比较成功的，台湾有很多乱象，台湾很多的活力用在政治斗争当中，但是活力也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一种助援。刚才剑桥大学的教授提到软实力，或者是软的因素，其实是很心态有关系，和我们个人，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和“认同”有关系，个人如何自我定位，学校如何自我定位，企业界如何自我定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文化认同应该是什么，我们希望让印度人让欧美了解我们是什么，我自己觉得，比如说奥运，有两万多的记者要来中国，大半的记者不是来看奥运，大半的记者是来了解中国，剖析中国，批判中国。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应对世界上的各种现象，有些是中国威胁论，有些认为中国确实是走了一条和谐，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建构人类共同发展的渠道，各种不同的声音都会有，我简单的提一句，我觉得我的朋友詹姆斯去年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关于中国制造业的长文章在美国引起非常大的震撼，从客观的分析，从正面的理解，来颠覆很多其他的媒体对于中国片面的了解。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从这一方面深层的分析，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形象，在塑造品牌，在发展软实力这方面可以创造很多好的条件。

　　冯东明：我们谈增强软实力，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做，或者说刚想到。在座的很多企业都有培训部，2000年以后都有培训中心，很多企业里面有管理学院，我们美克美家集团这个SBU率先成立了管理学院，因为他等不及集团的了，他既然要创造国内的或者是国际的著名品牌必须这样做。软实力，实际上创新，今天很多的企业家到长江商学院来之前，已经有了这样的经历，一般大家更多的讲的卓越运营里面的创新，还有客户亲近区域里面的创新，有增强型创新等等，企业都在研究，还有所谓的有机创新，收购、兼并，大家都在做。我们现在做软实力，只不过是参差不齐，有些企业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禹南均：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下这个问题，而不是从学院派的角度谈问题，我们谈学习、教育，但实际上商业中我们是一起做生意，不是教不是学，我们不比谁差也不比谁好，我们一起赚钱，我们一起盈利。当你考虑这个问题时，不要考虑是谁教谁，谁好谁坏，我想我们应该以更加务实的从生意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如果我们与日本公司来做生意的话，就不会过多的去考虑日本和韩国的外交关系是怎么样，像中国和韩国之间做生意也是这样的，在中国是支持朝鲜的，可是现在经济上中国和韩国走得很近。

　　也许有些人认为在政治上来说韩国没有朝鲜那么重要，可是在商业世界不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生意人，我只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不想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做生意，实际去干，上手去做就是学习的最好的办法。我是做电子行业的，你们知道，当我有了一个新的3G的手机的时候，我是在中国开始使用的，因为在中国，3G的服务更加全面，在内容、通信这方面中国已经非常的发达。一个公司，一个国家，不能够控制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领域，必须是要合作。所谓这种合作就是要建立一个合作伙伴关系，而软实力也是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体现。

　　出井伸之：谈到软实力这个问题，我在索尼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软联盟，就是索爱之间的这种结合，这是50%对50%的合资企业，索爱公司总部设在伦敦，这是瑞典公司和日本公司的一个结合，索尼是一个消费品的公司，爱立信是一个电子产品的公司，虽然是第六的年头，但是我们已经是行业的老大了，这就表明我们的软实力的联盟是非常强大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索尼和三星的合作，索尼为此受到很多日本同行的批评，说为什么索尼不同日本公司而要同韩国公司合作，但是我要说的是，从文化上来说，韩国的三星公司和索尼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我们之前结成了这种软联盟却是非常的坚固，我们一起来制造液晶屏，做得非常的成功。我们并不是要同LG作对，在这么一个复杂世界上，我们总是要与别人相见，我们要与别人相处，我们要知道中国和日本、韩国的不同，但是我们还是要合作，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创造出新的东西。

　　彼得.威廉姆森：关于商学院的地位作用。我们的院长就坐在这儿，长江商学院实际上就最好的体现了刚才说要建软实力的这么一个机构，我每次跟长江商学院的学生一起交流的时候，都得到了很大的收获，我希望他们不要对我收费。我觉得教育机构实际上跟商业界并不是完全独立区分开来的。

　　提问：LG也好，索尼也好，作为韩国和日本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企业，摆脱本国经济发展的普通的水平，率先通过全球化获得一个长足的发展完全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大多数国家的企业来说，会非常大的受制于这个国家总体的经济水平，韩国和日本在经济上都出过不小的问题，韩国在金融危机后有出现过很大的问题，日本也出现过问题，日本整体经济在90年代以后持续的下滑阶段里面还在挣扎，主要原因因为日本也好，韩国也好，有的教授提出来，他们是一个受制于官僚集团主宰的一种市场经济，或者是裙带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提出来，中国要警惕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也给本国带来极大的伤害，作为韩国的大企业负责人和日本的大企业的出井伸之先生，你们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企业家，你们对中国经济以后的宏观经济走向上有什么看法？

　　禹南均：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我是一个商人，我也并不想区分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我在这里就是踏踏实实做我们的业务，不管是哪国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整个全球的贸易情况发生了变化，从自由贸易变成了公正的贸易，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日元那时候开始升值，从很短的时间里面从360日元对100美金变成了低于100日元了，如果我们仅仅受制于民族主义情绪的话，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我们要通过共同的合作伙伴关系，找到解决的办法，来建立更强的软实力。

　　出井伸之：索尼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我是一个日本人，我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实际上，在90年之前，日本都是过分自信了，当时的日本的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合作似乎非常的成功，在日本达成了三点共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当时人们觉得日本内部可以继续享受这种经济增长，股市会持续的上升，不会下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房地产的价格会不断的上升，因为这个国家的国土这么有限，这三点共识其实是错误的，造成了90年代泡沫的破裂，花了12年的时间才慢慢消化了这么一个泡沫，不仅是私营企业做了很大的努力，遭受了很大的困难，实际上日本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或者说是每个日本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都陷入了困境当中。日本必须要减少负债，减少投资。我想中国要从日本过去的经历当中去吸取这个教训，泡沫是有可能会出现的，日本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美国也有过泡沫，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其他的泡沫的例子，在这个泡沫膨胀的过程中没有人相信这是一个泡沫，但是最后他还是破灭了。

　　提问：各位嘉宾，各位教授，大家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请出井伸之先生回答。讲到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国内媒体和一些经济学家往往用日本做例子，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伤害的这样一个背景，请出井伸之给我们一个建议，我们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吸取什么教训。

　　刚才有位嘉宾讲到全球化的各种形式，中国目前似乎还是更多的停留在了出口这样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随着人民币的升值，随着国家对外汇资本的管制的放松，随着我们国际化人才储备越来越丰富，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进行比较高阶的全球化的时代的来临，如果是的话，我我想请冯东明同学或者是台下的郭广昌同学给我们解释一下，尽管很多民营企业也具备了这样的实力，为什么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现象，原因何在。

　　出井伸之：对于全球的企业，像索尼这样的公司来说，我们所做的就是能够降低日元升值所带来的成本的压力，同时尽可能增加非日元的收入，这就是我们作为一家私营企业能够做的事情。如果日元不断升值的话，在95年的时候，那时候日元汇率是最高的，可能是78日元对1美元，几年之前是250日元对1美元，更早的时候是360日元对1美元，对一个私营企业来说，我们只可能尽可能降低用日元花出去的成本，尽可能增加其他货币的收入。我记得实际上当时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日元每升值1日元的话，对我们索尼公司的损失就高达1亿，处于出口的阶段，跟到海外做本土化是不同的，出口只不过是把产品出口，到海外本土就是整个业务都是到海外去发展，那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和挑战，如果能够克服这些挑战的话，你就成为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公司。

　　冯东明：我们今天在座的企业，如果你是出口的话，出口企业人民币如果挺到7，传统的出口企业基本上就没有利润了，必须采取两个方法，就是危机管理，第一个要分散产地，搞不好现在有些企业已经到了越南，越南现在电子产品、服装、自行车也过去了，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面，现在所谓的出口型企业，像一个在水中流动的木筏，始终向最低的地方流，尤其到我们这里投资的台湾企业更是用这种方法。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东莞每天晚上会有一些出口型的企业老板没有了，大部分是台湾、香港的，在今年下半年到最后一个季度的时候，韩国的中小企业在中国没了，韩国现在的外交部都很紧张，整个就放在那儿了。这是什么原因？要不然就因为人民币汇率的增长去分散产地，要不然企业这个是要扛得住，要让产品升级，必须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升级的速度要快于升值，如果慢于它的话就要要很大的成本在那儿支撑。今天的出口企业要想好，产品的产业升级或者是有机性创新，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有溢价能力的，去收购一个批发商，如果还不过瘾还有实力，去把零售店买了，直接就有溢价能力。人民币往上涨是可以的，我们国家增强了，人民币本身的含金量高了，我非常同意郭广昌说的那样，我们在长江商学院谈的时候，政治家不管，我们好好说一下，人民币上涨的话，他的时间和他最后应该在什么时候停住，日本下滑了30%之后的结果，美国也没有捞到便宜，如果人民币涨到3、40%不够的话，整个就垮掉了。我非常同意刚才韩国企业家讲的，我们要做业务，我们要做生意，我们一定要是一个合伙的伙伴关系。

　　杜维明：我对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现代发展提一点感想。有人提出如果中国要现代化最好每个中国人有一部汽车，才标志着我们比较接近美国，还有很多人说我们和美国的差距还很大，北京的问题，上海的问题，塞车的问题非常严重，现在到了贵阳和杭州也是一样。15年前我们曾经谈到，如果中国的模式要像美国一样，地大物博，人口稀少，可以用汽车消费的方式来提高它的国力，这条路要走就不要发展公交、火车，我认为假如中国走了同样这一条路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看起来，大家感同身受，每天都会接触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可能过一段时间，长安街就变成世界最长的停车场了。

　　詹姆斯.法罗：我要再次感谢我们的这几位对话的嘉宾，同时也感谢下面的听众。

　　谢亚芳：谢谢这么多位嘉宾。我想现在可能很多位跟我们一样，有一种吃得很饱的饱足感，现在我们还是得依依不舍的说，2008长江年度论坛倒此圆满结束，但是我相信这不只是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明年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