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话D：东亚企业直面全球化挑战实录

　　新浪财经讯 2008年1月13日，2008长江商学院年度论坛在美丽的海滨城市三亚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展望与东亚共同发展”。新浪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的盛况。上图为主题对话D：东亚企业直面全球化挑战的全部实录。

　　詹姆斯·法罗：谢谢大家参加我们这轮讨论，这次我们邀请了六位非常杰出的嘉宾来参加讨论，并且像上小节一样回答观众的问题。我们所有的发言人拥有非常合格的行业背景，而且他们讨论的主题也是贯穿今天整个会议的。不仅是这节的讨论、还有上节也包括今天上午的讨论，有人谈到了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另外还谈到了新一代的企业家，也许像商学院是他们最好的受教育的地方一样。另外还讲到了中国经济受挑战的地方是什么，上节还谈到了中国的企业家能够从其他国家的企业家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这表明中国的企业还有中国的企业家正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在进入新的阶段必须要这样。过去二十年当中，中国的经济在某种程度正在实现全球化，他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了实现新一轮的成功必须要更深入的去探讨很多的问题，必须要更加深入理解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和商业模式。还有中国的公司之所以能够发展，和与整个世界接轨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我们今天邀请了很多位嘉宾，要谈他们的背景也需要花很多时间，在这里允许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出井伸之先生，是索尼公司的前董事长，现在是索尼公司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自己也是一个全球化公司的总裁；坐在他旁边的是杜维明先生，是长江商学院的名誉教授，同时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是全世界最为著名的研究孔学的人之一；旁边这位是冯东明先生，是美克美家集团的董事长，也是今天长江年度人物奖的获奖者。出井先生代表的是全球的观点，冯先生代表的是本土的观点。下面这位是彼得·威廉姆森先生，他是长江商学院的访问教授；他旁边的是韩国LG电子(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禹南均先生，前几周他们公司在北京做了一个圣诞节灯火的展示。旁边的是远藤功先生，他是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他对公司如何从本土向全球化发展有很深的研究。

　　我们先请国外的嘉宾谈一下他们的观点。比如西方的公司、韩国、日本的公司从各自的角度讲一下他们各自的经历。

　　首先请出井伸之先生，现在索尼被认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公司，他的品牌受到了全球的承认，在各地都是这样。这对于你们公司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从您自己的角度里看，回顾过去几十年索尼发展的经历，你认为中国的公司能够从日本公司那儿学到什么东西？

　　出井伸之：日本只占世界人口的2%，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0%，这是一个优势也是一个劣势，日本是一个小国，人也少，我们要参与全球化，像索尼的收入中日本本土收入只占20%，所以索尼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公司。他们不关心一个公司是来自于哪个国家，他们关心的是这个公司的产品，公司的服务和品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索尼是一个混合型的公司，比如说索尼娱乐公司总部在美国纽约，其他子公司的总部有的在日本，有的在其他地方。业务部的主管是在东京工作的一个韩国人，而其他部门的很多高管也是西方的人士。我认为对一个公司来说，国际形象非常重要。

　　前面史蒂芬·罗奇先生讲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他谈到美国的资本主义。在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比如说在美国金融行业还有IT行业的成功，使得全球的钱流向了美国，一下子手里的钱太多了，在这样一个时期，美国人应该重新考虑一下，美国资本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现在对于金融行业的信心可以说是过度的大。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公司到底应该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当然金融行业会创造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还包括你能够为整个世界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在90年冷战结束之后，这种沙文主义已经不再提了，但是现在美国的这种资本主义是处于一种强势的状态，美国是基于资本来驱动经济，日本仍然是制造业来驱动经济，韩国也有自己的特点，我想在当今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全球体系的形成，而这个新的全球体系是为了未来的发展而形成的。对于美国人来说，需要考虑的是美国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对中国也是这样的。

　　对于索尼公司来说，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我们在97年起动了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索尼在中国的收入应该超过索尼在日本的收入。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如果一个大市场的收入还小于日本小市场的收入的话是没有理由的，这也是我们全球化的一个表现。我们在中国挣钱，我们应该为中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我们当时想到我们索尼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公司应该为东道国的社会做出贡献，这是很不一样的。过去人们讲到全球化的时候，好象就是美国化，现在全球的力量的平衡已经发生变化，俄罗斯、印度也在崛起，亚洲、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如果这些经济体能够有更加密切的合作的话，在以后的十年当中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历史。

　　詹姆斯·法罗：讲到亚洲的未来得话，如果进行很好的协调合作的话，我会感到非常的乐观的。非常感谢您刚才的评论，包括你谈到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全球化的意义，本身的含义也在发生着变化。

　　我现在想请禹南均先生说说，你现在在LG在中国的工作，您知道世界各地很多公司发展的经验，您认为韩国的经验对中国现在企业的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禹南均：我在LG工作了33年，这33年我有23年的时间是在海外生活，对于我来说，要我谈韩国的经验，我自己也常常忘记我是一个韩国人。我记得我在美国生活了15年之久，所以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美国人，后来我又在欧洲生活了5年多，我又觉得我是一个欧洲人，现在我在中国工作生活，我又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如果有很强的民族情结的话是不好的，我在LG工作，从很多的其他公司学到了好的经验。我现在在北京工作，我是韩国LG电子(中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我们总部的很多高级管理人员只有CEO是韩国人，其他的都不是韩国人。这与索尼是不一样的，索尼的CEO是英国人，首席市场营销官，还有财务官很多都是西方人。很多人觉得全球化的公司应该是这样一个模式。

　　我们是非常赞赏索尼的发展历程的，还有其他日本公司的一些发展我们也是非常关注的，他们有着很多的创新。前面有一个企业家提到技术方面的创新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伙伴合作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你们还记得二战之后， 在布雷顿系统崩溃之后，美国的保护主义势头上升，欧洲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保护主义的势头也是非常的高涨，很多反倾销的问题，有些人预期日本的公司，特别是那些电子、电气公司可能是不能生存下去了，但是相反日本公司变得越来越强，日本企业跟韩国企业之间也是有很多的相互合作和借鉴，日本企业也帮助韩国企业来做消费品，日本公司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大，我们也是向他们去学习怎么样吸取规模经济效应的好处，怎么样进一步扩大对美国的出口。我觉得邻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将来不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且整个亚洲地区之间国家的合作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詹姆斯.法罗：非常感谢禹南均先生。下面我想问远藤功教授一个问题，因为你在日本的大学里面教书，现在又到了中国来传授你的这些经验，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在日本的企业方面你有哪些学术研究，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有什么要分享的？

　　远藤功：就像出井伸之先生所的，日本公司花了四十年、五十年的时间才逐渐的全球化的，最主要的一点是要有耐心，我们一直是非常耐心，逐渐的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根据我们的学术理论，让一家公司全球化应该是会有几个阶段的，比如说一开始是做出口，然后再到当地去生产制造，然后变成跨国公司，最后才真正变成一家全球化的公司，索尼公司现在就是一家真正的全球化的公司了，他就经历了我前面所讲到的几个阶段。

　　中国必须要以更加快速的方式去全球化，日本公司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全球化，中国的公司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之内就全球化了。要达到这个目标，你们必须要从日本、韩国或者是其他一些跨国公司那里学习经验教训，然后把这些经验教训运用到你们自己的全球化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现在的经济状况和当时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整个的速度更快了。当日本公司全球化的时候，整个的发展速度，整个的环境不是那么快。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会快得多。

　　詹姆斯.法罗：

　　我想再引申一个问题，你谈到日本公司全球化的四十年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障碍的，比如说美国和欧洲就有政治的反对，你们觉得中国企业会不会也是经历同样的过程，还是说会有不同的阶段？

　　远藤功：当时日本企业不得不走过这个阶段，后来我们体会到，到国外进行本土化的生产也是很重要的，单是出口对当地社区是夺不出很大的贡献的，因此我们强调在海外本土化，并且给当地的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者给当地的社区提供一些援助，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一步一步日本企业真正的全球化了。

　　詹姆斯.法罗：我们刚才听了一个美国人，两个日本人，一个韩国人的说法，接下去我们听一下一位英国人怎么说。听一下彼得.威廉姆森先生的研究当中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彼得.威廉姆森：我想在这里补充一点，要成为一个长期成功的国际化的公司，中国公司就必须要能够成为知识经济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只是产品经济的一部分，现在在全球的供应链和产品经济当中，中国公司已经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而且中国企业也是非常有创新性的，中国公司他们是以更少的东西完成了更多的成果，也给更多的大众市场提供了质优价廉的产品，可是我觉得要进入下面一个更高的阶段，中国企业要充分的参与全球的知识经济当中去，要有自己的技术，要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创建自己的专利权，不是仅仅去获取技术，而是要跟一些西方的公司，或者是亚洲的公司来共同开发自己的技术。同时还要收购在欧美的一些小公司，他们本来可能拥有技术了，要把他们的技术拿过来，整合到中国的公司里面来。最后一点是要去创建中国公司自己的品牌。

　　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有两家亚洲公司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品牌，还有宏基、新加坡航空公司都是一些非常知名的亚洲公司，这样就能参与到知识经济当中，而不是仅仅是产品经济当中。

　　詹姆斯.法罗：下面有请冯东明先生说一说，他代表了中国的企业家。我们刚才听了合作关系的重要性，还有更加快速的全球化的问题，另外讲到了充分的参与到知识产权的市场，或者是知识经济当中去，冯先生，您是中国非常成功的一位企业家，你有什么样的评论要做？

　　冯东明：大家下午好！首先刚才韩国的企业家、日本的教授，包括我们美国的主持人，英国的教授，从他们的西方文明的角度，从资本主义社会谈了一下对中国企业的看法，我们作为中国的企业来讲的话，我们实实在在的感觉到的是我们从市场改革开放以后，美国人教会我们做生意，怎么样经营，怎么样成本压低，怎么样把一个便宜的东西不贴牌卖给他，打上他的牌子。日本人到中国来建厂，告诉中国人怎么样现场管理，我们国家的企业现在不是一个缺资本的时候，现在最缺的是一个软实力，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突然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有多少的空间啊。我的经验，我们90年成立的公司，90年的时候南巡讲话还没有开始，93年、94年邓小平讲话，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只开放轻工业，冒出了一批袜子、鞋子，2000年之后，轻工业成熟了，就变成了所谓的传统产品，我们国家变成世界的加工制造中心，2000年之后，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又不太对了，我们在2000年是80%是工业的GDP，20%是第三产业。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出口企业，我们已经非常成熟了，家具制造方面，美国人已经教会我们怎么样制造出一个产品了，我们建立美克美家集团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零售，我们国家的消费开始上来了，开始产生一些中产阶级。05年以后是重化工经济时代来了，日本是上个世纪5、60年代，我们今天才能重化工经济时代，意味着这个阶段你是跑不掉的，今天赚钱有很多方式，用什么游戏规则赚钱，什么样的技术来赚钱，这个是铁的。我们现在IT产业很发达，这个市场，刚刚日本的教授讲了需要十年，我讲的意思是我们今天的本土企业，软势力要增强，刚才说到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美国人没有跟我们讲怎么样建立我们自己的品牌，他把中国变成成本优先，他把只有的研发和设计中心留在美国，他希望中间的防火墙越厚越好，这是人家的利益，互利双赢。我们中国的企业的软实力，这个没有人教你的。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机会很多，真正我们国家到2010年后，改革开放这20年以后，后面的这一段，想和周围的这些国家全球化，进行竞争，尤其拿核心能力去竞争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所以机会是给所有准备好的人。

　　我想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家来说，现在还是要好好的练内功，师父把我们领进门，学艺要靠自己。

　　谢谢。

　　詹姆斯.法罗：非常感谢。杜维明可以说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导师，我想再引申一下刚才冯东明先生提到的一点，他说中国公司接下去要做的一点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像索尼、LG，像哈佛、剑桥这样的品牌，中国公司的品牌如何建设，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这个问题是不是太难了？

　　彼得.威廉姆森：的确，建设品牌是很难的。我在这里提几点建议。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建立品牌，而是以足够低的成本，足够快的去建设品牌。不要靠什么广告公司在电视上面投大量的广告。我还记得宏基公司的发展，我每次到机场去的时候，我都看到那里的手推车上面都标着宏基的标志，如果说你在电视上面去投放广告的话，你最多只会看30秒钟的时候，我推着机场的手推车，慢慢走出来，可能有十分钟的时间，就像冯先生说，我们必须要用一种创新的，实际的方式来建设品牌。索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出井伸之:品牌可以说是代表着消费者的体验，并不是简单的靠广告带来的，如果说消费者用了你的服务和产品非常满意，他会留下这个产品或者是服务的印象，建立品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毁损一个品牌却是在一夜之间，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错误，如果不很好的处理的话，就有可能破坏品牌的价值。我觉得中国的品牌应该不仅仅是面向中国人的，也应该是面向全世界的人的。现在中国所生产制造的东西已经是很多了。有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整个的品牌名应该要更好。

　　詹姆斯.法罗：杜维明教授对于文化的非常的深入，特别是对于中西方的文化是非常有造诣的。能不能跟我们说几句。

　　杜维明：我的观点是完全从外行人来说的，我是赞成从月球来看地球的，但是我要加上两点的补充，因为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不同不仅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全球化也是一个区域化和地方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复杂化的过程，作为一个复杂化的过程，要因应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我的了解，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有各种完全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科学技术，不同的创新来面对这样一个大的挑战。一方面放眼世界，要拿出我们的品牌，中国长期是向最先进的美国、西欧、日本学习，同时我们发现现代化导致全球化以后，多元的倾向已经出现了，美国经济上的重要不可质疑的，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周边的日本和韩国可能更直接，印度的出现，龙象之争，中国文化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差不多有一千年，现在是不是重新参照，互相学习。另外还有巴西、俄罗斯，甚至伊斯兰世界还有非洲，假如我们的视野真正是全球的，我们可以做很小的东西但是做得很精，世界80%的市场我们可以掌握，我们也可以做区域性的合作，我们可以到印度投资，我们可以到巴西投资，我们也要放眼全球，使我们的大企业变成世界级的大企业，从分层的方式，以前是明显的线性的发展，假如我们不从现行形成的思考，从网络的思考，从复杂的思考，可能中国的发展在内地就相当的多元多样，这种发展的模式和广州、上海有所不同，中西部的发展模式和沿海有所不同。怎么样内部互相学习，和东亚世界互相学习，然后再扩展到世界，这样一个策略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绝对给企业家非常多的空间，对外要开放，对内还是要开放，开放的意识不管是法律制度，从税收等各种方式，要为企业家创造他们发展的条件，使他们觉得宽松，觉得能够和东亚，能够和世界各方面共同的竞争，这个是一种新的软实力，而不是完全对外的软实力，也是对内的一种软实力，如果这种啊软实力从政府、学术界、媒体大家共同营造，确实可以创造很多的空间，我担心的是近来很多对企业不了解，不认知，认为企业是赚钱，没有对社会有足够的责任，其实企业的发展是整个如何增强国力，如何发展软实力非常好的机制，企业家本身的提高，整个社会、学术各方面对企业家有一种新的认识，和西方、东亚的竞争都是在不卑不亢的状态下，这个是非常困难，但是我想长江商学院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平台，大家向这个方面去努力。

　　詹姆斯.法罗：谢谢。我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所有的这些讨论，软因素，软实力，像知识产权有更高的价值，我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的成功，像日本和韩国一样是从低价值的模式起家的，现在要提高这个价值的话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中国由于员工的素质比较低，知识产权的问题，使得他在提高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现在是暂时的问题还是长期的问题。

　　杜维明：软实力是我的同事提出来的，他提出来美国的国力如果要向世界扩散，只是经济、军事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我认为中国不应该仅仅是一种策略，还应该是一种承诺。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要打品牌，我们内部的凝聚力和核心价值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传统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育文明，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当时有一个说法，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应该至少在40%，现在中国教育的投资是非常非常少的，远远和周边的国家不能相比，刚才赵教授从韩国来的，他说教育教育再教育。这就是我们担心的，教育不应该仅仅是大学教育，要各种不同的方式，把我们的社会资本，把我们的伦理价值要提升，不仅是经济资本，不仅是科学技术，不仅是智商，这方面中国已经相当突出了。我们的大学生在世界各方面，如果考数学都很高，但是人文素养呢，我们对于诚信的观念，我们对于契约、信用、法律制度的理解呢？不是说这就是企业家本身的问题，我相信和政府，和社会的全体有关系，但是企业家因为动力最大，因为风险最大，受到的压力最大，能够掌握的资源最多，而接触的人也特别多，所以企业家在这方面如果能够起头，一方面把内在的活力调动起来，另外了解到我们现在极严重的缺失，我相信可以有新的一条路可以开采出来。

　　詹姆斯.法罗：其他国外的专家你们能不能讲一下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合同制度，现在对中国来说是暂时的还是一个长期的呢？

　　彼得.威廉姆森：我想做一个回应，强调我的同事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中国应该更多的投资于软基础设施的建设，在78年的时候，坦率的说，那个时候很多东西在中国都不存在，后面这几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不能够照搬美国的这一套，应该考虑到中国本身的文化还有经济的现状，建立起符合自己的软的基础设施，但是有的时候让我感到很失望的就是我们不是要去照搬别人的做法，或者在别人的基础上去改进，是你应该在自己的情况上创立自己的模式，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模式。

　　杜维明：学习，当然要向日本、韩国、西方学习，即使在“文化中国”，当然包括中国大陆、中国的台湾、中国的香港，中国的澳门，也包括新加坡，还有海外的华人世界，正是因为英国殖民主义所留下来的比较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所以新加坡和香港在法制这方面做得是比较成功的，台湾有很多乱象，台湾很多的活力用在政治斗争当中，但是活力也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一种助援。刚才剑桥大学的教授提到软实力，或者是软的因素，其实是很心态有关系，和我们个人，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和“认同”有关系，个人如何自我定位，学校如何自我定位，企业界如何自我定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文化认同应该是什么，我们希望让印度人让欧美了解我们是什么，我自己觉得，比如说奥运，有两万多的记者要来中国，大半的记者不是来看奥运，大半的记者是来了解中国，剖析中国，批判中国。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应对世界上的各种现象，有些是中国威胁论，有些认为中国确实是走了一条和谐，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建构人类共同发展的渠道，各种不同的声音都会有，我简单的提一句，我觉得我的朋友詹姆斯去年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关于中国制造业的长文章在美国引起非常大的震撼，从客观的分析，从正面的理解，来颠覆很多其他的媒体对于中国片面的了解。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从这一方面深层的分析，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形象，在塑造品牌，在发展软实力这方面可以创造很多好的条件。

　　冯东明：我们谈增强软实力，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做，或者说刚想到。在座的很多企业都有培训部，2000年以后都有培训中心，很多企业里面有管理学院，我们美克美家集团这个SBU率先成立了管理学院，因为他等不及集团的了，他既然要创造国内的或者是国际的著名品牌必须这样做。软实力，实际上创新，今天很多的企业家到长江商学院来之前，已经有了这样的经历，一般大家更多的讲的卓越运营里面的创新，还有客户亲近区域里面的创新，有增强型创新等等，企业都在研究，还有所谓的有机创新，收购、兼并，大家都在做。我们现在做软实力，只不过是参差不齐，有些企业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禹南均：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下这个问题，而不是从学院派的角度谈问题，我们谈学习、教育，但实际上商业中我们是一起做生意，不是教不是学，我们不比谁差也不比谁好，我们一起赚钱，我们一起盈利。当你考虑这个问题时，不要考虑是谁教谁，谁好谁坏，我想我们应该以更加务实的从生意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如果我们与日本公司来做生意的话，就不会过多的去考虑日本和韩国的外交关系是怎么样，像中国和韩国之间做生意也是这样的，在中国是支持朝鲜的，可是现在经济上中国和韩国走得很近。

　　也许有些人认为在政治上来说韩国没有朝鲜那么重要，可是在商业世界不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生意人，我只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不想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做生意，实际去干，上手去做就是学习的最好的办法。我是做电子行业的，你们知道，当我有了一个新的3G的手机的时候，我是在中国开始使用的，因为在中国，3G的服务更加全面，在内容、通信这方面中国已经非常的发达。一个公司，一个国家，不能够控制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领域，必须是要合作。所谓这种合作就是要建立一个合作伙伴关系，而软实力也是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体现。

　　出井伸之：谈到软实力这个问题，我在索尼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软联盟，就是索爱之间的这种结合，这是50%对50%的合资企业，索爱公司总部设在伦敦，这是瑞典公司和日本公司的一个结合，索尼是一个消费品的公司，爱立信是一个电子产品的公司，虽然是第六的年头，但是我们已经是行业的老大了，这就表明我们的软实力的联盟是非常强大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索尼和三星的合作，索尼为此受到很多日本同行的批评，说为什么索尼不同日本公司而要同韩国公司合作，但是我要说的是，从文化上来说，韩国的三星公司和索尼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我们之前结成了这种软联盟却是非常的坚固，我们一起来制造液晶屏，做得非常的成功。我们并不是要同LG作对，在这么一个复杂世界上，我们总是要与别人相见，我们要与别人相处，我们要知道中国和日本、韩国的不同，但是我们还是要合作，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创造出新的东西。

　　彼得.威廉姆森：关于商学院的地位作用。我们的院长就坐在这儿，长江商学院实际上就最好的体现了刚才说要建软实力的这么一个机构，我每次跟长江商学院的学生一起交流的时候，都得到了很大的收获，我希望他们不要对我收费。我觉得教育机构实际上跟商业界并不是完全独立区分开来的。

　　提问：LG也好，索尼也好，作为韩国和日本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企业，摆脱本国经济发展的普通的水平，率先通过全球化获得一个长足的发展完全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大多数国家的企业来说，会非常大的受制于这个国家总体的经济水平，韩国和日本在经济上都出过不小的问题，韩国在金融危机后有出现过很大的问题，日本也出现过问题，日本整体经济在90年代以后持续的下滑阶段里面还在挣扎，主要原因因为日本也好，韩国也好，有的教授提出来，他们是一个受制于官僚集团主宰的一种市场经济，或者是裙带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提出来，中国要警惕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也给本国带来极大的伤害，作为韩国的大企业负责人和日本的大企业的出井伸之先生，你们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企业家，你们对中国经济以后的宏观经济走向上有什么看法？

　　禹南均：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我是一个商人，我也并不想区分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我在这里就是踏踏实实做我们的业务，不管是哪国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整个全球的贸易情况发生了变化，从自由贸易变成了公正的贸易，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日元那时候开始升值，从很短的时间里面从360日元对100美金变成了低于100日元了，如果我们仅仅受制于民族主义情绪的话，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我们要通过共同的合作伙伴关系，找到解决的办法，来建立更强的软实力。

　　出井伸之：索尼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我是一个日本人，我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实际上，在90年之前，日本都是过分自信了，当时的日本的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合作似乎非常的成功，在日本达成了三点共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当时人们觉得日本内部可以继续享受这种经济增长，股市会持续的上升，不会下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房地产的价格会不断的上升，因为这个国家的国土这么有限，这三点共识其实是错误的，造成了90年代泡沫的破裂，花了12年的时间才慢慢消化了这么一个泡沫，不仅是私营企业做了很大的努力，遭受了很大的困难，实际上日本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或者说是每个日本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都陷入了困境当中。日本必须要减少负债，减少投资。我想中国要从日本过去的经历当中去吸取这个教训，泡沫是有可能会出现的，日本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美国也有过泡沫，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其他的泡沫的例子，在这个泡沫膨胀的过程中没有人相信这是一个泡沫，但是最后他还是破灭了。

　　提问：各位嘉宾，各位教授，大家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请出井伸之先生回答。讲到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国内媒体和一些经济学家往往用日本做例子，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伤害的这样一个背景，请出井伸之给我们一个建议，我们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吸取什么教训。

　　刚才有位嘉宾讲到全球化的各种形式，中国目前似乎还是更多的停留在了出口这样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随着人民币的升值，随着国家对外汇资本的管制的放松，随着我们国际化人才储备越来越丰富，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进行比较高阶的全球化的时代的来临，如果是的话，我我想请冯东明同学或者是台下的郭广昌同学给我们解释一下，尽管很多民营企业也具备了这样的实力，为什么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现象，原因何在。

　　出井伸之：对于全球的企业，像索尼这样的公司来说，我们所做的就是能够降低日元升值所带来的成本的压力，同时尽可能增加非日元的收入，这就是我们作为一家私营企业能够做的事情。如果日元不断升值的话，在95年的时候，那时候日元汇率是最高的，可能是78日元对1美元，几年之前是250日元对1美元，更早的时候是360日元对1美元，对一个私营企业来说，我们只可能尽可能降低用日元花出去的成本，尽可能增加其他货币的收入。我记得实际上当时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日元每升值1日元的话，对我们索尼公司的损失就高达1亿，处于出口的阶段，跟到海外做本土化是不同的，出口只不过是把产品出口，到海外本土就是整个业务都是到海外去发展，那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和挑战，如果能够克服这些挑战的话，你就成为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公司。

　　冯东明：我们今天在座的企业，如果你是出口的话，出口企业人民币如果挺到7，传统的出口企业基本上就没有利润了，必须采取两个方法，就是危机管理，第一个要分散产地，搞不好现在有些企业已经到了越南，越南现在电子产品、服装、自行车也过去了，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面，现在所谓的出口型企业，像一个在水中流动的木筏，始终向最低的地方流，尤其到我们这里投资的台湾企业更是用这种方法。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东莞每天晚上会有一些出口型的企业老板没有了，大部分是台湾、香港的，在今年下半年到最后一个季度的时候，韩国的中小企业在中国没了，韩国现在的外交部都很紧张，整个就放在那儿了。这是什么原因？要不然就因为人民币汇率的增长去分散产地，要不然企业这个是要扛得住，要让产品升级，必须在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升级的速度要快于升值，如果慢于它的话就要要很大的成本在那儿支撑。今天的出口企业要想好，产品的产业升级或者是有机性创新，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有溢价能力的，去收购一个批发商，如果还不过瘾还有实力，去把零售店买了，直接就有溢价能力。人民币往上涨是可以的，我们国家增强了，人民币本身的含金量高了，我非常同意郭广昌说的那样，我们在长江商学院谈的时候，政治家不管，我们好好说一下，人民币上涨的话，他的时间和他最后应该在什么时候停住，日本下滑了30%之后的结果，美国也没有捞到便宜，如果人民币涨到3、40%不够的话，整个就垮掉了。我非常同意刚才韩国企业家讲的，我们要做业务，我们要做生意，我们一定要是一个合伙的伙伴关系。

　　杜维明：我对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现代发展提一点感想。有人提出如果中国要现代化最好每个中国人有一部汽车，才标志着我们比较接近美国，还有很多人说我们和美国的差距还很大，北京的问题，上海的问题，塞车的问题非常严重，现在到了贵阳和杭州也是一样。15年前我们曾经谈到，如果中国的模式要像美国一样，地大物博，人口稀少，可以用汽车消费的方式来提高它的国力，这条路要走就不要发展公交、火车，我认为假如中国走了同样这一条路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看起来，大家感同身受，每天都会接触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可能过一段时间，长安街就变成世界最长的停车场了。

　　詹姆斯.法罗：我要再次感谢我们的这几位对话的嘉宾，同时也感谢下面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