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与展望

　　2008年1月12日，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新浪财经对此次盛会进行全程同步报道。以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著名的经济学家樊纲的精彩发言。

　　樊纲：谢谢，我没有讲160年我回到30年，而且刚才张院长说了，一定要在30分钟之内完成30年的分析。今天有幸参加这个会议我想也向大家报告一个我们最近的研究成果，就是我们用2005年的数据对中国过去，比30年长，过去50年，主要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进行了一个标准的计量分析，试图从中找出解释为什么中国过去30年高增长，改革开放发展这些因素都在哪些方面如何起作用？同时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分析再往前看一看，第一是往前看一看，哪些因素还在，哪些因素不在，我们今后20、30年会怎么样，同时提出任务，提出问题，我们需要做怎么样的进一步的改革，所以今天我就从这个，我们最近做的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完，最后的一些技术细节还要落实，还得继续做，但是基本的一些数据已经出来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

    第一个结论就是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确实不仅仅是属于要素投入的结果，很多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我们中国人自己说的，我们没有效率改进，中国人就是投入，就是劳动力便宜，就是靠着资本积累等等，在我们的分析当中，我们过去平均每年9到10的增长速度当中，确实当然要素投入还是主要的部分，79年到88年占6.7%，在全部的增长速度当中。89到98占5.16%，99到05占5.36%，还是主要的部分占60%左右的增长，但是生产力的提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看这张图的最后一行，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说不是劳动生产率，而且我们要素里面用的是人力资本，教育的因素已经含在里面了，扣除了这些投入的因素之后，纯粹可以认为是效率改进，生产率改进造成的增长，90年代大概有4.4%左右，到了99年以后，仍然有3.7.左右，应该说是一个相当高的贡献，相当大的贡献，我们有效率改进的部分。世界上陆陆续续最近两年有一些新的研究，确实得出的结果也是跟我们这个结果相兼容的，比如说美国布鲁金斯基金会去年有一个研究，关于中国和印度生产率，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比较的不是整个GDP的增长，比较的是制造业的增长结论是过去20年，中国全要素的生产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6%，这和我们这个研究基本上也兼容，我们做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生产力的改进，我们就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当然这是一个模型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解释，我是分成两张图来显示，第一行就是刚才的最后一行，这里面就是，下面有各种因素，当然我们还考虑了很多其他因素，有的是不显著，有的是不明显，我们就去掉了，这里面表现的只是相对比较明显和比较显著的一些因素，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一些问题，计量经济学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数据，很多方面的问题，有的东西你没法找到数据，你就没法做下去。

　　第一个因素就是市场化改革，这里面主要是产权关系的变化，主要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占整个经济当中比重的变化，在70、80年代当中就有很大的贡献，90年代的贡献最大，将近1个点的贡献，1个点的增长是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到了99年以后，要素要有所减弱，但是仍然是起作用的，然后就是人力资本的外移效益，这个不等于人力资本，是教育进步之后我们的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增长了所产生的效果。研发投入的增长，在过去仍然很小，在80年代这个还是负的，到了90年代也很小，99年以后略有上升，但是总的来讲迄今为止还是不大。然后就是城市化基础设施这两个因素这几年占的作用非常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现在的很多现象，我们和印度相比，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当你打破了很多瓶颈的时候，而城市化由于打破了过去分散的这种农村工业化，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之后，效率的改变，使得基础设施，利用率的提高，效率的改进对于经济的增长促进是非常大的。外资也有一个外移效应，为什么后面是负的呢？是因为外资占整个投资当中的比率的因素，这个因素这些年是下降的。外贸活动，外贸的增长也是有大量的外移效应，对整个经济的结构的调整，整个经济结构的改变有重大的效果。

　　最后两项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政府的行政成本，这件事对最近这些年的经济，产生一个很大的负效果，什么意思？这两年政府收入是提高了，政府行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提高，政府作为一个负担在经济当中在起负作用，这个负作用在加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政府改革，先把它放这里。还有一个因素是经济结构，我们试图侧重经济结构，这里不细讲了，主要是什么结构？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在80年代这个是负的，这个效果是负的，90年代2000年初还是正的，现在如果算的话，根据我们那个模型他应该是负的，而且是相当严重的负的，因为我们后面要讲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储蓄的比例占GDP的50%是严重的失衡的一种经济的结构，这些因素有改革的因素、制度的因素，包括市场化和政府改革都属于这一类，但是我要讲连经济结构后面都是一些制度的问题，有城市化、基础设施的因素，然后有人力资源教育科技等等改进的这些因素，分析这些因素我想可以使我们，一方面对过去的很多问题给予解释，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未来如何发展，能不能发展给出一种判断，对过去的解释，我们每年3到4个百分点的生产率的提高，是解释中国过去很多现象的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因素，否则的话我们甚至都没法解释，为什么我们过去10年高增长低通胀所有的生产要素这些能源、原材料等等都在涨价，但是我们的价格还是不涨，企业的效率还在提高，企业的利润还在增长，但我们的价格一直这么低，没有中间效率的改进，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都没法接受，因此他确实解释了很多东西，第二解释了改革和开放确实有实实在在的效果，效果就体现在我们效率的提高，我们生产力的释放。第三我们放眼未来，这些因素我们要想判断未来，现在大家老说以后10年、20年、30年，迄今为止都不错，中国经济什么时候停下来？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这些因素哪些还在，哪些不在，哪些弱了点，哪些强了点，我们加以判断。

    总的来讲，所有的这些因素，包括前面的这些因素，包括资本和劳动的这些因素，今后20年基本都在，有些可能会弱一些，但是有些可能会强一些，有些需要我们加强才会更好的发挥作用，这里着重的要讲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劳动力要素，现在你看人力资本这个因素已经在增长的过程当中，起的作用已经开始下降，今后光靠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恐怕确实是。这个因素会逐步逐步地，特别是廉价劳动力的增长，这个因素在今后10、20年显然会弱下去，我尽管不同意中国马上要出现劳动力短缺了，中国的劳动力好像转移问题都解决了，我不太同意这些说法，但是这个因素显然将来会弱下去，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其他的很多因素将来会强起来，比如说人力资本的问题，比如说科研投入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企业创新的因素，过20、30年我们开始搞教育，开始搞研发，但是当你企业还没有走到前沿的时候，整个的科技水平还是很落后的时候，自然你的企业也不会有很多的创新，他是一个过程，一个阶段，但是当你跨越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当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几十年的教育科研，逐步逐步会产生结果。因此像这样的一些因素，城市化的因素，比如说在今后会起更大的作用，会支撑经济的增长。

    这些改革还起不起作用

    现在就到了，从模型我们想要讨论的另一方面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改革还起不起作用？前面说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生产力是靠改革释放出来的。现在有一种说法改革基本到头了，改革也是什么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如果经济改革已经没有什么潜力可挖了的话，那是不是改革这个因素以后就在增长当中就不起作用了，在创造提供生产力提高的方面就不起作用了。这一点是我今天想着重讨论的问题。

　　在我看来，我们中国的改革仍然处在初级阶段，今天大家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说明我们即使在经济体制的领域里面，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改，仍然可以释放出大量的效率，仍然可以去通过制度的改革去改变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来消除各种各样的扭曲，来使我们的经济的增长能够进一步的提高。这里面的因素关于体制的因素，两个因素都大有文章可做，第一个关于市场化，关于我们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改革体系的进一步改革，还有多少事情可以做，我们还有多少价格是扭曲的，多少政府还在那里管制着，从政府改革来讲，我想现在下一步应该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怎么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我们这些年都是负的，如果可以转成正的，我们就可以释放出多少生产力，腐败这些问题我就不多说了。

    最后再集中讲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看最后这个问题，经济结构这个问题，经济结构现在是我们当前经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大量的不平衡，大量的内外不平衡。第一个大的不平衡就是刚才说了，我们的储蓄占GDP的50%，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6%多一点，相应的就是我们的外贸顺差等等这些的扩大，经常项目顺差扩大今年大概会超过10%，外汇储备这么多，投资容易过热，流动性过剩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说储蓄高，大家就说老百姓不花钱，是老百姓不花钱吗？中国最近这些年的数据分析，居民的储蓄率基本稳定在25%到26%的水平，最近10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一方面当然有各种限制居民消费的东西，社保不健全，收入差距，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消费信贷等等这些方面，信用卡的发展，还是有很多有利于消费的增长的，因此基本是稳定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低，消费占GDP的比重的低，首要的基本的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最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储蓄比重的增大，我们看这个图，居民、企业和政府这三者在整个储蓄当中的比例变化，最近几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企业成为了重要的储蓄者，当然这也是积极的结果，最重要的原因是生产力提高了，利润好了，但是在中国利润的变化背后有很多属于制度上的原因。我们看第二点，第一就是资源性的收入，本来应该归全民所有的资源性的收入，在我们这个制度下都是企业的收入，资源本来应该是全民所有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都是全民所有的，资源如果溢价的话，价格上涨的话，这些收入主要应该归国家所有，而在我们的体制下现在都变成了企业的利润，而这些企业都和其他的企业一样，都交30%的所得税，从今年1月开始都只交25%的所得税，都不和国家分享。第二我们的利润，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利润，特别是资源行业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又是不分红的，最近刚刚这方面开始分红，5%，10%，于是就在这样一个财税制度体制下，就使得我们储蓄过高的问题大大积累下来，然后我们的居民的收入现在就越来越在GDP当中的比重就越来越下降，我们不讲别的改革，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改革，即使在这些问题上，这也是进一步的产权的界定，搞了那么多的国有企业，最后都不分红，现在就针对经济结构失调问题进行改革，还不说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就呼唤我们叫新一轮的财税改革，财税改革有很多内容，包括对资源要收租，对资本要分红，然后要理顺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要约束政府的支出行为，刚才前面讲的现在的行政开支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的问题，一系列的财税改革，今天不细讲了，最后要落到什么地方呢？通过政府的财税体制的改革和财税效率的提高，收了这些东西，其他该收的钱收了以后，应该把该退出去的东西退出去，最后落实到降低居民的税收成本 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提高我们消费在GDP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中国人现在不消费，不是因为他有钱不花，而是因为他没钱，是因为他没有钱去消费，最终只有落到这一点，在收入的问题上改变这个结构，我们最后才能在支出上改变这个经济结构，我们的经济结构才能趋于合理，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够可持续。讲这个问题只是一个例子，而且这个例子还不是我们模型当中直接的关于制度改革的这些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结构的问题，而在经济结构的背后，是这些体制需要改革的。

　　宏观经济政策只是一个短期的调整，调整供求关系的一些政策，而根本的问题要使这些问题不重复的反复的出现，要从制度上加以调整。所以从这些角度看，中国的问题不是改革已经完成了，不是改革已经不能再释放出新的增长率了，改革仍然是初级阶段，我们还有大量的事情可做，即使在经济体制领域里面，仍然有大量的事情可做，因此要想保持今后10年、20年或者再一个30年的高增长，我们还要继续改革，而这些改革也许会更难，因为说了很多改革，包括财税改革，财税改革后面都是大的利益阻碍，利益群体，怎么来克服利益群体的阻碍，刚才几位都说了，有改革的动力才能保证今后再有10年、20年的高增长，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