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中国医改30年经历两大阶段

　　2007年12月28日，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邀请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副部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一起就“医疗保障和健康战略”的话题进行一场精彩的对话。

　　李玲：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以我想我们利用这个论坛来回顾一下中国医改30年确确实实非常有意义。我们谈到中国医改30年，把这个背景放大一点，全世界在那个时候开了一个会议，人人享有医疗保健，是当时那个会议上发起的，当时那个会议的背景，实际上是总结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经验，把中国推为模式，就是如何在解决基本医疗服务，就是创造了适合国情的，能为全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这么一个模式。可以说，从78年到现在的30年，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体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应该说都是在往好的方向走，很多国家都是学的中国当时的经验，而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他们又探索到适合他们本国国情的，比如泰国、墨西哥、印度都取得了好的进展，大家可以看一看，78年当时全球医疗卫生的绩效和当时的情况，和今天已经不是一个水准。

　　中国恰恰是逆流而动，走了另外一条路，我们中国当时从78年到今天走的路，跟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医改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把我们的医改分成几段来看，我们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基本上当时中国的改革就是分权让利，我也不管了，你怎么活怎么活，到市场上找钱吧。所以这个分权让利，我们在农村是成功的，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现在30年以后又有一个不同的评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当时的企业有一定的收效。但是医疗是有一定的特色的，我们当时把医院相当于一般的企业，让他去市场上找钱去，如果辨证来看，结合当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当时医院的问题是住院难、手术难，也就是我们的医疗资源部够，也许这种分权让利的手段，确确实实调动了医生、医院的积极性，也调动了社会资源进入医疗领域，确确实实当时是缓解了当时看病存在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总结当时的经验教训的话，我们在放权让利的同时，没有对医疗卫生的特殊性有充分的认识，而且没有配套的措施，也就是说你把这个权和利让给了医院，让给了医生以后，你没有配套的措施来监督管理他，他必定会走到极端，就会走到一个物极必反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值得的教训，90年代以后，大家也知道，所谓我们经济改革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医改深化的过程，那么首先就是94年是我们财政分税制度改革，这个其实对中国的医疗有巨大的影响，因为分税制以后，实权、财权的划分以后，公共卫生的责任、基本医疗的责任都是到地方政府，那么我们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势必加大了我们医疗的不公平性。

　　另外一个，我们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的激励指标是非常强烈的，是以GDP来考核他们的激励指标，所以地方政府应该说都没有太大的积极性来管他们的医疗卫生，所以非常极端的例子，就在我们下面调查的，就是你问一个县的县长，他能把他那个县有多少牛、多少羊，哪怕有多少鸡他都如数家珍的告诉你，因为是算在GDP里面的，但是他不知道有多少人。所以我想在90年代以后，这种考核体制下，医疗是进一步放松，而且也涉及到比较核心的产权的改革，因为90年代当时是整个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所以不可避免的有很多产权改革，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地方政府把医院处置掉。

　　所以弊端我就不详谈了，但是我想任何事物都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些地方的尝试，我觉得也为其他地方的改革提供了非常好的可借鉴的经验。医改的转折点，如果我们回头看30年的改革，应该是03年，SARS爆发，应该给我们的政府和老百姓都是一次警告，就是仅仅抓经济是远远不行的，经济社会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新一任政府的登台扭转了我们的方案，到现在我们的医改方案出来了，应该说我们正在吸取我们从建国49年到现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如何真正能够创造中国特色的医疗改革模式，让老百姓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