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展望论坛之十：区域经济布局和协调(2)

　　主持人(贺灿飞)：下面我想就一些重要的方面稍微谈一下。刚才魏教授谈到主体功能区的问题，这个在十一五规划里面，和十七大报告里面有比较大的阐述。十七大报告里面提到要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实际上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已经正在开展这样的工作，请魏教授谈一下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到底可以起什么作用？

　　魏后凯：从去年到今年我一直参与到主体功能区的研讨当中，现在还没有对外公布。政府部门对这个争论比较大，就是对于它的作用也有不同的争论，我前段时间在《中国经济发展观察》上的写的“对推进行政主体功能区的一些思考”我觉得应该来说，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它对推进我们区域的协调发展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它的主要的作用不在这里，所以我觉得主体功能区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它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包括我们人口、经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怎么协调，这里面包括我们人口的分布和经济的分布怎么协调，经济的分布跟资源生态环境怎么协调，这里面大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怎么和谐发展的问题。

　　第二个主体功能区更多的作用是规范空间开发的尺度，就是哪些地区可以开发、哪些地区是不能开发，或者是哪些地区是禁止开发，哪些地区是重点开发。那么从空间的功能上来看，主体功能区的建设从某种条件上看，这个会向某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倾斜，会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所以我们一方面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它的作用，后面我们还要谈这个问题，区域协调发展有很丰富的内涵，不但是缩小经济差距的问题。但是同时会带来空间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陈秀山：我基本同意魏教授这个观点，我想补充的就是说，主体功能区它不能包罗万象，特别是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在实施过程当中，有一些障碍现在人们估计不足，比如说对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对当地人民的发展权，他的基本福利怎么保障。那么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能不能够保证他们享受到哪怕是基本的公共服务，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现在规划刚刚启动，各级地方政府都在拼命的想把自己挤进重点开发区，又引起了新的一轮博弈，这些问题恐怕需要一些制度和政策的完善。

　　魏后凯：我再补充一点，我很早就觉得，我们不能希望拿主体功能区这么一种东西来解决所有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它有它的特定的作用，不可能就靠主体功能区，把所有的区域问题都可以解决。

　　再一点在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建设过程当中，我觉得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应该是区划、规划、政策和考核四位一体，首先要把区域划出来，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政策和考核指标体系是不行的，比如说对于西部的一些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不让他开发，他做出了牺牲、贡献，所以你就要探讨一种不开发的富裕、不开发的发展、不开发的繁荣，这是一种新的繁荣。所谓的不开发就是不进行大的工业化的建设，那么他地区要发展起来、繁荣起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对于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单纯依靠公共服务是不够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补偿机制的问题。而且有很多跟我们国家区域空间发展的机制有关系，还有一个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口、自然环境的不协调，跟这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外对于哪些地方能开发、哪些地方不能开发，这个是很严格的。

　　陈秀山：各个地方不管有没有发展的条件、不管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就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对GDP有一种盲目的崇拜，这种思路应该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主持人(贺灿飞)：刚才陈教授提到我们国家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建了几实验区，一个是2007年批准的成都和重庆的实验区。还有一个就是武汉和常州设立资源友好型和环境友好型的资源配套实验区，那么他们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想实验什么？为什么一个选择在西部，而而另外一个选择在武汉常州滩附近？

　　陈秀山：现在国家批准的正式是有4个，这个是具有双重意义，第一个是从整个大的区域协调版块来说，东部两个、中部一个、西部一个。 魏后凯：沿海东部是3个，包括深圳，这个是国务院没有批，但是也是按照这个来。东部两个、西部两个，一共是7个。

　　陈秀山：东部沿海地区是从南到北是3个，西部是重庆成都、东部是武汉、常州滩，这个有大的空间格局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在于实验改革区的内容。无论从什么角度，它是综合配套改革。那么之所以前面的定语又不同，那么就考虑到中国地域差异性很大，这些问题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发展的前景任务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以成都和重庆的城乡配套改革实验区为例，我想它可能最根本的是是要解决中国在城市化进程过程当中，怎么样和农村的发展形成一个良性互动。

　　就是通过城市的现代化，能够改变二元结构，又不是说单纯从二元结构变成一元结构，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口，不可能全部的人口在短时间内全部进入到城市。一方面要建设新农村、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同时要城市化。那么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什么？就是我们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农民的利益、农业的利益、农村的利益不断的受到侵害，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问题，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实验区当然应该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大胆的探索。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些实验区跟以前批准特区的不同在于什么地方呢？它可能从中央政府不是给你过多的优惠政策，也不是给什么具体的财力的支持。也不一定说要保证什么什么项目都向什么集中，而更多的是给你制度创新的一种权力，这样更多的体现了改革是进入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过程。

　　魏后凯：现在虽然增加了重庆、成都。但是天津的滨海新区和深圳、浦东的讨论我都参加了，那么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社会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现在还是更加滞后了，那么今后的改革肯定就是综合配套改革。那么第一个是综合、第二个是配套改革，第三个是实验区。国务院真正批的就是天津的滨海新区，上海那个是国务院会议纪要里面批的，后来深圳说，我们也应该作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总理就说了你都是经济特区了，理所当然应该是综合配套实验区。后来沿海就形成了三个综合配套实验区，我们想通过综合配套的实验，来为我们未来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一点经验。

　　那么三个地方都是特区城市、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这个对我们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对东北地区没有什么可借鉴的意义。我网上有一篇文章，就是对推进综合实验改革的一些意见，我就是这么看的，就是在中西部在东北地区增加这些地方。我们国务院批准了在成都和重庆搞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改革，最后在常州滩和武汉都市圈搞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应该说这种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个目的最早不是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服务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肯定，这个不是的。但是在选点的时候，他考虑到这一点了。这个跟我们过去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西部有两个、中部有两个，包括我们东部地区至少也应该有一个了，虽然现在有争论。过去我们编《东北振兴规范》的时候说大连是不错的，但是后来有人说沈阳也比较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东北地区至少有一个，通过布点的区域化，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主持人(贺灿飞)：其实实验区能否成功，取决于很多的条件，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等。我现在请两位能不能预测一下，比如说武汉城都市圈和长株潭到底能不能成功？那么成功以后怎么样向全国推广？

　　魏后凯：这个实际上难度很大。因为我刚才也讲了，我们的改革进入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按照我们有关部门的看法，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实验区应该是有每一个地方有一个突破点，报告是那样写的，但是后来批的时候那个就不一样了，上海主要是薪金体制的改革，后来重庆和成都两个都是一样的，长株潭和武汉又是一样的。实际上你想想建立这种两型社会是一个很大的可能，也是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很重要的方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你资源节约的问题，节能降耗减排都是很大的问题，现在节能降耗减排都是靠行政的办法来解决，还有资源环境税收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可探索的，每一个方面都是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应该说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现在国家主要是给你一个题目，自己去选择，就是允许你先行先试，当然面临的一些问题，也会适当的给予一些资金、政策方面的支持，当然这个可以探索，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陈秀山：改革实验区的批准、申请过程，也是中央和地方一个互动的过程，因为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主要是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这个是全国普遍遇到的问题，所以武汉和长株潭申请下来这个一开始非常的兴奋，但是后来就会发现这是一块硬骨头，不是那么好啃的，这个确确实实是要做一些事情的，这个事情难度很大。

　　魏后凯：假如能够找到一些关键的突破口，能够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城市有一些借鉴是非常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