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敏：政府对房地产业的调控方向不对

　　2007年12月22日第四届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战略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新浪财经图文直播此次大会。以下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级经济师石小敏先生的演讲实录。

　　石小敏：

　　很高兴有机会到这儿跟大家一块交流一些看法。增长和安全的题目，确实抓住当前大家思考的重心，而且增长与安全是跟中国与世界结合在一块来讨论。确实这个题选的不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开完，大家想到的问题都有一种论述。好像总是没有抓住“经”，“经”到底在哪儿，循环的规律性的东西，要点的东西到底在哪儿？好像老是想不透。从金融领域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外行，外行看热闹，谈点感觉，但是长期在经济改革领域里面，还比较偏爱从改革这个角度，从制度校对做分析。所以我想有三点很不专业的心得跟大家进行交流，希望能够有益于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一、现状到底是什么？我讲一点，就是希望能够使我们对现状的认识更深刻。大家都知道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现在是严重处于失衡状态中间，贫富差距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80年代我们是0.2的经济系数，现在一般是0.45、0.45的经济系数。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数据，如果单算城镇几亿人口里最穷的10%人口和最富10%人口的最大差距是9.1倍。那么如果把乡村加上，是21倍，这是05年的数据。

　　最近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武博士做了调查，用很特殊的方式冲破这个统计的困难，通过大量的论证，认为差距太小，实际上城镇这一块差距不是9.1倍，是31倍。城乡不是21倍，应该是55倍。一个是9.1倍，通常的论述都是按照权威的，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论述的，可是王小武博士得出是31倍。城乡之间，加上乡村是55倍，不是21倍。这个调查报告发表在今年7月份的《经济社会比较杂志》上，引起了学术界和政治界一些讨论和关注。现在几乎所有看这份报告的人都认为王小武先生谈论的数据跟自己实际经验的感受是更趋近的，但是对这个方法希望有一个更好的调整和说明。

　　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真实收入状况，反映我们真实政策和制度的架构，反映我们真实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什么？我们现在叫结构性通胀，周齐先生讽刺，我是结构性牙疼。这个结构究竟看清楚没有？我想讲这么一个事情，比如刚才讲的住房需求的时候，一般性的住宅需求，就不能在经济学理论上讲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就看需求里面有收入决定需求。现在以北京为例，特大城市，30%左右是农民工，已经一年半、两年左右的农民工，要求定居在城市的农民工，加上受救济的市民30%左右，然后50%左右所谓中等收入的中等阶层，还有20%的所谓富裕层。低收入阶层要求的是廉租屋，人均5-10平方米，价格很低廉，甚至只付租金的廉租房。而中等收入层实际上是人均10-20平方米左右，现在经济适用房北京市规定人均15平方米，里面有政府的某种程度的支持。剩下10-20%高收入层是商品房。现在是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严重不足，没人提供，比如按照30%左右城市低收入阶层，廉租房面积很小，也得在每年销售面积里能占到5-10%，现在0.5%都不到。所以在房地产上有购买需求的人，统统都在高档住宅商品房发议论。这就不对称。

　　但是这背后就是对这种真正现实的结构分析，由收入结构决定购买力对象，对象哪一块需要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有政策支持性质的，需要政府来做的，哪一项政策是不能管的，政府管商品房，特别是高档商品房，要90平方米，压价格，这本身文不对题。现实究竟是什么？这一点极其重要，而这个过程，这么大的差距，如果不是9.1倍，是31倍，那经济系数是多少？请我们的同学们、专家们去算。而这个过程恰恰是近十几年里迅速加大的，而这迅速加大的过程反映我们在改革上，在发展上有一种失衡，有一种偏颇。我经常用走路来反映。人要正常的走路，应该两条腿。80年代改革的时候，农村第一步走出的是联产承包制，是一个经济改革。第一步迈出去以后，第二步就取消了人民公社，这属于政治改革。所以农村的改革超过十年超常规增长，80年代中期开始在城里搞企业改革，第一步允许在企业里搞奖金、利润留成，这是经济激励。第二步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是企业层面下的改革。尽管厂长负责制也有波折，但是就中国而言，整体上到85年，整个改革在全面展开的时候，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全面展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上面下了很大的决心，搞了政治改革的研讨，准备付诸实施的时候，我们经济改革这条腿滑了很长了，政治改革这条腿还没迈出去，最后就劈叉了，就不稳定。所以这场风波以后，我们就把前腿往后撤，以站稳。但是邓小平南巡，从90年代中后期，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前腿往前划划，后腿往后拖拖，这个走向就没好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有一个现象，就是某些垄断的行业，或者管制的行业，不是被一种现代化的管制，或者一种公平的、透明的竞争所代替，而是越来越强了。

　　二、全球格局调整—全球化

　　近二三十年，我们有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我们有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的过程。现在经济全球化跟20年前、30年前已经有某种质的不同，有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至少来自三点：

　　1、这20、30年正好是信息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高速发展的20、30年。从计算机、互联网，使信息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远远高于传统的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的增长速度，得到一个高速的快速的发展。

　　2、90年代初期的时候，两个冷战结束，两个市场变成一个市场，两个阵营变成一个阵营。

　　3、中国进入全球化体系，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从来没有过13亿人的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加起来超过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甚至加上东欧集团，中国进去。

　　第二点和第三点，整个市场在空间上统一了，加上这些年来不断的修改，整个全球的游戏规则得到了统一。这样我们的全球化就不是这个表示的，一个麻袋装一堆土豆，不恰当表示，30年前我们的全球化应该是一个麻袋装一堆土豆，大土豆牵着小土豆，美国是个大土豆，围着一群小土豆，欧洲有几个国家围着小土豆，日本在亚洲，有个雁队，它是雁队的头。现在的全球化已经形成一个内在有机联系，大强化的结构，有等级的一种结构。这个图就代表这种结构，而美国人在这个结构的高端，它的高端就是它的高技术，就是它的金融服务能力，大大发展高技术，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大大发展金融衍生产品、金融的创新，整个全球的评估、预测跟期货相连的能力在它那儿，它为全球服务，由此美国有了一个黄金十年的发展，这就是1990年-2000年。这是美国的知识经济，特别是1995年以后，有一个高速的发展。美国股市坚挺、美元坚挺、美元升值的一个过程。这个全球化是跟前20、30年的全球化有了一个大大的发展过程，某种程度上有了质的飞跃，但是2000年以后，美国经济发生了调整，它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它高服务经济，跟衍生产品相关联的虚拟经济的发展，高估了，先是网络股，在纳斯达克破灭，经过五年房地产发展，像次贷的东西属于衍生产品的一类，也开始出现比较大的问题。所以从2000年以后，美国经济调整的过程中，从比较高速的、一路看好的情况开始速度下降，这个调整的过程，一个实质性的反映就是美元对于其他，特别是对实物经济和实物资产的一个贬值过程。

　　最明显的实物经济就是石油。从2000年每桶15美元到20美元，现在到100美元，贬值了70-80%。美国对美国本土的房地产贬值了50-100%的幅度。2005年底美国房地产开始出现某种泡沫要破灭的症状以后，更多的，包括美国本土的资金转到全球上来，2005年以后，石油价格涨的更猛，黄金、矿产品，各个国家发展股市有一个快速的上涨，而相比较，从另一个角度看是美元加速这个过程。所以说在新全球化阶段，我们的货币现在全球化了，美元是全球体系的最为重要的货币，全球的结算力，各种各样的结算，美元占了70%左右，不从程度上以美元为本类发展自己货币的国家，这时候就卷到全球货币现象里面去了。在美元升值坚挺的时候，特别是快速增值的时候，尤其现在是上个世纪，1995-2000年，这些国家就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很多跟美元挂钩比较紧的国家，都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当美元贬值的时候，这些国家反过来会出现通货膨胀。

　　把通货膨胀看成个别区域某个部门的产业结构出现问题，这种观点值得深思。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某种程度上首先来自全球经济，尤其来自美元的变化。我们粗粗估计一下，最近这两三年、三四年来，中国的通货膨胀恐怕七成到八成以上，是由于美元贬值过程，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中国来，包括资本家和它上涨，只有10%、20%、30%是国内因素造成的。比如我们减少农业税，提高农民实际劳动成本。我们国内提高劳动成本、资源成本的各种措施，是百亿计、千亿计元来计的，可是国外来的都是万以计的成本计算的。

　　三、管制与社会风险

　　宋国新先生在国内宏观经济预测上有很高的声誉，他几年前就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宏观经济汇率为刚。汇率实际上讲的是金融管制或者叫金融垄断，对内、对外两个方向的金融垄断。除了金融垄断以外，我们实际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资源垄断，或者某种程度上叫要素垄断，其中最大一项是土地。

　　现在我们先看金融垄断。金融垄断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首先声明一下，高效统一的监管和调控与金融垄断是两回事，我们现在的垄断很大程度上是靠行政力量作出垄断。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我们的金融垄断制度是对内和对外的行为不一样，对内是贱买贵卖。比如人民币存款来说，就是以负利率拿来，加上3-4个点，贷出去，存贷利差是全世界相当高的一个空间。一般发达国家存贷差是1个点左右，我们现在是3个点以上，叫做贱买贵卖。可是我们现在对外基本上是贵买贱卖，现在基本上是贵买进美元，贱卖出人民币。在国内是贱买贵卖，对外是贵买贱买，土地也是这样。从老百姓那里贱买，然后贵卖，里面有很高额的利润空间。在国内的贱买贵卖，获得的超额利润，来补充对外循环的这一块贵买贱卖。国内管制和金融管制，对内对外是有连接的，形成一个圈。两个枢纽点，汇率代表、金融管制，特别是对外，土地代表国内各种资源的垄断，主要是土地。现在两只管制的手抓住一个环子，进入全球体系的时候，然后把这个环子扭起来，把我们整个体制、发展状态、发展的结构扭起，形成从中央到学者到老百姓产生极大的不平衡甚至是不公正。

　　刚才说生猪，生猪很大程度生产状态跟土地制度联系在一块的。我们最近几年整个生猪供给，还有一半以上的份额是靠农民的家庭来养的，现在农民家庭生产结构由于城镇化，农民越来越开始讲究卫生等等各种原因，在迅速的衰弱过程中，农村需要迅速的在各个方面，从种粮到养殖形成规模化的养殖能力，但是土地要素不能自由流转，极大的妨碍了这种饲养能力新的供给结构和形成。所以这样一个扭曲，中央这几年来不断讲打破垄断、协调、和谐，但是握着这些垄断环节的手跟脑袋想的事情不是一回事，这里有太多的利益，部门的、地方的、某个环节的，所以叫做特殊利益集团。能不能逐渐的松驰这两个？当外面通货膨胀来的时候，我们能有效的减少它的冲击，把它变成可控的或者可承受的，同时由于松动这两个手，迅速慢慢调整它的结构，使那些生产能力极低的部分，效率极低的部分开始提高效率。我们竞争利于一般制造业，我们国际贸易一般的贸易服务领域，这些年来生产力都有极大的提高，但是最差的是我们的长期垄断部门，包括像我们这些石油、石化等垄断部门，包括我们金融垄断部门，包括整个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链条，都是效能和效率极低的，能不能通过这个使那些落后的环节有一个生产性的释放，用竞争能力的提高，同时提高我们合理的成本？我想这是今后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新的全球化过程中，货币现象是全球现象。为什么97年那一次通货紧缩没有太冲击到中国呢？我个人认为不仅仅是，甚至主要的可能还不是因为我们的金融管制，非常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提前把货币贬值了。我们94年5.7元人民币换1美元，一下贬到8.7%，在冬天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先披上棉袄了。这次美元逐步贬值，特别是这两年加速贬值，我们怎么样化解通胀，来深化我们的改革，抒发出我们新的生产力结构？改变我们的不平衡状态？使我们的收入差距、就业分布都跟新的合理结构结合起来？我想应该是中国今后两三年里面对的主要难题。这里面的核心，怎么把那些并不代表全局利益，也不代表我们的中央意志，但是只代表他们的特殊利益集团、狭隘的利益，却扭曲我们整个结构的关键环节，要能够把它们的弊端揭示出来，怎么改它的方法，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松动它。

　　这是一些观点和体会，谈出来跟各位交流。谢谢大家！

　　主持人：

　　我代大家向您问一个问题，您刚才也讲到关于垄断的问题，您认为在短期内，我们国家一些垄断行业，利益群体的主体，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吗？是不是政府也觉得这种利益集团、垄断集团，应该要改变他们，还是政府要依靠他们，没有改革的动力呢？

　　石小敏：

　　我们看现实，比如资本市场，证券市场，当时90年代我们搞股权分置，国有股占大头，实际上是要保留国有股在这些上市公司的主导地位和控股地位。但是后来大家觉得这种市场是不健康的，提出要改革这个市场。从股权分置改革提出来，到我们前两天开始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大概经历了五到十年，多少人提建议、出办法，为什么能改呢？就是0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起来了，高速发展，各项指标还不错，就是股市不行，后来下决心国九条要改，哪怕让点利，搞点利价，各个方面一致了，有一个过程。最近，各种各样的分析出来，像中石油，那么高的利率从哪来？很大程度上是资源税来，就是国家所谓所有者的权利金，国家拿了多少？一年以前俄罗斯每吨石油税是210美元，后来财政部说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去年一年多收了300-400亿人民币，按美元计是60亿美元，大概2亿吨左右，每吨30美元，加上原来4元，每吨34美元，这跟国际差距很大。垄断部门往往是在国内的部分很低的价格拿到，很丰厚的利润，但是它给国内带来的服务怎么样呢？到处缺油，虽然这里很复杂，但是总之垄断的部门并不真正代表全局利益，实际代表他自己的利益，它的利益在整个配置上有很多不合理之处。所以我刚才讲的时候，我最后一个结论没有讲，很多人认为金融不能开放，我们就应该垄断，我认为这值得考虑的，要打三个问号。我们资本项下按照国际标准，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标准，现在一半已经基本放开不管了，剩下一半内容，我曾经问过，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两项，一是借外债，企业、地方政府、个人不能随便借外债。二是拿国外的外币直接进来，到中国股市炒股。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两项。其中第二项我们已经放开一个300亿美元的口子，其他还有一些，但是很长时间没管，最近开始要管了。比如说摩根斯坦利也好，高胜也好，拿着几百亿到上海外滩买楼房，不管。最近说要控制了，才开始管。我们各种各样的管道流进来的钱，其数量恐怕大大超过我们从正门得到国家监管和统计这块进来的资金，但是对国内的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创业、金融发展，我们太慢了。

　　我觉得亚洲金融危机给提供了一个启示，像香港这样的地区，要看明白了，金融危机冲击到它，把它冲垮了也不容易。中国这么大，中国有香港，中国有很多非常聪明的学者，了解国际动向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家，要说智慧不缺，问题是能不能果断下决策？我觉得更大的风险可能不在于哪天突然把你掏空，20年、30年改革开放成果击跑了，没有个体投资者能够把你袭走。慢慢占你便宜是可能的，刮几十亿美元，那儿刮你几十亿美元是可能的，我觉得中国真正的风险，由于对金融管制，我们无法在实际升值结构调整上作出强调的部署，所以当通货膨胀卷来的时候，就跟社会矛盾，基层各种各样的社会凸现的矛盾开始结合，对穷人、社会基层，各种矛盾上又加了一块通货膨胀，把经济的风险更多的转移到社会风险上去，这个恐怕要值得注意的。更多的转到社会风险上去，这是我希望我们的研究和讨论更多能关注的地方。谢谢大家！

　　主持人：

　　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石小敏先生的精彩演讲。